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治霾

　　2月15日，亚冠足球赛附加赛，中国北京国安与泰国春武里争夺一个出线机会，赛前有人拍下一张球场全景照，镜头似乎患了“白内障”，只见一片灰蒙蒙的霾气在镜头前，更多的现场照片则突出了观众席上众多的口罩和场上泰国球员用球衣蒙住口鼻的特写。

　　2013年，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河南、江苏、浙江等地，雾霾天气日数均超过100天，是1961年以来雾霾日数最多的一年。

　　中国的雾霾已经成为全球媒体聚焦最多的话题之一，众多的报道评论中经常可见这样的标题《伦敦将雾都之名让给北京》（《纽约时报》）、《中国能复制伦敦的治霾之路吗？》（BBC）、“北京空气和洛杉矶50-70年代相似”（美国环保局局长Gina McCarthy），伦敦和洛杉矶成为北京雾霾和治理的参照，似乎已成舆论惯性。

　　雾都的晴空

　　“这场雾浓重而阴沉，有生命的伦敦眼睛刺痛，肺部郁闷，有生命的伦敦是一个浑身煤炱的幽灵”、“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再靠里，又再深一点儿，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英国19世纪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

　　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有一幅名画《阳光，大雾，英国议会大厦 1904》，一派灰黄中隐隐约约地显现英国议会大厦。老舍先生曾经用了诸如乌黑、辛辣、呛人、混黄之类字眼描述伦敦的雾，寓其之脏。

　　伦敦靠近英吉利海峡，南北为山体环抱，泰晤士河穿城而过，大量的水汽从大西洋涌来，滞留在盆地之中，陆地上的寒冷气流与湿气在伦敦上空交汇，极易形成雾。

　　13世纪开始，伦敦人的生活开始与煤密不可分，伦敦人的生活越走向舒适，燃烧的煤就越多。化石燃料燃烧时产生的废气、废渣理所当然地被排入伦敦空中和地面。

　　工业革命的引擎是蒸汽机，蒸汽机的原动力来自煤炭燃烧，工业革命使伦敦雾霾走向最厚重时代。伦敦工厂密布，烟囱林立，泰晤士河上百舸争流，特别是伦敦东区，集中了无数服装、制鞋、印刷、卷烟、食品工厂，烟囱林立，夜以继日吐出滚滚浓烟。

　　伦敦东区布满了工厂、小作坊、集市，贫民窟云集，流经的泰晤士河则被形容为“下水道”。富人为避开烟雾灰尘和恶臭，选择在西部更远的地方建设了梅费尔区、圣詹姆斯区、苏活区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区，成为行政中心区和富人聚居区域，西区的特点是以一个个花园广场为居住节点，这些花园广场最初是有围栏和守卫者的。

　　早在14世纪，英国人已经意识到燃煤给伦敦带来的恶劣空气。1306年夏季，在国会开会的英国贵族们难以忍受呛鼻的气味，发起示威要求禁止烧煤，英王爱德华因之还颁发了“禁煤令”，算是英国最早的“治污”法令。

　　1863年，英国议会通过《碱业法》（又称《工业环境保护法》）。自那时起，不断有相关的法令被制定或者修订，英国中央政府倾向于保护工业化、商业化利益，伦敦地方政府倾向保护环境和居民健康利益，数十年间两级政府一直博弈。而商人、企业主们一直倾向于接受较为宽松的中央政府机构碱业检查团的监管，英国很发达的煤炭产业的企业主和从业工人对环境监管法令也颇有抵触。

　　1952年12月5日，一个划时代事件打破了百年僵局，The Great Smog of 1952（1952伦敦大烟雾）事件爆发。

　　是日早晨，伦敦开始弥漫浓厚的烟雾而不消散，这团烟云在伦敦的上空盘踞了五日之久。公交车及一切车辆因烟雾无法开动，人们甚至看不清自己的双脚。有司机回忆说：油一般的煤黑物质糊住挡风玻璃，根本无法清除。自12月5日开始，医院陆续报告有人因烟雾诱发疾病死亡的案例。

