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的央视《新闻1+1》关注了刚刚作出一审判决的林森浩投毒致黄洋死亡案。这起命案，因发生在复旦大学的校园寝室内，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又都为高学历人才，而受到社会关注。
一直追踪研究大学生犯罪的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在接受《新闻１＋１》采访时提出：“学医的学生为什么会在一个很不经意的时间，或是一个事上出现了这样的行为？”
这是令很多人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林森浩从小成绩优秀，在同学中甚至有“品学兼优”的评价，却为并非深仇大恨的琐事做出“投毒”这样可怕的行为，李玫瑾教授将这种心智和印象上的巨大反差，归结为很可能是“底线观念”出了问题。
林森浩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自己过去“没有这方面的底线”，即没有把伤害别人的身体当作底线。他甚至承认，自己现在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也许他还抱有修补人性的一丝念想。
林森浩对自己行为的辩护，都因他采取了对一般人而言绝对不可接受、也不被允许的手段而显得苍白无力；稍有法制观念和道德意识的人，都难以想象把“投毒”这样的方式施加于他人；无论在知识上，自己对后果有怎样的推测，这都是不该施行的。这，就是“底线”。
但是，林森浩也好，因强奸罪而被判十年刑期的李某某也罢，都没有意识到行为瞬间，其实是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线”。他们轻松地、淡定地逾越了，回头又茫然面对社会的滔滔谴责，甚至欲反思都不明白自己身上“优”与“劣”的分界点，也不明白自我矛盾的根源。
我们一般认为，人的理性会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知识阅历的丰富而得到成长和健全，人格不断完善，进而对己、对他、对社会，都形成更为稳定有利的联系。但是，正如李玫瑾教授所言，这几年的一些震惊之案，从马加爵、药家鑫、李某某、林森浩，再到前几天爆发的广西某艺术学院两女生饮水中毒案（嫌疑人同样为同宿舍学生），人们很容易得出一种印象：过去安宁的校园正在被一种动荡和混乱裹挟，本应成为社会理性支撑力量的大学生，也会迷失甚至严重背离基本价值准则。
原因何在？舆论总结了许多，比如学校生命教育缺失，比如校园安全防范不力，比如高分低能、高分低德的错误引导等等。但是，正如李玫瑾教授提到的，“一些人生方面的教育，其实往往源自于早年父母在饭桌上，在生活当中一些就事而谈的东西。”这也正是现代心理学如此重视童年经历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原因。然而社会变化如此之快，很多家庭从情感结构到行为方式，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最近一位小学生的母亲向我讲述了一个现象：她在为孩子寻找“小饭桌”时注意到，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中午会涌进四十至五十个孩子吃饭、午休，而这样的“小饭桌”实在是司空见惯。在这样的饭桌上，自然不太可能有所谓的“人生教育”，那么心理学家重视的言传身教，又该如何填补？
指望学校吗？实际上学校的困境也早已无法回避，这在一些争议中早有体现。过于强调复旦投毒案的社会背景，是不严谨的，个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思考个体逾越公共“底线”的深层原因，却并非杞人忧天或者小题大做。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现在的他，一方面必须做出法律上的选择；另一方面还在读着人文经典，据说是想弥补过去重理轻文的遗憾。
人文，这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但却未必了解的字眼。就像我们虽然从小就有思想品德课，但未必都对人生哲学形成独立见解。有人曾粗浅地概括了哲学的大众意义，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追问人生意义，追求个人幸福。但是，老师、学校、教育机构，有多少是以这两个为目标，而不是以获取高分、把学生顺利交棒到下一个教育阶段的功利观念，教授着“思想品德”这类知识的呢？
【原载2014年2月20日《燕赵都市报·时评》】
刘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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