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纪录片《扎溪卡的微笑》导演手记

　　一

　　同情，是件奢侈品。

　　在启程去扎溪卡高原之前，我告诉自己，我们是没有资格对那里的人们施与同情的。

　　有资格的是拉姆姐妹，她们属于那片高原。

　　第一次听到她们的名字，是在成都华西口腔医院。那时我们正在为拍摄中国唇腭裂的公益纪录片寻找线索。医院里有几个藏族病人，目光和善，又略带惶惑，他们从遥远的高原来到陌生的都市，语言不通，难免无所适从。

　　热心帮忙的龚彩霞护士长，忽然问我们是否想认识一对藏族姐妹，说医院里如果来了藏族病人，打个电话，这对姐妹只要在成都，都会赶来做翻译和义工。

　　“大约一年前吧，她们从藏区送过来一个唇腭裂的孩子做手术，全程都在医院照顾着。后来又陆续送来几个唇腭裂病人。看到医院里还有其他的藏族病人，不懂汉语，没办法和医生交流，就留下电话。她们在藏区工作，每年冬天出来休假，基本都在我们医院做义工了。”

　　姐姐叫扎嘎拉姆，妹妹叫依希拉姆。

　　龚彩霞护士长帮我们约了拉姆姐妹，晚上在武侯祠附近的一家茶馆见面。

　　路灯的光晕，渲染了早春的料峭。若明若暗间，经过了许多高原的面孔。成都的武侯祠是藏民聚居的地方，冬季里人气似乎更旺一些。此时藏民要么踏上去拉萨的朝圣之旅，要么躲在家里烤火过冬，而经济条件稍好的则会来成都小住。

　　拉姆姐妹都是普通公务员，姐姐在人事局，妹妹在民政局。她们工作的石渠县，是四川所辖藏区中最偏远、最贫瘠的地方，每年十月大雪封山，来年五月才有春意，半年的时间被冰封，藏族公务员大都在这时来成都休长假。

　　约好的时间已过，远远地看到四、五个着藏袍的男女匆匆而来，中间两个女子，正是拉姆姐妹。握手寒暄后，同来的藏族汉子便离开了。

　　拉姆姐妹说，那是父亲和弟弟，担心她俩夜行危险，特意护送而来。城市不比高原，男人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路灯拉长了拉姆姐妹的身影，她们看上去弱不经风。

　　二

　　在拉姆姐妹讲述之前，关于唇腭裂，我们已经听过无数的故事了。

　　唇腭裂，俗称“兔唇”。童年的记忆里，似乎有一个永远戴着口罩的孩子，在街角偶尔闪现。离群索居的生活让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惟一忘不掉的，是那双深若寒潭的眼睛。

　　对唇腭裂的真正了解，是从微笑列车基金会开始。这家全球最大提供免费唇腭裂手术的基金会，在富裕国家和地区募捐，用以资助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的唇腭裂患者，得到免费的手术修复。

　　对微笑列车的好感，源自它的低调。

　　一个在全世界资助了近百万例、在中国资助了三十万例唇腭裂手术的慈善组织，却极少出现在聚光灯下。简简单单的办公室，忙忙碌碌的几个人，朴朴素素的行事风格，当他们提出希望我来制作一部关于唇腭裂的公益纪录片时，我没有犹豫，我喜欢和简单低调的人打交道。

　　寻找故事的过程，仿佛走进了命运交叉的城堡，每一条小径都很相似，每一次以为找到出口，却发现又回到原点。

　　每一次会面前，都会想“应该是他（她）吧”，每一次挥手告别，却是“应该有更好的故事！”

　　近乎强迫症的寻找，持续了半年。2012年初春，在成都的茶馆，必须要做决定了。

　　拉姆姐妹的故事，吸引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漂亮、善良，更不是那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计划——她们希望把家乡所有唇腭裂的孩子都带到成都做手术。恰恰相反，在这个解构一切的年代，这些恐怕反倒成为被质疑的理由。

