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民工重新定义的人生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新生代,民工,重新,人生
- 发布时间:2010-04-20 16:31
文｜本刊记者 孙晓青
“不去了，谢谢。”在收到汕头工长问她是否回厂的短信后，吴小玲用五个字迅速地做了回复。
眼看着工厂周围的田地变成了马路，变成了高楼大厦。吴小玲离开这个城市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她说：“我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
“民工荒”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工们却不慌，他们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该休息休息。“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定义。意味着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自己人生的选择与父辈不同。事实上，当中国经济酝酿转型的时候，率先开始转型的正是这些在底层生活的人们。
除了“面包”，还要“面子”
来自河南农村的吴小玲此前在一家小服装厂做普工，流水线式的工作状态让她厌烦不已，“丝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每天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将来也不会有发展。”吴小玲说她希望进入一家大型企业，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能有升级的空间。年前她辞了原有的工作，然后每天在各种招聘会上寻找机会。“工作不难找，难的是符合要求的。”
吴小玲的心态颇具典型性，对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要的不止是“面包”。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深的体会，在他眼里，这些孩子们拥有比前辈更高的文化、更多的梦想，他们对管理严苛、生活枯燥的工厂生活越来越难以适应，他们维权意识强，要求成长空间，希望快乐工作，以能否使其成才来衡量工作岗位。
期望值增高的吴小玲们，在今年春天让南方的老板们尝到了苦头。据此前广州媒体报道，广州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三大行业，缺工最为严重，缺工量预计达15万。而今年以来，不仅是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安徽、河南、湖北这样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农民工紧缺现象。
农民工真的减少了吗？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从监测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的数量没有减少，还略有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成为求职者的主力。数据显示，他们在广东农民工数量的比重上已经达到了全省总量的75%。而他们对于前途的期望加重了“荒”的形势。很多企业发现，原有的企业计件薪酬和超时轮班工作对他们已经很难产生吸引力了。广东惠州市长李汝求在参加人代会前，刚访问过一个毛毯厂，那里缺高级拼花工人，但工资开到4500，还是没有招到人。
在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兴浩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源评级机制的议案。李兴浩指出，从企业层面讲，应当建立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变对外来工只会“吃苦耐劳”的传统印象，对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的新变化，给予切实回应。
解决户籍不如先给保障
“以前人家就叫我小康，现在已经被称呼为老康了。”康厚明笑着说。
从小康到老康的时间并不短，在重庆这座城市里，康厚明已经打拼了28年。不过，让康厚明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被这座城市承认了。在2008年，康厚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
康厚明一家现在仍蜗居在单位一间20平米的简易宿舍里，屋里除了由两张单人床拼成的“大床”外，就是写字台和电视柜，卧室的外间就是班组的伙食团。但是康还是比较知足。
“在城市买房很难，城市职工缺房子可以去申请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可是农民工没有这个条件。”康厚明说。
虽然顶着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但对他来说，自己首先还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这么多年来，能在城里买套房是这个男人最大的梦想。当听说重庆在今年就开始建公租房后，康厚明一家终于看到了买房的希望。
蜗居不易，买房则更为困难。城市的房价涨得越来越高，而工资却涨得越来越慢。康厚明在平日里也做了一些调研，农民工普遍反映的问题就是工资比较低，和社会增长速度不成比例。来参加两会前，康厚明特意抽出时间去了重庆市人保局。康厚明拿到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农民工收入在500元～1000元的占25%，1000元～2000元的约占50%。
这与他平时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我了解到的是，这里面大多数还是在1500元以下。”康厚明觉得工资低问题应该是今年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也是现在用工荒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工的保障问题也是调研中出现的突出现象，农民工参保养老保险的数量很低。
“其实工资、住房和社会保障这三块是农民工在城里安居的基础。很多人在强调户籍，这不是不重要，可是对于我们农民工来说，户口并不是最在乎的事，我认识的一些人在城里买了房的，就算有机会转为城市户口，他们也都不愿意，因为不想放弃家乡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只要保障到位，城市真正给予他们安居的环境和政策就可以了。”康厚明说。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谈到了这个现象，广东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在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有300万可以落户，但只有100万已经落户珠三角地区的城镇，还有200万不愿意落户。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土地与农村户口挂钩，申请城镇户口就要失去已经有的农村土地。