　　官方数据承认因烟雾导致支气管炎死亡704人，诱发冠心病死亡281人，心脏衰竭死亡244人，结核病死亡77人，认定死亡者有4000人，而有学者分析资料认为死亡人数过万.有观点更认为确切的死亡人数根本无法统计，因为还有因之诱发慢性疾病而死亡者未能够列入其中。

　　统计表明，1952年冬季伦敦的日平均光照日仅有70分钟，从1952年12月5日开始，伦敦上空由暖高压脊控制，近地则为反常低温，中间的逆温层极不利于空气流通，污染物无法扩散。伦敦的无数烟囱还是向大气排放了1000吨固体微粒、2000吨二氧化碳、140吨盐酸、14吨氟化物、320吨二氧化硫（与空气中的物质化合可生成800吨硫酸）。

　　10年后的1962年，虽然已经进入空气治理期，伦敦还是发生了一次导致700名受害者死亡的毒雾事件。

　　The Great Smog of 1952彻底击醒英国人，一场由政府主导的、治理大气污染的全面行动持续至今。

　　在1863年《碱业法》的基础上，英国于1956年制定《制碱等工业法》，同年颁布《清洁空气法》，1974年颁布《控制公害法》，还有诸如《汽车燃料法》（1981年）、《空气质量标准》（1989年）、《环境保护法》（1990年）、《道路车辆监管法》（1991年）、《清洁空气法》（1993年修订）、《环境法》（1995年）、《国家空气质量战略》（1997年）、《大伦敦政府法案》（1999）、《污染预防和控制法案》（1999年）等法律，以及各种各样关于提高烟囱高度、控制燃煤品质等方面的法规。

　　1936年，英格兰特别地区专员斯图尔特爵士在议会提出一个报告，建议伦敦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不再以增加工业生产活动为发展重点，应该由政府主导把工业区向经济“衰退区”（不发达地区）转移。1941～1947年间，在英国政府主导下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罗报告--建立整体城乡规划，合理发展工业区布局；斯科特报告-城市高密度开发，节约农村宝贵土地；尤斯瓦特报告--抑制城市土地生利，实行国有化开发（被商业界反对未采纳）。

　　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伦敦形成了11座卫星城，老城区的大量工业企业和工业人口转移到卫星城。

　　1960年代，英国北海油气田的发现和开发，一举扭转了英国煤炭业独大的能源结构，理论上要“清洁”得多的油气燃料替代传统的工业、生活燃料。

　　英国制造业产业转型乃至伦敦的功能再造，是根本扭转伦敦工业化污染的主因。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英国把重化工转移到后发新兴国家，客观上大大减轻了本国的环境压力。

　　伦敦已经转型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以脏乱臭著称的伦敦东区，如今已经成为伦敦最现代化的金融中心，集摩登时尚华丽于一身。

　　能源替代是解决生活污染的最主要途径。1965年，在伦敦居民生活的燃料构成中，煤炭仅占27%，到1980年降至8%（限远郊地区使用）。

　　从1970年代开始，伦敦的天空彻底告别狄更斯笔下的阴霾浓雾，呈现以蓝天白云为主，清晨有轻薄雾气的特征。

　　不少媒体在讨论伦敦空气环境时，认为伦敦的空气治理从1952年起算，历时60余年。实际上，伦敦以煤为主因的雾霾污染自13世纪始到20世纪终历时700余年，而与之的博弈则从14世纪爱德华国王的《禁煤令》就应该开始了，耗时600余年。

　　有外媒认为“伦敦将雾都之名让给北京”，其实不然。黑如酱色的浓雾在伦敦不复存在了，透明或轻薄的“雾霾”却仍然困扰伦敦。

　　伦敦市政厅2010年委托第三方机构所做的调查表明，有4200余名市民的早逝源于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仍然是英国人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其造成的危害仅次于吸烟。2011年4月的一次监测表明，伦敦的空气污染超过欧盟规定的上限36倍。

