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些小伙伴

　　自古知音最难觅。

　　世间如伯牙与子期的知音着实太少，因此就有岳飞无眠之夜“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的辛酸。

　　正因为这种情谊的弥足珍贵，一旦成为知音之交，也就能激发当事人“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豪情。

　　时代虽然一直在变迁，但这种追求真情意的情怀始终没有变更。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在人生的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帮手”也许会让你的事业和梦想异常精彩。

　　甘愿被合伙人卖了

　　口述嘉御基金董事长兼创始合伙人 卫哲

　　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合伙创业，是人生幸事。从阿里巴巴离开之后，我与六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嘉御基金。我很感激我的合伙人们。我还记得刚开始我们团队做的时候，连办公室都没有，就如同一个皮包公司，我甚至都不能给他们发工资，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得到了所有合伙人的支持，他们跟着我一起不拿工资，渡过了创业之初的艰难时日。

　　能够得到合伙人的支持，跟我一起选择这样一份有“风险”的职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有共同的职业梦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很多人一看到卫哲做基金，就认为我们是做投资的。实则不然，我们是从运营的层面去帮助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我们的帮助，能够得到提高，我们就会觉得快乐，而这快乐，成为凝聚我们的力量。

　　坦白的说，如何建立信任，阿里巴巴对我的影响很大。马云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但他在公司的股份只占5%。对于公司员工，他都会无条件信任，从来不是说你先干活，我再给你股份。也许，他万一信任错卫哲了，就会有损失，但他从不这样想。

　　这也给我在创办新公司时带来了启示——即相对强势的一方，我们应该先退让一步。比如说，就我们整个团队而言，级别越低的人，收入相对越高。我们几个合伙人，刚开始的时候，都不拿工资。我们告诉投资人，先把自己的钱放进来，有风险一起承担。

　　在这点上，我跟我的创始合伙人朱大铭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我俩一起长大，是18年的朋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和而不同。我们能做合伙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相同的价值观下，两人有区别。我们两人的性格、爱好和脾气，全都是互补的——我对数字很敏感，他数字感觉不好；我看业务模式，他看业务团队……如果我们所有的行动都相同，也许基金就有风险了。

　　很多人会有疑问，既然共同做生意，那么肯定有矛盾。坦白的说，这就跟家庭成员之间会吵架一样，矛盾是一定会有的。小摩擦确实不少，但我可以告诉你解决矛盾的方法：碰到问题，在时间、地点和人物上进行调整。今天这个问题谈不下去，那我们放一下，明天谈，在办公室解决不了的问题，去茶馆里聊，我和朱大铭不能达成共识的观点，引入第三个人帮我们分析。在很多情况下，把这三个因素重新调配一下，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在40岁之前，从来不和公司的同事交朋友，很多同事都是我离开原公司之后才成为朋友的。就我个人而言，40岁之前的自己，很难有能力去把握好个人感情和公司制度之间的尺度，但如今的我，处理这些关系，已经能够游刃有余了。

　　也正因为这样，现在的我，从来不忌讳和朋友做生意，合伙伙伴和朋友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我永远都无法预测，哪个朋友能成为生意伙伴，哪个生意伙伴就成了朋友。但是，要成为我的合伙人，首先必须是我的朋友。合伙人与合伙做生意是两码事。合伙人，是那种就算他把我给卖了，我还心甘情愿给他数钱的人。

　　（采访本刊记者 崔玲）

　　先小人后君子

　　口述北极光创投创始合伙人 邓锋

　　我1990年去美国留学，除了追随女朋友，当时也想好了要在硅谷创业，后来到英特尔就是为了混绿卡。

　　上学时，我住在美国人家里，一边在餐厅打工，一边帮所住家庭做家务，除草、洗车、修房子、打家具。当然，也在高科技公司做兼职。

　　硅谷当时是全世界唯一当工程师就能发财的地方，杨致远、扎克伯格都是例子，年轻、只有某一方面的才华，就能把公司做好，其他的事情有人会帮你。在硅谷，规则也很简单，空手道是空手道，柔道是柔道；而在中国是散打，你不知道规则是什么，拳打脚踢都可以，打倒对方就赢，技能、才华、胆量等都需要。

　　1997年底，我和清华的舍友柯严、校友谢青合伙创办NetScreen，做网络安全。谢青负责商务，我负责芯片，柯严负责软件。

　　产品很成功。1998年红杉资本给我们投了 350万美元，根据协定又找来罗伯特·托马斯担任CEO。因为发展战略上的冲突，第二年谢青辞职了。

　　2000年底，谢青创办了新公司，和我们直接竞争。他当时还是NetScreen的重要股东。回头看当年，我的想法没什么变化，觉得创始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是做不长的。

　　合伙制最主要的，第一要有共同的商业利益，第二这个平台能使大家1+12，第三要价值观比较一致，这样能走得长一点。

　　2001年12月，NetScreen登陆纳斯达克。到2004年，Juniper公司出价40亿美元收购了我们，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公司的合伙。我也加入Juniper，成为主管公司战略的副总裁。

　　当时很多人退出来，我觉得就是整合不好。两家公司规模差不多，Juniper略大一点，但两家公司的文化都很强，都是行业翘楚。他说我买了你，我要把公司战略整合起来，你应该听我的；这边说，你这个根本不靠谱，你外行领导内行。结果，谁也不服谁。