　　促使我下决定的，是她们身上有一种看似冲突的混合气息：忧心忡忡又自信满满，即羸弱又强悍。仿佛她们深知，危机四伏的人生本是宿命，但某种神秘的力量必定会在恰当的时刻灵光闪现。

　　那时我还不能预见，接下来的旅程，这种气息也将附着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一系列的遭遇，也令我不禁怀疑，当初踏上这段旅程的决定，是否正确。

　　三

　　拉姆姐妹的家乡石渠，位于四川省的西北角，与青海玉树县毗邻，这里是雅砻江的源头，有一个美丽的藏语名字——扎溪卡，意为“雅砻江边”。

　　扎溪卡的平均海拔4300米，比拉萨还高出600多米，是空气稀薄、人烟稀少的高寒地带。当地人说，曾有外国专家来此考察，结论是这里本不适宜人类居住。五十多岁的人均寿命似乎佐证了专家的论断：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十岁。

　　地广物薄，居住在此的八万藏民，绝大多数人依靠政府的救济金过活。在扎溪卡高原，对藏民健康威胁最大的是传染病，包虫病、鼠疫都是可怕的杀手。相比而言，唇腭裂在此地虽然发病率很高，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即便是唇腭裂孩子的父母，心里固然难过，但真正动念治疗的，寥寥无几。

　　藏人相信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生在孩子脸上的那道裂痕，在父母看来，或许是前世某种恶行在今生遭受的报应。他们不会抱怨，也不会嫌弃这个孩子，除了向寺院的喇嘛寻求慰藉外，他们大多无声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仁增多吉是少数几个试图带孩子出来治疗的家长中的一个。不过他的遭遇却更不幸，由于语言不通，在成都游荡多日，最后虽然找到医院，但孩子太小达不到手术标准，空忙一场，又欠下两万多元的高利贷，债主几乎天天登门。

　　仁增多吉本是洒脱不羁的藏族汉子，前年与心仪多年的女子白玛措结婚，尽管白玛措比他年长十岁，两度离婚，有三个孩子，但两人婚后非常恩爱，去年他们的儿子玛达加出生——孩子是唇腭裂，那是仁增多吉人生的转折点，他由一个大男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父亲。从人性的角度上说，这个不幸的孩子，反倒成全了仁增多吉。

　　我们跟随拉姆姐妹，在扎溪卡高原上找到了17个唇腭裂患者。唇腭裂的发病率在偏远贫困的地区更高一些，遗传、水土、优生常识的匮乏或许都是原因。受困于医疗条件的局限，患者往往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

　　除了仁增多吉一家，我们格外留意了另一家人，据说是被山神诅咒的一家人。

　　若干年前，牧民格加在山顶的草场放牧，突遇雪暴，牛被冻死。一般情况下牧民会将牦牛就地掩埋。节俭的格加有些舍不得，想把牛运下山，犹豫再三，他在山上把牛切成若干块，以便带下山，于是，牛血流淌在山上——按当地风俗，这是对山神最大的不敬，必遭报复！

　　神秘的土地上总有奇异之事，厄运之神也格外暴烈决绝。先是儿子意外丧生，其后降生的两个女儿都有严重的腭裂，无法正常发音。大女儿尤其聪明，学习成绩好，但因为腭裂的缘故，很难继续深造。家人觉得姐妹俩的最好归宿，是去寺庙做尼姑，平日里姐妹俩都剃光头，若非眼神中偶尔闪动的柔媚，几乎与男孩无异。

　　女儿们平日很懂事，惟一有些奢侈的要求，是要爸爸给买了一把吉他，尽管她们都没法歌唱。她们手指拨动的琴声，听着让人心碎。

　　在权衡诸多因素后，姐妹俩的故事最后没有被剪辑进成片。姐妹俩手术后在成都的最后一天，我们陪着她们逛街，拉姆还给她们买了新衣服，对她们来说，这座城市太过光怪陆离，她们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但心底的某些东西却似乎被打开了。

