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造词能力实在强大—周振鹤谈语言接触之趣

　　中国语言与欧洲语言的接触，最初发生于晚明。一方面是欧洲语言与中国的通用语（官话）的接触，另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欧洲语言与某一种汉语方言的接触

　　2013年9月28日~29日，复旦大学的一场话题很小众的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众多的旁听者，研讨会的主题是“闽南话与西班牙语的接触”。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韩可龙(Henning Klter)、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的马诺（Emanuele Raini）等外国学者，熟练地援引400多年前的闽南话，让人深感历史因果之妙。晚明方块字与西洋楔形文字的一次碰撞，造就了今日一个奇妙的论题。

　　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中国以被发现的姿势进入全球化，中西文化以平等的姿态进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语言是文化接触中的重要接触层面，且是首当其冲的一面。早在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强势外语英语与强势方言粤语发生接触之前，是西班牙语与闽南话的接触。从漳州到马尼拉，闽南话成为区域性国际语言。传教士用罗马字记录下当时闽南话、南京官话等读音，使“古人云”不仅可视，而且可听。

　　就中西语言接触、方言与普通话、新词汇的产生等话题，《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了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周振鹤先生。

　　中欧语言的接触始于晚明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会想起专门为西班牙语与闽南话的接触开一个研讨会？人们往往了解英语与粤语、上海话的接触，但是对于前者了解不多。前者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有何研究意义？

　　周振鹤：汉语与域外语言的接触中，日语与汉语的接触大家比较熟悉，日语借用很多汉字，很多汉语词汇就输入到日语中，日语中创造的很多新词，也会反馈到汉语中。

　　中国语言与欧洲语言接触的具体过程，研究的人不太多。我在1980、1990年代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写过《十九二十世纪之际中日欧语言接触研究—以历史、经济、封建三译语为说》这样的文章。

　　中国语言与欧洲语言的接触，最初发生于晚明。一方面是欧洲语言与中国的通用语（官话）接触，另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欧洲语言与某一种汉语方言的接触。此两方面为中欧语言接触之始，这是我的看法。

　　在这语言接触之始，东南亚的位置非常特殊。传教士于晚晴前来及于晚清再来，都是先抵东南亚再到中国，因为中国闭关锁国，他们一时还进不了中国，就先在东南亚的华人中传教，传教过程中就发生语言接触。他们必须学中国人讲的话，才能传教。欧洲殖民者最早亦是于晚明来到东方，通商、定居过程中也发生了语言接触。

　　非常凑巧的是，明朝政府原来一直实行海禁政策，直到隆庆元年（1567）才弛禁，允许中国人合法进行航海贸易，大量闽南人来往于马尼拉与漳州的月港之间，进行获利颇丰的合法贸易，有的甚至长期居住于马尼拉，组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商人与传教士都必须经常与这些华人打交道，以维持统治和进行贸易与传教活动，于是在西班牙语与闽南语之间发生接触，后来就形成了极为珍贵的一些两种语言对照的辞书与语法书。

　　十几年后，利玛窦、罗明坚等传教士到澳门、肇庆、韶关等地，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习得官话，编成《葡汉字典》。知道《葡汉字典》的人较多，对于西班牙语与闽南话的接触，知道的人较少。

　　《瞭望东方周刊》：西班牙语与闽南话接触所存留下来的史料如何，其中有哪些重要的信息？

　　周振鹤：从目录上看存有十几、二十种闽南语与西班牙语接触的材料，实际能找到的可能只有四五种，至多五六种。这些史料使我们见到400年前的闽南话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闽南话与现在的闽南话有所区别—现在的闽南话已经向普通话靠近了。

　　16世纪西洋人来了以后，汉语才有罗马字的记音，才能较确切地知道被标注的字怎样读。古代常用一个汉字标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但是，后人又怎么知道用以标音的字在当时读什么音？

　　比如，“龟兹”绝对不能念成今音gui zi，那就要被人笑话，而似乎应该读作qiu ci。最早给“龟兹”注音的是东汉人应劭，他在《汉书·地理志》龟兹县下注：“龟兹音丘慈。”五百年后，中唐的李贤注《后汉书·西域传》云：“龟兹读曰丘慈。”