　　当时我希望以后做的事能更多地跟中国结合，但做什么还没想好，本来想做天使投资和民营智库。是柯严来找我，说要做风险投资，所以2005年回国创办了北极光，我们有多位合伙人。柯严现在对风投兴趣没那么大了，不太介入公司事务，但我却越做越有兴趣。

　　合伙是一个商业模式，有些行业家族企业就可以，但高科技领域合伙更容易成功。高科技人才不是靠工资就行的，硅谷都是股票期权，优秀员工都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工会，因为不需要，都是股东。

　　我觉得合伙做事情，要在一开始就清楚地把控制和利益分配确定好，先小人、后君子。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一起尽情跑调

　　口述诺基亚成长伙伴基金（NGP）合伙人 邓元鋆

　　2006年左右，我开始对移动应用很有兴趣，参加了AAMA亚杰商会，成为摇篮计划的导师，为创业者提供帮助。当时与优视科技(UC浏览器)和赶集网有合作。

　　那时NGP在中国已经在运营，我跟他们也有合作，比如把优视科技介绍给他们。后来，我去AMD工作了一年多时，NGP在中国的合伙人Paul Asel要回美国，他跟我有几次长谈，希望我接替他。在AMD我也想做移动，但种种原因，没做成。于是，在AMD工作两年期满，我决定去NGP。

　　从职业经理人到合伙人或投资者，确实变化挺大。风投的好处是，我每年见几百家公司，每家都有他的创意、技术、模式，年轻人很有朝气和理想，然后你从里面找机会，帮他们成功，成就感非常大。

　　NGP有5个合伙人和一些专业投资人分布在全球几个大区（美、中、欧、印），各自寻找投资机会。我们每星期都有一次电话会议，每季度会有面对面交流。每个投资领域都有专人全球性地去盯，然后互相分享。本地团队每年要把数百个项目筛选到二三十个，再选出五到十个，然后提到全球层面审议，比如一个做数字广告的项目，就会找精通广告的合伙人来看，然后大家讨论。最后要把钱拿出来了，就要五个合伙人投票。每次还会找本地区外一个专门挑毛病的人（因为我们怕彼此会碍于面子），他会汇总其他合伙人和团队的意见，我们的团队就要解答这些问题。

　　合伙制最重要的是合伙人间的化学反应，互相尊重，优势互补。大家的理念要一致，对彼此风格要理解尊重，不能为一个项目吵得不可开交。我们每次开会都有一些团队活动，今年初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上个月在中国开的全球合伙人会议，开完会我们去游览了故宫、天安门，还跑到钱柜去喝酒、K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尽情跑调。

　　同样，投资最重要的是投人，这个CEO、这个团队是否有能力将创意带向成功？几个合伙人是否有足够胸怀？不能总说我是老大如何如何。作为老板，能够听意见，是最重要的。都是老大说了算，但你没这个专业能力，就会走弯路。一个项目总是有太多未知数，但如果你投对了人，他遇到问题能够想办法解决，遇到改变能积极适应，就可能取得成功。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专横”地反对他

　　口述广州铭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虎

　　都说朋友不能在一起做事，否则最后可能连朋友都无法做。但我和现在的合作伙伴就是认识了近20年的朋友，我们性格、爱好都大不相同，但在事业上却能相辅相成，配合默契。

　　他曾是我朋友的朋友，我们偶然在一个饭局上认识。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地产行业工作，而他已经是商界的“风云人物”了。

　　那时，他做的行业都挺高端、挺前沿，他最看好IT业，还曾经投资了一个很大的软件公司。我因为对中国的房地产充满信心，当时总劝他也投入一些资金在地产领域。但他不但对地产没兴趣，还有点瞧不起这个行业——“不就是找几个建筑队当包工头嘛，我可干不来这活儿”。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还是会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只是彼此的事业从来没有交集过。

　　大概在90年代末，他有机会可以在一个城市中心位置拿到几块地，于是就劝我辞职和他一块做，而我还不想辞职，就劝他自己开发。他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把地让给了别人。我很为他可惜，觉得他失去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可他并不以为然。

　　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他才逐渐也改变了对房地产的偏见，意识到当初不应该把大好机会拱手相让。于是，我们见面时的话题，常常是彼此埋怨。他怨我没魄力自己出来做事，我怨他错失良机。就这样在相互埋怨和遗憾中，又过了十年。直到去年，我从合生创展离开，我们才终于有了现在合作的机会，从朋友关系变成了合伙人关系。

　　我一直认为，合作中一定要有一个人有经验和能力足够应对各种问题，并能保持冷静。我们俩之间，我就是相对冷静的那个。他之前对地产有成见，所以了解不多，在改变想法之后热情又变得很高，等进入这个行业后，他经常会在别人的影响下对一些项目兴奋不已，我就经常给他泼冷水，浇醒他。

　　曾经，他看好海南地产，想在那里投资。但是我在地产行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深知海南已是块被分割的蛋糕，巨型的地产公司早已占据了优质资源，而且海南的地产会受全国市场的影响，很难把握。所以，我坚决地把项目拦了下来。前段时间，他去海南一个朋友的酒店度假，回来又跟我说，人家的酒店有多好，多棒。如果我们投资一个也会怎么怎么样。我只好又把酒店管理的复杂给他讲了一遍，再次压制了他的投资欲。

　　我如此“专横”地反对他的想法，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合作仍然非常愉快。其实，在合作中，坦诚相对并不影响彼此的关系，也许还会促进彼此的信任。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策划｜天下工作室

　　文｜本刊记者 崔玲 赵福帅 修思禹

　　编辑｜本刊记者 罗影

　　图｜本刊记者 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