　　她们，还会去做尼姑吗？

　　四

　　启程去扎溪卡前，曾向甘孜州电视台的一位藏族同行了解当地情况，他说自己几乎跑遍了甘孜州所有地方，惟独没去过扎溪卡。那里条件非常艰苦，恐怕我们摄制组坚持不了多久。

　　汽车驶进扎溪卡高原，远远看到孤零零的一座帐篷，一个瘦弱的身影缓缓走到路边，拿起一包东西，又缓缓地走向帐篷。

　　拉姆说那是一个援藏医生，几天前下乡时发现一户牧民染鼠疫身亡。医生正处于隔离期，每天有人把食物放到路边，离开后他再出来取走。孤独的医生，静静等候着生与死的裁判。

　　这个医生，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扎溪卡高原的命运。

　　扎溪卡高原一棵树也没有。齐腰的灌木丛对他们来说，已是森林。藏民不杀生，鼠兔铺天盖地似乎成了这片草原的主人，鼠穴遍布的草场早已不适合放牧。

　　8万扎溪卡人主要依靠政府的最低保障金生存，春天的虫草，是他们改善生活的惟一机会，而虫草越来越难以找到。

　　栖息在生死边缘的人，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

　　牧民可以为修补寺院，终止了挖虫草的黄金季节；活佛的一句话或一点暗示，都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深信佛祖与他们同在，所以扎溪卡人的眼中，没有凄风苦雨，但有黄花翠竹，明月长空。

　　鲁莽闯入的陌生人，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

　　副导演蒋浩，是成都电视台资深的纪录片导演，当我把选题范围大致缩小到川藏线的时候，需要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帮手，纪录片界的前辈，也是本片的创作指导梁碧波老师把他的得意门生推荐给我。

　　成都的前期调研基本上是靠蒋浩完成的，他还在2011年底大雪封山前冒险前往另一个藏区——阿须草原，找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只不过我们再三比较后，选择了扎溪卡，而忍痛舍弃了阿须。

　　随拉姆姐妹深入到原始状态的扎加部落，寻访患者的路程，车辆无法通行，只能骑马。摄制组成员每人身上还要挂满摄影器材，山路崎岖，既要赶路又要照顾摄影器材，很难保持平衡。蒋浩两次从马上重重摔下，满是石块的路面，怀抱设备，只能任后背着地，身上的伤势直到两个月后拍摄结束，都未见痊愈。

　　摄影指导王忠仁，是我合作十几年的好兄弟。本来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在我的蛊惑下还是出马了。扎溪卡高原缺水缺电，驻地没有热水，平素干净的忠仁，只能洗冷水澡，那是出门必须穿上羽绒服的时节。

　　就在拉姆姐妹准备召集大家出发前往成都就医时，老天似乎故意让这旅程多一份磨难。大雨连降数日，本来就极闭塞的扎溪卡，仅有的通往外界的道路也被大雨冲毁了，河床加宽，无路无桥，连去主人公仁增多吉家拍摄也不可能。

　　忠仁不想浪费时间，他在河边拍空镜。镜头里看到对岸两个喇嘛推着摩托车，准备趟水过河，河水湍急，一下子冲倒了摩托车，喇嘛不舍得，紧紧抓住摩托车，眼看两个人就被激流卷走，命在旦夕。

　　忠仁在其他人尚未反应过来时，一下子冲进河流。此时岸边还有几个当地藏民，试图帮忙，但脚一入水，就本能地跳了出来，河水太急太寒！

　　忠仁冲到喇嘛身边，帮助喇嘛抓住摩托车，稳住阵脚的喇嘛看到有人帮忙，或许心里放松下来，竟然都撒开手，只剩忠仁一人在激流中和摩托车角力。

　　等忠仁拼尽全力拖着沉重的摩托车挣扎到岸上的时候，两个喇嘛微笑着骑上摩托车远去了。对他们来说，或许今天这一幕不过是某个世代的因果轮回而已，不值得特别在意。

　　但忠仁却就此染上肺病，至今依然调养之中。

　　对我们摄制组来说，这次拍摄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磨难重重，但让我几近崩溃的，还是后来发生的事。

