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动的中国城镇化进程

　　2013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有关中国城镇化大型入户调查的数据发布。这次通过大型入户调查取得的数据，含有不少的信息亮点。此次中国城镇化调查，是清华大学自恢复文科院校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的全国代表性入户抽样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自2009年11月成立时，即开始启动“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项目，着手中国城镇化调查的各项工作。

　　分析城镇化对个体的影响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在发布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其中，新型城镇化又是极为关键的环节。作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扩展内需的增长点，目前的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到关键性的历史阶段。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担任数据发布的主讲人。他强调说，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中国城镇化的具体过程，包括农村的土地情况、留守人口的状况、在地农民的进城意愿、流动人口的留城形势以及流动人口在城镇社区中的社会融合状况。

　　此次调查还关注了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对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身体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对儿童认知能力与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并比较不同群体、不同历史时期的迁移和流动模式的差异等。

　　相比于媒体上流传的中国近52%的城镇化率，此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其实非常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这一数据不仅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7.7％)吻合，而且显示了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较为连续和稳定的变动趋势。

　　调查表明，户籍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束缚农民流动、阻碍人们城镇落户的制度性壁垒，而各地政府在考虑城镇化水平、制定城镇化的推进政策的时候，这一因素往往很少被纳入议事日程。

　　1990年我国非农户籍比例是20%，到2010年的比例是27.7%，20年内农转非比例仅仅增长了7.7个百分点。“一边是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发展，征地、拆迁、城区范围的扩大，大规模投资吸纳外来务工、经商人口，而另一边则是近乎停滞的户籍转变。”

　　李强教授分析说，过低的户籍城镇化率，表明大量农民工在未取得非农户籍的情况下，已涌向城镇工作、生活，“说明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已经出现实际上的数据失实，这必然导致相关的政策与现实脱节”，不仅仅是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速度，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速度，也大大地落后于城镇化速度。针对现场记者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李强强调，在改革户籍制度时，应坚持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的解决思路。

　　清华大学的城镇化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当前的这种强流动特征，不仅表现为农民工的流动，城镇社会内部的流动率同样是很高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为21%，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达到23.7%。当前中国社会人口流动问题，并非仅仅是农民工的流动。在城镇社会内部，那些来自小城镇、中小城市，拥有非农户籍的人口，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也在大规模地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他们人数众多，几乎占了全部流动人口的1/3。

　　“这就提醒我们，市民化政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政策，必须分类型对待当前的城市流动人口。比如我们看到的那些积分入户、积分入学等政策等，有许多是只适应那些原本就是城镇居民的那部分流动人口的，对农民工往往只是一个幻影。”李强院长如是说。政策制定如果不了解这种情况，就可能使本该由来自农村流动人口所分享的利益，落入更具优势的城镇流动人口手上。

　　征地、拆迁波及16%家庭

　　调查还发现，征地、拆迁波及16%的家庭，而征地拆迁后提供就业机会和城镇社会保障的比例较低。那么，承包地、宅基地被征，房屋被拆迁后，人们得到的补偿情况又如何呢？清华城镇化调查专门就征地、拆迁后的补偿款、就业安置、城镇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询问。总的来讲，房屋拆迁和承包地拆迁获得补偿的比例是较高的，特别是房屋拆迁，只有极少数样本回答说没有获得过补偿款。

　　逾七成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

　　就农村土地处置情况而言，调查发现仅半数农民工还打算耕种自己的承包地。农村本地居民打算以后还自己耕种承包地的比例也下降为79.1%；流动人口中打算以后还由自己耕种承包地的比例仅为47.7%，流动人口的土地代耕比例高于非流动人口。

　　就农民工就业和留城意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打工主体，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到总数的49.1%。打算再回农村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比较低，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只有极少数选择回农村就业，逾70%的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

　　当清华大学城镇化调查询问流动打工农民工“是否有在城镇定居的意愿”时，有30.5%的人表示“没有想好”，而在城镇有定居想法的人和无此想法的人所占比例相当，均为34.7%。

　　就定居地点而言，逾80%的农民工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镇定居；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层级相对较高的城市定居。

　　两成农村户籍拥有城镇住房

　　在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中，21.6%的家庭在城镇拥有住房；在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中，79.8%的家庭在城镇拥有住房。无论农业户口或是非农户口，流动人口最近5年内有购房（或建房）打算的比例均高于本地居民。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人口家庭打算在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购房的比例均高于本地居民。

　　“大家都想去生活水平好一点的城市，谁也不愿意到各种公共服务水平比较低的地方，未来农民工真的想去小城镇的人是比较少的，这也是影响政策取向的。”李强教授说。

　　以教育带动城镇化是人间正道

　　针对大城市流动人口密集的情况，李强表示，如果在城市的资源配置上更合理公正，人就不至于这么大量地集中在大城市。关于大城市里农民工的孩子异地高考的问题，他说，最迫切地想在城市里参加高考的，大多是那些从城市流动到城市的人。

　　城镇化后如何保住农业劳动力？李强的回答是，全世界的城镇化最后都走向了比较高的比例，不仅是欧美国家，像日本、韩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比例也相当低。“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未来中国人中要有多少人从事农业生产？如果我们将来能够实现城乡一体化，那我们既能保住农业，也能保证多数人进入城市的文明体系中来。”

　　至于教育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李强强调，教育与城镇化直接相关。“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人的城镇化，过去更多理解为物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其实，更多的是人的教育、人的素质提高，如果我们国家通过推动教育来带动城镇化，那是人间正道。”

　　据李强介绍，每年从农村入学的大学生，约有350万到400万人，受过大学教育后，他们将来的城镇化潜力很大。但是这部分人不多，10年下来不过就4000万，在中国人口中比例不大。

　　而现在的打工族，许多初中毕业就去打工，没有受过专业职业训练，他们的作业水平远远没有达到国际竞争水准，为了使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到国际竞争的平台上来，必须得有职业培训，所以建议取消整个中等职业教育的收费，鼓励更多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经过培训以后，拿到更多工资，成为技术工人；同样，如果从事农业，也需要掌握新技术的农民。“这是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城镇化意味着人的素质极大提高。这部分人如果受到职业培训而进入到就业大军中来，就是教育的作用。”

　　李强还建议，应该想办法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做好就业续接、工龄续接、保障续接、养老续接等，这才能更大地发挥出农民工的工作潜力。

　　将开发城镇化与环境承载力指标

　　有记者问，一个农民的能耗和一个城里人的能耗是不一样的，中国又是人均资源不足的大国，清华大学的城镇化调查，是否涉及了城镇化的环境生态承载力问题呢？李教授表示，此次调查记录了各个调查点的水等资源以及人口情况，来体现城市环境的承载力。而城镇化与环境生态关系的数据，有待进一步开发。要把当地的资源指标、承载力的指标和人们的主观态度指标、环境行为指标联系起来看，这样就可能发现很多新现象。

　　李强院长最后还提到，本次发布的几点重要发现，只是整个城镇化调查数据中的很小一部分，关于流动和城镇化对个体社会经济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对儿童认知能力和儿童发展的影响（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等相关的评价性研究结果，将适时向社会公布。

　　本刊记者 叶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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