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担任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我不时接触北上工作的学弟学妹们。前两年一位后学看错了门道，跑来找我，希望举荐。我一听他精确的人生规划，简直目瞪口呆：三十正处，三十五副厅，四十正厅，四十五“进部”--京城里官多，副部级以上才有点意思，故有此专有名词。我问：“万一做不到呢？”老兄一跺脚，说：“那就归隐山林，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笑了，说：“恐怕那时空气污染，南山已经不见了。”他愣了一下，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反问：“你真的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这么追问，因为这种“雄心壮志”，跟我心目中中大的教育宗旨不太吻合。
记得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演说，鼓励青年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952年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怀士堂上镌刻的这段话，因而也就成了不少中大人的座右铭。十多年前，我在《读书》杂志（1996年第3期）发表《最后一个“王者师”》，从晚清康有为说起，辨析近代中国的政、学分途。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使得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起码章太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吴稚晖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而怀士堂上镌刻着的孙中山题词，便是此思潮的巨大回响。
孙中山所说的“大事”，乃利国利民，惊天动地，属于今人眼中的“正能量”，而不是折腾得全国人民死去活来的“好大喜功”，或日常口语中的“兄弟你可摊上大事了”。依照中山先生的思路，我略作延伸：第一，不做“大官”的，也可以做成“大事”；第二，当了“大官”的，不见得就能成就“大事”；第三，本校对于毕业生的期待，将做成“大事”看得比当上“大官”还重要。唯一没谈妥的是，有些“大事”，确实非“大官”做不了。怎么办？这里暂不深究。
我很推崇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教育理念，像中大、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不同于黄埔军校或中央党校，确实应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心。日后有人成为政治家，当了大官，不管做得好坏，都与大学教育基本无关，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大学硬要认领这份光荣，还想总结经验，然后依样画葫芦，制造出众多高官来，我以为是自作多情，此举扭曲了大学精神。
有人引用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们不能说不想当大官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因为，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如今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生们的首选，那是因整个社会被官场逻辑所笼罩，绝非佳音。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能出大官很好，能出巨贾也不错，但最理想的，还是培养出众多顶天立地、出类拔萃的大写的“人”。若都折合成科级、处级、厅级、部级、部级以上，以官帽大小定高低，这社会必定停滞不前，甚至可以说是“狂澜既倒”。
各位即将走出中大校门，万一将来当了大官，请记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或套用《七品芝麻官》中的说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像我一样，“碌碌”而“有为”，只是无心或无望于仕途。若真的这样，请记得，只要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做精、做透、做到“登峰造极”，管他是什么级别，母校都会欢迎你，替你骄傲，为你喝彩。因为，这是一所把“做大事”看得比“做大官”还重要的大学。
【选自南都网】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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