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屠刀

　　汉武帝父子与秦始皇父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汉武帝刘彻在晚年给自己定位：我和秦始皇没任何差别。而汉太子刘据处理危机的手法，又明显借鉴胡亥。

　　这两对父子都存在着政治军事路线上的对立性，秦始皇以暴治天下，扶苏则反对父亲的暴力政治路线。汉武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执行激进的政治军事路线，形同嬴政，而太子刘据就像当年的扶苏一样，是主张走柔性政策路线的，史载：“太子宽厚”。第二代的柔弱宽厚都引来了第一代的不满，扶苏被秦始皇下放到北部，而汉武帝对刘据就有具体的评价：“嫌其材能少”。

　　这两对父子间都缺乏良好沟通。秦始皇死后，远在北边的扶苏居然能被赵高胡亥的假圣旨所蒙骗，而刘彻父子尽管有过一些互动，那些主张暴力政治的官僚曾数次诬告太子，但总是被汉武帝识破，太子也数次转危为安。

　　然而，生活小细节上的摩擦误会，并不能考验这对父子的互信与否，由于父子间长期对管理政策的巨大分歧，导致在决定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们的互信碎了一地。

　　公元前91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巫蛊事件，父子间的猜疑终于发生质变，上升到父子对决。自太子方面而言，他居然想到了当年胡亥和赵高处理危机的手法，越权行事，矫诏捕杀巫蛊事件的祸首江充，然后起兵。这样模仿学习胡亥赵高杀李斯的操作手法，说明刘据一直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设置在秦始皇父子的格局上。历史的惊人相似，连当事人的念头都那么自觉与前人挂钩。

　　自父亲方面而言，汉武帝起初似乎对太子是信任的，听到太子起兵的消息，他判断：“太子不过是因为被江充惹火了，被迫发兵而已。”这说明他们父子间是互信的吗？非也。汉武帝对太子的信任只停留在对巫蛊案情的判断上，而帝国管理者的互信必须是建立在政治军事的基础上，帝王父子毕竟不是常人父子。

　　所以，汉武帝明知道太子冤枉，却最终决定用兵平息，这还是取决于他对太子政治理念的不信任。因为汉武帝明白，刘据一起兵，事情就不会只停留在亲情、诉冤的层面，已经上升到两种政策对决的层面，他们已经不是父子，而是异化为两种政治势力的对决，巫蛊事件，只不过一根导火线而已。他相信太子的无辜，却不相信太子以后对他政治路线的忠诚度。就算太子能饶过他，但围绕太子为核心的政治班子不会饶过他，他有可能变成赵武灵王和齐桓公。

　　这对父子都明白，巫蛊案的清白与否已无关紧要，那一夜的决战，不是因为江充，而是因为帝国以后的政治路途。

　　汉武帝亲临前线，指挥平定太子的叛乱，毫不手软。然而，一旦事态平息，汉武帝又恢复了慈父的面目，他诛杀了当初参与平定太子叛乱的将领和官吏，在太子丧生地方建立思子宫，又建归思台，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然而，如果我们假设一下：巫蛊事件再发生一次，或者说带着事后的心态再回到事态正在进行的当时，汉武帝会换过一种更为柔性的处理手法吗？

　　正确的判断应该是：不会。亲情的归亲情，政治的归政治。汉武帝忍受着父子相残的悲痛亲自指挥平叛行动，丝毫不动摇，宁肯等到叛乱被平息后，再以一个父亲的姿态去发泄自己的悲伤。汉武帝在这方面，区分得很清楚。

　　汉武帝父子间的悲剧，远甚于秦始皇父子，前者将矛盾分歧诉诸军事对抗，后者还只是停留在初发期，没有形诸具体的斗争。然而，秦始皇父子避免了对抗，却没有挽回帝国的覆灭。汉武帝父子未能避免血腥对抗，却挽回了帝国的命运。这或许算是在父子关系上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吧。

　　刘黎平 这是一个早就发生在无数对父子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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