　　然而问题正出在这里：汉字不是表音文字，而古今字音的变化又很大，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把现在“丘慈”的读音（qiu ci）当成汉唐时期的“丘慈”的读音呢？

　　《瞭望东方周刊》：像闽南话这样对于历史研究有特殊重要性的方言还有哪些？

　　周振鹤：每一种方言都有研究的重要性。方言是一种很好的语言资料。在所有汉语方言里头，闽南话的保存形式是最为古老的。我们要看汉语的古老形式，在闽南语中可以看出来很多，所以意义很大。

　　汉语非常强势

　　《瞭望东方周刊》：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语言被输往了世界各地，但在中国，即便是在澳门，汉语的主体地位也从未被动摇，语言接触的结果也只是出现了澳门番语、广东英语、洋泾浜英语等，原因是什么？在同样历史悠久的印度，葡萄牙语一度在果阿很流行，葡语与这两个古老文明的接触为何呈现迥异的形态？

　　周振鹤：因为汉语非常强势，背靠几千年的历史，是发展很充分的语言，中国人口又多，地域又广，不大容易被同化掉。

　　印度次大陆从未自主形成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印度多半是外来势力进入后促成的，如蒙古人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在英国人进入印度以前，印度是分裂的各个土邦，语言是分散的，各土邦的语言都不一样。

　　加之印度人不像中国人这么重历史，印度人的思维是在逻辑、冥想上面，他们认为一个问题、一个事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事件本身到底是怎么样的，至于这个时间到底发生在500年前还是1000年前，并不重要。所以，可以看到佛教教义的影响很高深。印度的历史则年代极其模糊，很少有可考的准确纪年。文化就是这样，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中国文化底蕴很好，中国文字历史就很悠久，商朝的甲骨文有3000多年的历史，甲骨文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了，在甲骨文之前肯定还有其他文字，只是没有留存下来。

　　新词汇的诞生

　　《瞭望东方周刊》：从历史上，新词汇被大量注入体现了一种怎样的时代征兆？

　　周振鹤：新词汇一般出现在与外来文化发生深度交汇的时候，自身发展中亦会有新词汇生成，比如单音节词，后来就变成多音节词，有双音节、三音节词，甚至四字成语。因为社会向前发展，社会现象越来越复杂、事物越来越丰富，要描述它，语言本身就会发展，旧的、不适应的就会死掉，新的不断产生。

　　大量新词汇的出现及语法上的变迁，经常是语言接触的结果，研究语言接触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比如，佛教进入中土，大量的印度词汇亦随之而来。我们过去只有“宇宙”，没有“世界”，佛教来了，也就有了“世界”；过去关于数的概念里我们最重的是“九”，佛教进来以后，就变成“十”，上古天下分为九州，唐代时天下就分为十道，“九”代表着还可以再发展，三多九如，“十”则代表完备，十全十美，“九”与“十”代表着两种文化，“九”是本土的，“十”是外来的。

　　晚明以来，新词汇也大量出现，有很多词，我们觉得是晚清出现的，其实晚明已经有了。像“逻辑”这个词的译名最后是民国初年定下来的，从其首译“名理”开始，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各种译语历程，才终于定为音译这个结果。

　　保留方言是有价值的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方言，持主动保护的态度较好，还是任其自由发展较好？

　　周振鹤：方言需要保护，不然的话，就会慢慢消亡。有的人说，讲话就是为了交流，交流用普通话就够了，方言消失就由它去，这是一种不聪明的说法。

　　每一种方言就代表一种文化，大文化、小文化都代表了。方言里头还有土语，土语后头亦有土语文化。所以，保留方言是有价值的。

　　大家都需用共同语交流，方言成分就会慢慢变少，尤其吴方言和闽方言—我指的是闽方言中的一部分，比如，福州方言，若不保护，就没有了，因为福州方言没有后盾。闽南话有台湾这个后盾，粤语有港澳的后盾，没有生存之虞。

　　弱势的是上海方言。吴方言区的人比较温和，虽然上海人对讲上海话有优越感，但是，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方言而有过分举止。在广东做粤语的节目很自然，在上海推沪语的节目就很敏感。公共汽车上完全可以用上海话报站，对幼儿园的小孩在教讲普通话的同时也允许他们讲上海话。