在今年的两会上，户籍制度改革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之一，面对中国日益加速的经济和城镇化进程，在中国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越来越备受质疑，此次参加两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户籍改革势在必行。面对很多新问题、新形势，人大代表徐增阳指出，可以将公共服务的获取条件设计为户籍以外的其他指标，比如居住时间、稳定工作、固定住所等。只要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实现了均等化，户籍制度自然就瓦解了。
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也对此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他认为，真正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的关键不是户籍问题，而应该是资源的配置问题。最关键的是削弱户籍与利益的关联，要从根本上废除这些长期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特权，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真正从实处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待遇。
真正的转变
2009年，王箫在深圳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电子厂做普工，他只做了三个月就辞职了，“工资低，也没什么发展。”
刚过完22岁生日的王箫从辽宁农村老家来深圳打工三年，一直希望能够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有着稳定而像样的工作，将来也可以攒钱买房买车。“这是奢望。我是高中毕业，但是没啥技能，理想中的工作我都不符合人家要求，而相中我的那些厂子，没啥发展，我也看不上。”王箫对此十分郁闷。
王箫郁闷的同时，另一些农村的青年正赶往中国的各个城市，开始他们的城市生活。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比起父辈来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一些，但如果没有技能，在现实的环境里同样面对很多求职难题。在重庆大学校长助理夏之宁看来，当下的用工荒一方面是用工待遇太低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企业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农民工自身无法去适应节奏，缺乏产业升级后对于职位带来的新要求。
“农民工也需要再教育，去满足产业升级带来的新要求。”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孔令人也如此解读用工荒问题，“很多人认为洗脚离田就能当工人，这个在以前劳动密集型的时候，不得已为之。到了现在，如果还不能转变，那么我们一定被困在产业链最低端出不来。”
技能就是本钱，没有本钱的普通务工者，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话语权。
王箫在四处碰壁后，终于发现自己必须再去学点什么。职业培训和再教育成为了王箫们当前最为迫切的需求。
同时，政府部门也发现了危机所在。“技术人才对于东莞来说尤为重要和迫切。”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毓全直言不讳地说。
最缺乏的地方，产生最现实的需要，东莞针对农民工的培训从2006年就开始了。东莞每年都会拿出10亿用来实施“创业东莞”工程，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李毓全认为，这种模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企业来说，政府财政资助减轻了企业培训负担，培养技术骨干和加强培训促进了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增强了技术更新改造的积极性；而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提高了自身素质，也更加融入整个城市的文明，此外，也让他们在求职市场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和吸引力。
在今年的两会上，广东东莞培训农民工模式获得了高度肯定，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黄小同认为，“东莞培训工作最大的特点是针对性强，不是一般的学习培训，而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技能培训。”
王萧和吴小玲都试图摆脱自己只是一个“普工”的身份，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升级换代”，但他们拒绝再重复以前的工作，这种变化倒逼着企业、城市开始新的转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阐释“民工荒”问题时说：中国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有三大好处，第一方面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工人工资性收入、养老医疗保险等会带来积极影响；第二方面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等有关问题的解决；第三方面有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有利于推进转型升级和缩小差距。很多人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那个地方是460万人口，2009年外出打工人员是132.6万人，这是一个很大比例。” 来自邓小平故乡广安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康永恒说，“新一代农民工与上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较，要求社会的公平的意识、要求自身的权益的意识、包括他们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都在增长。”
这位曾在基层工作过，也曾担任过广安市副市长的官员不无忧虑地说，“他们对社会的期待可能在一些时候超越我们社会现在的承受力。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政府就更应该重视我们的社会角色，更加重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
我们要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也要让农民有一个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政府工作报告》
“从道义上，从目标上，绝不能让农民工长期没有户籍，没有城市公民待遇、市民待遇这种状况长期下去是不公平的，不公道的。”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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