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解题

　　他的海归背景和学者气质、官员身份，以及中国式金融交织在一起，正暗合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美好理想和现实难题

　　周小川，男，1948年出生

　　1975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

　　1985年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1986年11月至1991年9月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

　　1986年12月至1989年12月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

　　1991年9月至1995年9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1995年10月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1996年10月至1998年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1998年2月至2000年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2000年2月至2002年12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2002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2003年1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

　　2013年3月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

　　2013年端午节前后，股市下挫，资金有价无市，利率飙升，银行业哀鸿遍野。“钱荒”空前。

　　此次“钱荒”距离周小川连任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称央行）行长仅仅3个月。作为二十国集团中在位时间最长、两次连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此前并未当选第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次出任央行掌门人已是出人意料，而其连任后应对“钱荒”的举动更令外界惊呼“太意外”。

　　老行长遭遇新“钱荒”

　　6月28日，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周小川做完演讲，“准确地说是念完发言稿”，一位参与论坛报道的记者说，周一改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中规中矩地完成了“规定动作”，旋即遭遇大批媒体围追堵截。“说实话，我想大家都有点失望，干货不多，更没有谈到钱荒。”该记者表示。

　　随后，周小川首度开口谈“钱荒”，他称，这种情况过去没有发生过，银行发放贷款的冲动十分强烈，“需要把银行这种倾向调整回来”。

　　回溯至“钱荒”伊始，周小川及其领导下的央行，直到6月25日才出手救市，而过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央行几乎在第一时间向市场投放资金平抑利率。

　　现任TCW Group Inc.新兴市场分析师表示，周小川希望自己是一个带领中国实现软着陆的人，不愿是一个助长信贷膨胀的人。而6月前十天银行业新增贷款1万亿元人民币，着实让央行忧心，似乎也是央行迟迟未出手的重要缘由。

　　直到6月25日晚间，央行表示已经向一些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28日，周小川明确重申，央行将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和手段实施调节市场流动性，保持市场总体稳定。

　　很明显，周小川及其央行出手救市的举动拯救了连续几天心动过速的资本市场，数据显示，中国同业隔夜拆息连跌8天，一度跌至3.71%，为5月份以来最低水平，上证综指也有小幅上涨。

　　周小川认为，市场、金融机构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教训。

　　此番“钱荒”危机中，周小川和他执掌的央行被外媒解读为“北京的强硬路线”。今年新一届政府着手打击投机性信贷，周小川此举或有意贯彻该要求。而大幅降低对信贷依赖的同时，身为央行掌门的周小川又不得不思考如何避免进一步干扰市场。

　　长期关注中国金融业的新加坡学者侯伟对媒体表示，“周小川的声望现在依然无损，但如果情况没有根本性改变，可能就难保了”。这无疑是未来留给三连任央行掌门的新挑战。

　　激进改革派的尴尬

　　与周小川此次表现出的沉稳不同，曾经在整个80年代和主政证监会时，他都被外界解读为激进派代表。独立评论人袁剑在其文章中提到，“周小川对激进改革的认同，也充分体现在他对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的积极评价上。周小川在多个场合非常热烈地称赞了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或许正是受到这一成功先例的鼓舞，或许是出于某种信念上的执著，周小川在甫一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后，便急切地在自己这块自留地上展开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改革试验。”

　　2000年初，周小川“空降”证监会，与昔日同道高西庆、香港“铁娘子”史美伦等同为海归的同事拉开了资本市场试验改革大幕。至今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彼时的周小川不曾在任何一家基层金融机构服务过，或许他的理论是完美的，但却在异常复杂的中国资本市场显得“水土不服”。

　　履新之初，周小川就尽其所能向市场放权，“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场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周小川认为，证监会应该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

　　改革派的市场宣言书同样令人兴奋：不能以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主管部门自居，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中国证监会将不会直接插手解决问题，也不会承担有关责任；采用超常规的、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培育机构投资者，争取在3-5年内改变散户与机构投资者的比例。

　　随之，出台核准制、退市令、实施独立董事制度、B股对境内居民开放、对外开放引进QFII、接轨国际引入会计准则以及撬动基金黑幕，向“黑庄”宣战等一系列改革接踵推进。

　　“证监会就像裁判员，裁判员最好不要出身于某一个球队，否则别人就会认为你有偏向。”直到2002年12月即将卸任前，周小川在出席“中国：资本之年”论坛上对于证监会的角色定位与当初并无二致。

　　然而，周小川等人的大手笔没有使证监会改革华丽转身，反而在现实中尴尬收场。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导致股民被高位套牢，国有股减持和流通政策执行了3个月被迫终止，监管运动风暴致使证券市场恐慌气氛密布。与股市大盘以牛市开门红迎接新掌门周小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离开时，A股市场进入长达4年的漫漫熊市。

　　前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在完成资本市场调研后，在各种场合多次公开提及“稳定为先”的思路，“不抓股市的止跌回稳，不给证券公司创造正常生存的空间，只顾埋头解决证券公司的违规问题，必定是事倍功半，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同样在当年，周小川被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为“决策者之星”。该知名商业期刊给出理由，在今天看来足够充分：周小川主导的证券市场改革，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袁剑在《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中这样评价周小川：在国际金融界以及真正的头脑清醒者当中，周小川获得了一致赞赏。