　　一个人完全有能力同时接受几种语言的，为什么要把方言消灭掉呢？更没有必要大家都模仿中央电视台的播音腔。语言只是为了交流，兰银官话只有三声，外地人在兰州听当地人讲话完全听得懂的，只是觉得发音有点奇怪，并不妨碍交流。

　　《瞭望东方周刊》：方言有优劣吗？有上海本土作家也在反思上海话的表达力不足。

　　周振鹤：方言没有优劣，认为某种方言低档的人是很滑稽的。觉得上海话的表达力不够，只是因为吴方言有时候表达不了现代的东西。

　　关于方言的产生，可以由两个比喻来阐释。一个是“礼失求诸野”，中心不断出新，古老成分的就推到外围；另一个是一块布不断地洗会褪色，古老语言的味道就越来越淡，越洗越白，越来越靠近通用语，边缘没有洗到，就保持原色。中间部分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洗到，会保持着一些红点点。这样，边缘与中央的部分，亦即北方个别地点和南方可能会存在相同的红色。

　　比如说小孩调皮，闽南话叫“贱”，山东有个地方也是这样讲的。照理说山东话不应该与闽南话一样，但因为古语中普遍使用“贱”来指小孩调皮，后来其他地方都改变了，只有闽南与山东某个偏僻地方留下了这种用法。

　　“普通话”与首都

　　《瞭望东方周刊》：传教士留下的晚明清初的文献表明，明清时的“普通话”与首都没有必然联系，这颠覆了很多人认为首都在哪里，“普通话”就应该是哪里方言的想象。

　　周振鹤：我们现在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大家会认为因为北京已经做了600多年的首都，通用语就应该以首都音为标准，其实，这是误会。

　　明朝是用南京官话作为标准音的，清朝也是这样。直至19世纪以后，北京官话才慢慢占优势，这与外国人到来有一定关系，外国人到北京多了，跟宫廷里讲北京话的人打交道。

　　再有就是满洲人入关汉化后，我估计讲的就是北京话，不太可能千里迢迢去学南京官话，但是，北京话依然没成为统治语言，因为长期以来标准方言都是南京官话。我的推测，是雍正让这个局面开始起了变化。雍正六年，发布圣谕，称福建、广东这两省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官员上朝汇报工作，皇帝都听不懂，便在这两处设立了正音书院以训练读书人讲普通话。

　　孔子学院和网络造词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设立孔子学院等形式的官方推动的语言接触，有人批评办成了语言培训班，也有人认为把语言教好就够了，语言和文化是否可以适度地分离，先进行较纯粹的语言培训，再由个人去自发地领略文化？

　　周振鹤：我一直主张孔子学院不要急于传播文化，重点在教语言，热爱不热爱中国文化是他们自己的事。教外国人“二人转”、包饺子没什么大意思，甚至还会产生误导，让外国人以为这些就是中国文化。文化不能教的，认同某种文化应该出于个人意愿。教好外国人怎样讲中国话、怎样看中国书、怎样写汉字，怎样在中国赚到钱，这就很好。人家为利而来，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其他国家的人——我们的文化底蕴一直就有，何以过去没有人这么热衷汉语？教人家无利可得的东西不会有积极的回响。在当前以利益为主导的世界中，经济永远是汉语热最重要的动力。

　　《瞭望东方周刊》：互联网体现出很强的造词能力，其中大部分新造词只是体现了数字时代的乱码感，但也有小部分词，比如“人艰不拆”（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就不要拆穿）、“累觉不爱”（很累，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细思恐极”（仔细一想恐怖至极）之类，略显不正经之外，确实也描摹了一种接缝处的或稍纵即逝的情感体验，这类新造词是否能存留下来？

　　周振鹤：这类的词有些会留下来，包括一些很粗俗的像“吐槽”、“屌丝”这样的词好像就走不了了。俗语驱逐雅语，全世界都是这样的，雅文化在走下坡路，俗文化占上风，大家争相以没有文化为荣。所谓“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所以媚俗才会成为一些知识分子讨好公众的一个有效途径。

　　既然方言的许多词都可以成为通用语，那么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全盘拒绝网络语言，尽管我个人并不见得喜欢。其实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有一些东西永远也不会成为全民语言，有些上述的怪成语一定会自行消亡。

　　中国人的造词能力实在是很强大。像本是洋泾浜英语的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现在全世界都在讲，说不定有一天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也会在全世界流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