　　研究表明，从1970年代开始，英国、伦敦的空气中出现了硫酸气溶胶，而且1962～1973年间，伦敦以及英国农村的夏季能见度降低了20%～30%。在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中，油价的大幅度上升给伦敦和英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大气质量显著改善，1974年伦敦的能见度提高了30%，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一般认为，这与石油消费减少紧密相关。

　　2013年，英国《卫报》登载文章认为，每年伦敦有4000人因为空气污染而丧生，其中以东伦敦的污染最为严重。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由一项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伦敦的空气质量至少在一个主要指标--二氧化氮污染方面，与北京是一样的。

　　Campaign group CleanAir in London（清洁伦敦空气组织）委托英国统计局整理归类的一份资料认为，空气污染对造成英国男性死亡的四大主要疾病和女性死亡的五大主要疾病中的四种疾病均有贡献。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曾经采取一种独特的方法降低空气中的微型颗粒：用一种特殊的喷洒车在街面上定期喷洒一种黏合剂，把空气中的微型颗粒沉降到地面。有批评者指责鲍里斯在耍“小聪明”，认为这些喷洒车专门布置在欧盟设立的监测点附近，令检测装置得出的数据有误差。

　　目前伦敦的空气污染，仍然与化石燃料--石油产品的消费息息相关。采用清洁能源，例如进一步推广太阳能供电，普及电动交通工具等，是能源替代的主要路径，也是相关产业找到市场机会的领域。

　　对于伦敦而言，雾霾并未彻底远离，治理尚未有穷期。

　　阳光明媚洛杉矶

　　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体现了人类使用液体化石燃料步入现代化消费主义社会的后果。

　　洛杉矶地处美国西海岸，背山面海，洋流送来丰沛水汽，山体阻挡了气流通道。三面环山的口袋型地貌形成独特的反气旋，空气下层较暖，在地面高度600米左右有一个较稳定的逆温层，上层冷空气像一个盖子压住下层暖空气，令洛杉矶盆地的空气污染物极难越过山体扩散掉。这种地貌及气候，具备形成严重空气污染的基本自然条件。

　　二战后，洛杉矶已经发展成美国西部的工业重镇，人们说起洛杉矶一般会想起其西北部闻名于世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区。殊不知洛杉矶还有港口、化工、机械制造、国防、航空等众多工业部门和发达的商业。洛杉矶是继纽约、芝加哥之后美国排名第三的大都市。

　　二战中及二战后美国经济高速成长，生产消费两旺，随之而来的就是废弃物的生产型排放和消费型排放。从1943年起，一种淡蓝色的轻雾不时在洛杉矶市区上空飘荡，这种轻雾不光改变景观，还对眼睛、鼻咽部等有刺激效应，不少市民因之罹患了呼吸道炎症。蓝色雾气笼罩的日子渐多，而且每次烟雾日的持续时间不断变长。

　　1945年以前，洛杉矶空气的质量恶化就已经开始引起政府当局的注意。鉴于工业化排放和生活排放带来污染的理论，当局起初把目光盯在洛杉矶发达的重化工和垃圾焚烧炉身上，研究部门最初认为洛杉矶化工厂排出的主要成分为丁二的烯废气和二氧化硫是元凶。

　　1945年起，洛杉矶下属县一级政府开始禁止工厂烟囱冒黑烟，但空气质量未有改善。从1950年开始政策加码，先拿洛杉矶所属县级公共垃圾填埋场开刀，不允许焚烧垃圾，然后普及到居民院子里的私人垃圾焚烧炉，总共停用了30万个垃圾焚烧炉。与此同时，当局还采取了产业排除，强制关闭了洛杉矶主要的化工厂，比如石油精炼企业。

　　然而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情况并没有因之得到缓解，就在大张旗鼓地取缔化工厂和垃圾焚烧炉的时候，1955年9月高温季节，持续两日不散的烟雾导致洛杉矶400名65岁以上老人死亡，症状是呼吸衰竭，死亡率为正常时段三倍。此次烟雾的暴发性影响迫使洛杉矶乃至加州政府检讨1945年以来的空气污染治理思路，重新寻找污染元凶。

