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父子

　　近年来，伍秉鉴的名字又浮出了历史的水面，晚清时世界首富的金字招牌卸下历史的灰尘，又开始熠熠生辉。他在世界工商界的高大形象似乎与清王朝的封闭、落后、昏暗形成鲜明的对比。

　　殊不知，是封闭、落后和昏暗的清王朝成就了他，他是清朝特殊对外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没有任何家族是时代永远的受益者，时代将他推到世界首富的宝座上，之后则朝着负面的方向塑造他，乃至进一步塑造他的儿子伍崇曜。伍秉鉴的崛起，得益于他父亲接受的一项使命。清朝是个封闭的国度，广州是当时唯一的对外港口。政府不太愿意直接与海外商团打交道，为了省麻烦，将一切涉外经济事务打包扔给广州当地商人处理，相当于让私人成立海关，而这个代理商人每年只需上交若干税款即可。这个包袱，从清政府手里扔出来，而接包的人，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

　　这个家族的辉煌，就从接住这个包袱开始，伍家成为清帝国特殊涉外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到伍秉鉴时，家族企业发展到最高峰，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还在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债权人。据1834 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 万银元。然而，就像一团火焰，在辉煌地燃烧后，接着的便是长长的灰色尾巴。伍家也不免到了灰尾巴阶段。大清帝国给了伍家多少特殊照顾，也要伍家为时代的剧变做多少特殊的付出。1839 年林则徐来到广州，责备伍秉鉴没能监督好外商船只夹带鸦片的事务。

　　伍秉鉴在体制内捞好处，就得为体制输血。鸦片战争的炮火一起，此后无论是哪个条约的赔款，总少不了伍家的份，最多的一次捐出110 万两银子。他不只是为家族赎罪，也是为之前特殊的收益政策买单。

　　当伍秉鉴看到自己这个家族燃烧殆尽时，他已衰老，于1843 年去世。此后，他的儿子伍崇曜开始接手父亲的角色，为落魄的帝国擦鞋，与外商进行不公平交易。

　　第一次鸦片战争，伍崇曜负责与英国人谈判，请求英国人不要进广州城。并且出资800，000 余银元作为赎城费。咸丰7 年（1857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伍崇曜受命于巡抚柏贵与英领事巴夏礼进行交涉。

　　这个家族代表清廷与洋人进行交涉的特殊功能并没有改变，然而，改变的是财富上的进与入，个人遭遇和民族遭遇的荣与辱。父亲伍秉鉴与洋人交涉，是白花花的银子进来，是清帝国的出超贸易，是伍氏家族的荣耀；儿子伍崇曜与洋人交易，是白花花的银子出去，不只是帝国的银子出去，自家的银子也出去，是清帝国的入超贸易，是清帝国和他家族的耻辱。

　　清廷还是像往常一样给了伍氏家族很多照顾，这些照顾从商业机会变成了荣耀赏赐，例如赐举人出身，候补道台，荣禄大夫等等。然而，他为清帝国完成一些耻辱的使命，因此得到的赏赐，也被民间视为耻辱的象征。1863 年，伍崇曜在广州去世，民间对他一生的总结就是：“死了一大汉奸。”

　　时代选择了让父辈辉煌，如果子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继续承担父亲的角色，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承担随之而来的灰暗和耻辱。角色依然一样，剧本却已经改写。

　　为清帝国效力，向洋人屈膝，这是不是伍崇曜的本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伍崇曜所承担的角色，是不得不从父辈手中接下来的角色，是他父亲伍秉鉴在下一个时代延续的角色。时代特殊照顾了你，或许也要你特殊地回报，伍秉鉴父子就处在这个跨度上。

　　文/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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