　　丁珍曲扎是本片的摄影，典型的康巴汉子。几年前在内蒙古草原上拍摄，为了救一匹陷入沼泽的马，重重伤了腰，医生认为他已不再适合摄影师的工作。后来丁珍曲扎尝试着从家乡进些虫草在北京销售，生意渐渐也风生水起。

　　去藏区拍摄，摄制组没有一个藏族同胞必定寸步难行。丁珍曲扎听了扎溪卡的故事，很坚决地放下手中的生意，和我们一起出发了。

　　事情发生以后很久，丁珍曲扎才告诉我，启程前他向大哥辞行，那是藏地一位修行极高的大活佛。活佛劝他不要去，但丁珍曲扎没有听，这恐怕是他惟一一次没有听活佛的话。

　　丁珍曲扎的加入，令拍摄进展顺利很多。因为他在场，扎溪卡的藏民在镜头前显得放松自然，与我们的沟通也更加顺畅。

　　那一天，主人公仁增多吉将这一季收获的虫草，拿到县城的集市出售。拍摄时需要一个高点视角。集市附近只有一家饭馆是三层小楼，经与店主协商，丁珍曲扎爬上楼顶拍摄。

　　楼上其实是储存杂物的地方，似乎很久也没人上去过，一段逼仄的楼梯，年久失修，光线昏暗，扶上去，手上是厚厚的一层灰泥。

　　等人们听到响声跑进饭馆时，丁珍曲扎已经不能动了，他平躺在水泥地面上，怀里还抱着摄影机。身侧是破碎的楼板。

　　后来在青海人民医院，确诊为三节脊柱粉碎性骨折。

　　如何把重伤的丁珍曲扎送出扎溪卡，成为头号难题。扎溪卡属四川管辖，成都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好，但此去成都，需三天两夜，沿途多处泥石流、塌方。相对距离较近的，是一天一夜路程的青海西宁，但是有一段山路极其凶险。权衡之下，扎溪卡当地找了惟一一辆救护车，连夜出发奔西宁。

　　一路上丁珍曲扎闭目不语。山路之颠簸，即使健康人也骨松形散，何况丁珍兄弟！

　　从丁珍曲扎受伤，到送进青海人民医院，三天三夜间，摄制组的成员几乎没有合过眼。以命相托、患难与共，说来豪迈，其实心底多少恐惧、多少悲戚，只觉得天地间个体的渺小无力，不过是命运之履肆意趟过的尘埃。

　　在手术室外等候的那个夜晚，恍惚间，我想到，是否也该有个基金，为这帮不计功名，收入微薄，却常年行迹险途的纪录片人，为他们时常遭遇的不测，提供一份保障！

　　五

　　命运的真相是，在粉碎了你全部希望后，总会给你一个讲和的机会。

　　对扎溪卡那些唇腭裂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如此，对历经波折最终完成影片制作的我们，也是如此。

　　经过两次大手术，穿了半年的“铁衣”，丁珍曲扎奇迹般复原。治疗期间相恋多年的女友倾情照料，不久前，丁珍兄弟求婚成功！

　　如今，丁珍曲扎位于北京元宝街的虫草店重装开张。忠仁结束了创作假，回到栏目中继续自己的新闻事业。远在成都的蒋浩也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

　　兄弟几个时常聚在一起喝茶，谈及扎溪卡之旅，都有强烈的幸福感，这是全情投入创作后的幸福感，外人不足与道。

　　前几日读茨威格的小说《心灵的焦灼》，为书中一段话动容。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

　　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掩卷感叹：软弱多虑如我辈，哪有资格奢谈同情。

　　窗外的北京，雾霭弥漫，深不可测。远方的扎溪卡，此刻应该是天高云淡，水静风清。拉姆姐妹与仁增多吉，那十七个新颜展动的孩子，别来无恙……

　　王冲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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