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处世

　　他一生刻意与争议保持距离的取态，值得土豪思考。

　　很多以电影发家的商人名气大却没赚到钱，例如邹文怀；能赚大钱的巨贾往往不碰媒体，却未必有好名声，例如李嘉诚。相比之下，邵逸夫爵士不但长寿，并且名声与财富俱佳。盖棺定论，其处世造诣之高有目共睹。回顾邵逸夫的一生，尤其是想起不久前刚去世的名伶红线女，在世事纷繁的上世纪中叶，“南渡”或“北归”的不同抉择，留给后人思考的确实远不止几声叹息。

　　在铺天盖地悼念邵逸夫的评论中，都提到了邵氏兄弟上世纪三十年代下南洋放映电影的故事，但背后的原因却不甚了了。三十年代是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时代，而作为电影工业发轫地的上海，则是各种政治力量都渴望占领的“阵地”。当时上海的电影工作者不少都试图把娱乐产品变成宣传工具，唯独是邵氏的天一公司坚决去政治化，与各种政治力量保持着距离。对于买票看戏的观众而言，到底是《马路天使》这些讲大道理的电影有意义，还是“庸俗”的娱乐来得实际，可谓人言人殊。然而，长期与“进步者”保持距离，结果难免是受排挤。天一不得不逃离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上海，试图在追求安逸的华南及南洋观众中开拓市场。

　　在上述背景之下，作为中国首部有声电影，天一公司拍摄的《白金龙》，正是邵氏兄弟在投石问路。当时仍为默片时代，上海又有国民政府的国语政策，但省港两地却偏安一隅，于是一部粤语电影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中国有声电影的开路先锋。这部戏不但在省港澳和南洋市场炙手可热，讽刺的是还爆红回上海。这部电影后，邵氏发展重心逐渐移师南洋，并阴差阳错地1949年后几十年邵氏与TVB霸主地位打下了坚实的观众基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57年。这一年，红线女“北归”后加入广东粤剧团，邵逸夫则彻底放弃上海的一切，在香港购入清水湾地皮兴建邵氏影城，完成了他“南渡”的最后一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邵氏电影及TVB先后在影坛与电视界领一时风骚，当时已年逾古稀的邵逸夫看待世事显得异常淡然，对自己传世名声的把握更是相当超逸。这可以从两件事中看出来：一个是捐巨资助学却从不赚内地钱，另一个则是设立邵逸夫奖。

　　某大报社论引述说邵逸夫从1985年开始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元，捐建项目总数6013个：神州大地上，有点名气的学校都有逸夫楼。捐资助学的香港富商多不胜数，邵逸夫特别之处在于，他对内地只有捐钱，却从没有在内地赚过一分钱，甚至对内地长期侵占其影视版本只眼开只眼闭：TVB落地广东，广告时间长期被地方有线覆盖，损失巨额广告费用，但邵从不发一言。

　　邵的优胜之处在于懂得怎样让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后仍能优雅地流芳百世：设立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奖。在东亚奇特的政治与文化生态下，邵逸夫奖识趣地回避了文学与和平这两个题目，但同时却增加了天文学——这个必将影响未来人类福祉而又是诺贝尔时代无法预计的领域。

　　邵逸夫一生刻意与争议保持距离的取态，恐怕最值得今天内地的土豪反复思考。

　　文/陈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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