　　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成功破解了洛杉矶雾霾的成分。研究认为洛杉矶蓝色烟雾是一个废气的二次重组，洛杉矶空气中主要成分是臭氧，还有含量很高的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在加州灿烂的阳光照射下，紫外线的催化作用使些气体产生化合反应，生成剧毒新成分。杉矶光化学烟雾由此得名，光化学污染被正式确认。

　　分析认为这些参与光化学反应的物质主要来自汽车尾气。50年代，洛杉矶的汽车保有量为250万辆，每日消耗1600万升汽油。当时的汽车供油系统使用的汽化器效率有限，汽油燃烧不充分，每天排入洛杉矶大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多达千吨。

　　找到元凶，治理却坎坷，治理必会触动美国的两大支柱产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奶酪，还涉及汽车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利益。如果强制减少汽车消费，石油巨头和汽车巨头不干，居民也不干。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治理演变成利益集团和民众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博弈，延绵数十年。

　　上世纪60年代，政府规定汽车必须加装汽化器催化装置，促使汽油充分燃烧，但成本上升和改造制造工艺的顾虑令汽车制造商强烈反对。美国的汽车业具有强大的政治游说力，导致该举措一度中止。政府要求石油供应商在汽油中减少烯烃的含量，加州环保机构开发和倡导使用清洁替代成分，在燃油中添加甲醛、天然气等，也遭到石油供应商的软磨硬泡，一度见效甚微。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出台法律控制空气污染，比如，1955年的第一部联邦《空气污染控制法》，1960年的《空气污染控制法》、1963 年的《清洁空气法》、1965 年的《机动车空气污染控制法》、1967 年的《空气质量法》等，执行层面的无力令污染治理效果不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控制标准和执行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1970年，在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努力下，《空气清洁法》修正案颁布，该法赋予联邦机构以更加强有力和更加具体的执行保障，细化了空气质量监测标准。国会还授权成立了专门机构--美国环保署。在洛杉矶所在的加州，自上世纪70年代起，执行比联邦标准更加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1975年，开始强制汽车汽化器加装催化器。据检测，加装催化器后尾气的减排效果不错。

　　1959年，加州成立了专门机构汽车污染控制管理局，之后加州政府甚至组建了所谓“烟雾追踪警察”在公路上执法，重点针对排放黑烟的汽车。

　　60年后，舆论和业界普遍认为，洛杉矶空气质量较之上世纪光化学烟雾肆虐的时代已有显著改善，但美国特有的（或者说现代社会普遍特有的）化石燃料驱动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仍然令洛杉矶明媚阳光照射下的空气充满着危险的成分。洛杉矶特殊的地貌和气候依然，有毒烟雾事件并未有暴发性的再现，但污染情况的严峻形势也依然。

　　根据美国保肺协会(ALA)发表的《2013空气状态报告》，洛杉矶再次登上全美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榜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洛杉矶有14年列在此位。报告还指出，洛杉矶所在的加州居民吸入的是全美“最脏”的空气，在加州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县中，洛杉矶占3个。

　　2011年，数个环保组织对联邦环保署提起法律诉讼，理由是环保署未能采取措施，迫令该机构的官员为改善洛杉矶盆地的空气污染有所作为。当年5月，洛杉矶空气中的臭氧含量严重超过美国国家标准，环保组织指控环保署未能及时发布相关警示，采取措施减少轮船、小汽车、卡车、工厂的废气排放。

　　能源替代一直是加州及洛杉矶政府努力的方向。2008年出台的《太阳能计划》，设想在2020年之前建设一个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城市发电项目，在洛杉矶打一个13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网络，还有风能发电也列入其中，以期大幅度减少化石燃料发电。目前，洛杉矶还大力推广污染相对轻的天然气发电取代燃煤发电，决定2020年之后不再采购燃煤电厂的电力，燃气发电已经占到洛杉矶电力供应的35%以上。

　　关于工业化、现代化伴生的环境恶化问题，国人已经听到太多的诸如“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走了“老路”，而且还是混合型的，既有英国工业化早期的重化工和居民燃煤共生污染，也有石油消费时代典范的洛杉矶式污染。产业转移、能源替代也是在借鉴别人的“老路”。

　　文/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