公众认为代课教师对西部农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身处中国教育最底层的他们却身份尴尬、保障缺失，“代转公”很艰难，但只要不是“最后的铃声”，他们依然会坚持
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村，至今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代课教师”。他们身处中国教育的最底层，身份尴尬、保障缺失，却保障着农村孩子有书读、有学上。
2011年，农历兔年春节，乡村代课教师赵鹏许下愿望：顺利通过大专考试和教师资格证考试，转成公办教师。两年后，赵鹏拿到了这些证件，但他依然是一名随时可能被清退的代课教师。
13年前，年仅18岁的赵鹏以一己之力，在黔西北大山深处租了一家木屋，办起了乡村学校。接下来的几年里，在他和刚念完初一就辍学的妻子张梅的努力下，当地儿童的失学率从90%降到了0。这是一所坐落于国家级贫困县--贵州毕节市大方县雨冲乡油杉河村的山区小学，雨冲乡是贵州省100个极度贫困乡之一。来自方圆几公里绵延群山中的114个学生，就在这个连手机信号都时有时无的学校酝酿着他们的成才梦。
2001年，中编办、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共同颁布的《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中规定，城市、县镇、农村小学的教职工编制分别为19：1、21：1和23：1，这意味着每23个农村学生，财政给一个公办教师名额。而这个规定直到九年之后才在油杉小学化为现实。
2010年，县教育局把4名月薪两千多元的特岗教师分配到这所小学，而这个时候，赵鹏夫妇的月收入加起来还不到1700元，这微薄的薪酬来源于政府划拨的生均教育经费，还并不是每个月都能够按时领取。
代课教师的待遇问题近年来一直饱受关注。对于是否应该提高代课教师待遇，在“2013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中，98.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提高”。
2011年，在赵鹏如愿拿到了贵州师范大学大专函授的毕业证书和教师资格证、本以为可以顺理成章转为公办教师的时候，31岁的他却被挡在了“代转公”的门外。在当年贵州省县“特岗计划招聘对象和条件”里，明确规定特岗教师的招聘是面向取得相应教师资格、年龄在30岁以下的全日制普通中等师范学校应往届师范类专业毕业生，赵鹏因为超龄一年和“非全日制”而失去机会。
清退代课教师，地方政府通常采取两种方式，转成工勤人员或一次性买断，对于这种结果，赵鹏表示难以接受。
像赵鹏一样处境尴尬的代课教师并不少见，据《工人日报》报道，进入2010年，国家以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为由，将对全国44.8万代课教师进行最后的清退。建国后一度撑起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代课教师将再次无奈“告别”。
《小康》调查显示，59.2%的受访者认为代课教师对西部农村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全村教育的支撑”，30.2%的受访者认为“比较重要，对农村教育有较大帮助”。在“2013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之“走进西部农村·贵州教育现状与困境”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也表示，代课教师对于当地农村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就在今年初，贵州省教育厅却发布消息称，今后将严把教师队伍入口关，严禁聘用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担任教师，一律不准新增代课教师。“按照这种说法，我随时可能走人。”赵鹏说，不过他也表示，只要政府不让他走，即便只剩一个学生，他也会教下去。
贵州农村教育现状与困境
农村教育面临的三个最严重问题：学校硬件条件差、孩子普遍不爱学习、巨型大班授课导致的教学效果差
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着力点：保证适龄学生都能进校上学
限制孩子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三大原因：经济上，没有钱读书；观念上，认为读书无用；教育水平低，考试成绩竞争不过城市考生
家长教育孩子面临的困境：资金困难/孩子有逆反心理/孩子不在身边，无暇照看/和孩子有代沟/自己观念上认为读书不重要……
（感谢志愿者赵姗姗等在贵州提供的问卷调查支持）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谭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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