　　周小川刚刚入驻证监会时曾说过，“最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股票市场的天气不好，刮风下雨，但是雨后天会晴，也许明天，也许稍晚，人们会看到晴朗的天空。”

　　而让周小川经历证监会“风雨”的激进派思维，与上世纪80年代参与绘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蓝图时的超前思路一脉相承。

　　1986年，周小川开始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该研究所汇集了当时一大批青年学者，“吴敬琏课题组”囊括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人物，如楼继伟、郭树清、谢平、李剑阁等坚定的市场化战士。

　　在80年代这个带有极重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这些新派才俊主张在加强宏观控制、抑制有效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价格、税收、财政、金融、流通、企业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从期间有关论著结集成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中，可见他们想为中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改革方案的浪漫主义愿望。

　　此后，“吴敬琏课题组”用了不到一年，完成了“经济体制中期改革规划纲要”报告，成为当时国家体改委审议的8个方案设计之一。一度，激进的改革路线被社会广泛接受。最终，因为80年代末国内外的政治现实让激进式改革猛然刹车。

　　激进与渐进的复杂情绪

　　2002年12月，周小川接替戴相龙走马上任央行行长一职。在他执掌下的央行十年，堪称周小川的巅峰时代，同时，敏感的人们已经发现，周小川开始由一个激进派转向渐进式改革的同情者，而他自身也从宏观经济研究领域进入到更多细节的技术层面。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称周为学者型行长，南方某媒体则直呼他为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事实上，从周小川的《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一书不难看出，对于激进和渐进他也有着复杂的情绪。他在书中表示，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取了不同于前苏联的渐进式改革，“事实上，没有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在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改革中出现的陷阱需要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才能闯过去。

　　于是，在第一届任期内，周小川带领国有银行高速完成了“惊险一跃”--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此举一直被外界看做周小川最富个性的大手笔。

　　2000年前后，国有大行背负巨额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甚至一度被传“技术上破产”。2002年底，国有四大行不良贷款率为21.4%，按照五级分类不良率则高出4.7%。四大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4.27%，与2000年相比，依然沉疴未去。

　　如何剥离不良资产，周小川在1998年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就曾试水建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按照设想，收购并经营金融机构剥离的本外币不良资产就是该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基于此前经验，已是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提出，以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的举措，成立一家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然后完成国家外汇注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组建。

　　周小川毫无意外地再次陷入争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一篇名为《重新考量银行业改革》的文章中，品评国内银行上市前过于倾向于引进外资的思路不可取，并直言海外上市不应成为国有银行改革的惟一路径。“贱卖论”甚嚣尘上。

　　周小川没有正面回应，而是从侧面进行了间接否定，他提醒那些“贱卖论”者不要忘记商业银行的过去。然而，事实给出了最为给力的答案，国有大行完成股份制改革，成功上市，并跻身全球上市银行的前十名。

　　在这场拯救金融机构的改革中，周小川更冷静地看到了“后改革时代”，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内控机制和信贷文化上需要更长时间的变革，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渐进式过程。似乎，他的预判为近期出现的“钱荒”早就埋下了伏笔。

　　人民币先生的新旧命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周小川又为2008年以来备受争议的货币政策做了辩护性发言，他称“应该说，我国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成绩突出，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许多国家对此很羡慕。”

　　时间回溯至2008年，周小川第一次连任央行行长，开始了其第二届任期。此时，他多了一个称呼“人民币先生”。

　　2008年全球遭遇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年下半年，央行向实体经济投放大量货币，中国广义货币（M2）超长增长年均达140%，这被普遍认为远超经济增长需要，货币政策过度宽松会给通胀埋下隐患。

　　2012年底，周小川第二届任期将满，在多个场合密集回应外界对货币政策的质疑。11月17日，2012财新峰会上，周小川认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2008年，从中国经济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也有一点像自由落体，像一个台阶一下子就下来了。” 11月18日，首届金融街论坛，周小川表示，“首先反应要快，力度要充足。力度究竟怎么合适，不知道，因为危机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计算什么是最合适的，不容易，总体力度大一点，比力度小一点好，当时有一个形容词，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大力度地防范危机的这种调控，我们说凡药三分毒，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现，我们要强调适时退出。”周小川再次用他惯用的类比风格巧妙地回应了货币政策引发通胀的论调。

　　周小川今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是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是13%左右。这个13%是代表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2010年10月货币政策的基调已经由适度宽松正式转为稳健。央行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易热不易冷”。

　　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内，中国经济基本维持了“高增长、低通胀”格局。这与“周小川时代”烙印明显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货币超发不能怪周小川行长个人，他一直处在平衡其他政策所需要的货币支持的角色中。

　　3月13日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要使人民币逐步实现自由兑换，已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策，最早出现是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当时提出要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从经常项目实现自由兑换，到今后要推动的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然而，政府顾问余永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贯反对者，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计划“存在很多环节缺失和一厢情愿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称，在成功推行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等重大金融改革后，预期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成为央行行长新任期的主要任务。而进行了多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被公认为难度高于其他金融系统改革，这无疑是另一道需要这位老行长继续破解的老问题。

　　文｜《小康》特约记者 尤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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