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的北京

　　--写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三十二周年之际

　　金风飞旋，寒夜初长，此间正值京城初秋，若是明知故问：现在是什么时节？相信鲁迅先生一定会出乎意料地答你：“夏末冬初！”在小说《鸭的喜剧》中，鲁迅这样写道：“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自1912年至1926年间，鲁迅在北京生活了十四个年头，经历了十数个冬夏。如今，正是在这夏末冬初的时节里，即将迎来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三十二周年纪念日，正当此时，不妨说一说鲁迅和他的北京。

　　钞古碑的岁月

　　不知是不是后人把鲁迅在北京的时日想象得过于美好和激昂，以为鲁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几年间，一直过着“一呼百应”的革命者生活，成日忙于参加各种“运动”。实际上，鲁迅在北京的大半时光，过得甚是沉寂，“我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自己就这样说道。

　　1912年，正处于辛亥革命的落潮期间，鲁迅抱着读书做学问的目的，随着教育部的北迁来到北京。不过，在北京的生活并不像鲁迅想象中的美好，冷清的学术气息和社会氛围着实让鲁迅感到沉闷。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中钞古碑，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就在那小说中的S会馆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终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

　　这就是鲁迅记忆中最初的北京生活，惨淡、消沉、孤寂，甚至还有一丝阴冷的气氛。散文诗《求乞者》中提到的“灰土，灰土”，“四面都是灰土”，也成为鲁迅对北京最为直观的印象。在鲁迅最初到达北京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中记下：“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迷望黄土，无可观览。”当鲁迅后来迁至厦门，说起厦门的气候，也不免回忆到北京：“此时又在发风，几乎日日这样，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灰土既是鲁迅这个来自绍兴的水乡人对北京的直观印象，恐怕也是他在北京的岁月中，最为惨淡的心境的体现。

　　林语堂将鲁迅在北京钞古碑的岁月称为他的一个“蛰伏期”，这个时期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鲁迅真正形成他自己的“骨骼”的时候。在这段时期，鲁迅埋头古籍，外面也没有什么运动，只是沉闷，不过，这段“未曾经验的无聊”却使鲁迅在思想上日渐成熟，也奠定了鲁迅写作的阴冷基调，孕育了随即喷薄而出的“呐喊”之声。

　　“路人们的干枯”

　　在北京的鲁迅是寂寞的，而他笔下的北京却又是另一种模样，读罢鲁迅在北京时期的作品，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鲁迅笔下的北京是那样的拥挤和逼仄，甚至常有压抑的情绪。这种感觉是通过描写无数的看客营造出来的，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在他的散文中，也在他的日记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当时北京市民的群像。“路人”，成为鲁迅最关注的对象，或许正是一张张相似却互不熟识的脸，勾画出鲁迅对北京最深刻的印象。

　　且看《示众》这篇小说，由于一个示众犯人的出现，路人一层又一层地“塞”在了犯人的周围，有老头子，有大汉，有老妈子，有胖孩子，还有小学生，他们看着示众的犯人，犯人也看着他们，直到“苏州俏”碰了车夫，车夫推了孩子，孩子扭身撞得老妈子一个踉跄……鲁迅并不侧重于情节的叙述，而是展现视角的游移，从看客的头顶写到脖子，从脖子写到巡警的刀，从刀写到“向右一歪”的屁股，再写到“苏州俏”的发型和旁边车夫的鼻梁……就在这“填补空位”的拥挤与推搡之间，一幅街景的漫画就这样铺陈在眼前。

　　这并不全是虚构，其实鲁迅自己也生活在拥挤之中，当他去参加私立学校的游艺大会，“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他去药房买药，“只好下了十二分的决心，猛力冲锋；一冲，可就冲进去了”；他去戏院看戏，“人都满了，连自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想抽身出去，“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我后无回路，自然挤而又挤，终于出了大门”。如此生动的描写不禁让人哑然失笑，原来鲁迅先生也时常遭遇这样的窘境！

　　不过，最令鲁迅感到悲哀和绝望的是，这些看客其实都只是为了“围观”而“围观”，毫无意义地推搡、拥挤，看客之间互不理睬、互不交流，也从不付出真切的同情，甚至是漠不关心，但他们却煞有介事，正是这毫无意义却煞有介事的“围观”才让人觉得可笑，更让人觉得悲凉。鲁迅笔下的路人，都麻木得“干枯”，“没有实质的灵魂”，“一大群在那里蠢动”。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笔下的北京，拥挤的是身体，空洞的却是灵魂。

　　【原载2013年9月23日《工人日报·开卷》】

　　○韩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