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与老子庄子三重唱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王蒙,老子,庄子,三重唱
- 发布时间:2010-04-20 17:14
相隔两千年的时光，作家王蒙和老子、庄子三重唱了，他们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政治经验、情感经验彼此验证与补充着
文｜本刊记者 苏枫
19岁时，王蒙写出激情洋溢的小说《青春万岁》。
75岁时，他开始体会《老子的帮助》和《庄子的享受》，以老辣文笔来总结他丰富一生的起伏、得失和成败。
中间相隔的半个世纪里，他当了八年共青团干部，二十年右派，十年的中央委员和三年多的文化部长。“部长作家”是他的独特标识。
《王蒙自传》出版时，王蒙袒露创作初衷说这是在细说自己在历史中扮演过的种种角色。他觉得发行方在这本自传的封底上所写的一句话很好：一个人的国家日记和一个国家的个人记忆。
法国《解放报》曾经请世界各国的作家回答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写作。老作家巴金和丁玲的回答，都是把写作跟拯救和唤醒民众脱离黑暗的现实作为写作的理由。而王蒙的回答是：因为生命短促而美丽。“当时还有一句没有说的话是：再不写的话，什么都留不下了。”时隔多年后，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他说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变化。
青年人有利齿，但要积攒更多花生豆
多年来未变的，还有王蒙在各个时代，总能最先表现出对文学新生力量的接纳和积极态度。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王朔、王小波，和这个年代里的韩寒、郭敬明。2004年，一个网名叫“忽如远行客”的名不见经传的女孩写了一本《误读红楼》，对作者一无所知的王蒙欣然写了一篇热情甚至惊喜的评论：青春与时尚的《误读红楼》，其间的“误读”“颇有大气，不拘一格，振聋发聩，言前人所未言，堪称启人心智，动人心魄”。
“我承认多样性，有的我不一定特别欣赏，但我承认他的存在。我不会因为个人不喜欢、不习惯就轻易否定别人。”王蒙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来描述两代人的差别：“年轻人满嘴都是牙，但花生豆不多，老年人花生豆多了，但是牙不好。我欣赏青年人的利齿，并希望他们积攒更多的花生豆。”
2009年11月，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在网上招致了一边倒的抨击。实际上，与大众的理解不同的是，王蒙所说的“最好”，是指作家的生存环境和写作环境。在这个语境和背景下，对于一个当了二十年右派、十年的中央委员和三年多的文化部长的作家来说，他的结论自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曾走过世界很多国家，跟许多世界级作家有过接触的王蒙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视最关注文学和作家的国家。”“古代科举就看一篇作文。全世界没有这样的。现在考公务员也是这样。中国现在每年出长篇小说700本，每天出两本。每个省都有纯文学刊物。差不多所有大报都有文学副刊。”王蒙认为，从国家行为来说，至少表面上保持了对文学的重视。“过去意识形态对文学起的作用非常大。人们需要借助文学为革命寻找出路，寻找方向。那时候是寻找精神旗帜和火炬、雷电。现在新中国建立60多年了，很多人是抱着轻松、娱乐的心情看待文学。”
为老庄学说“出庭作证”
在过去的2009年，王蒙一口气出版了新作《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庄子的享受》、《文学十讲》，并在北京电视台做了对《老子》进行全新解读的系列讲座。王蒙选择在70岁以后开始谈讲老庄，希望借此总结自己一生的起伏得失。“我解读老庄的目的是，让老庄的思想与现代文化接触。这样我们也可以拓宽深化我们的精神资源，不是要回到老子的时代。”老子的深刻与宏大气概，庄子的才华与超越逍遥，让王蒙产生了“与他们共舞、二重唱、三重唱的感觉”。
我们都知道老子讲政治、讲无为而治，王蒙最喜欢《道德经》里的一句话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多好的一句话！我看了之后简直就是手舞足蹈。老子一辈子就算只留下这一句话，也是对中华文化的独特贡献。”
而庄周梦蝶，王蒙认为是整部《庄子》中最潇洒、最凄美的一段。“仅仅这一段，庄子就应该名垂千古，感动世界。”蝴蝶飞舞，“往悲戚里解释，什么是梦，什么是醒，谁又解说得出来？人生的过程当中，命运的起落当中，恰恰有令人闹不清身为何物、身在何处之感：舒服了不像你自己，像是在梦蝶，不舒服了呢？就一定是你自己吗？不会一觉醒来，己与人都面目全非了吗？”王蒙认为庄子的齐物好生了得，“岂止是齐物与齐论，还要齐生死，齐寿夭，齐是非，齐悲喜，齐哭笑，齐彼此，齐梦醒，齐一切的一切，人又能将齐物进行到哪一步呢？”
而在老子和庄子的文字里，那些我们今天已很熟悉的词语，在源头上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也包含着最深刻的人生哲学思考。
比如朝三暮四，今天我们用来形容没有责任心，反复无常的人，或者是花心大萝卜。然而，在源头《庄子》里，那个著名的朝三暮四的故事却是另一种面目：养猴子的老汉对众猴说，我每天早晨喂你们三份橡子，晚上喂四份，众猴大怒，于是老汉说那就每天早晨喂四份，晚上三份，众猴都高兴起来--庄子以清醒甚至有点嘲谑的态度来提醒世人：在很多时候，我们和这些猴子何其相似，一生所忙碌挣扎追求的，不过是一些程序上的热闹。
王蒙承认庄子的非争论着实高明有味道，不争论或少争论，有益世道人心。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庄子毕竟是书生，“他哪里懂得程序上的花样有多少夹带！”
“比如战争中，势力较弱，损兵折将的一方，往往要求先停战后谈判，而实力较强，作战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往往要求先谈判后停战。比如世界上的先弃核再实现关系正常化与安全保证，抑或先正常化并保证安全再弃核，能一样吗？在改革开放中，一种改革的尝试，一个创举，一个体制改革与管理改革的实验，是定好了性，再戴上意识形态的安全帽才能动弹、摸索，还是先干起来，做出成绩，再总结经验提高到理论层面，这也是大大不同。”……
76岁回头看老庄，果然不同，揉进了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中国式的哲学里，往往有历史在穿梭演进，而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境遇，也不由自主地被深深印在文字里。相隔两千年的时光，作家王蒙和老子、庄子三重唱了，他们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政治经验、情感经验彼此验证和补充，在这个空间之外，老子、庄子还有太多的智慧和思想，等待另外的“王蒙”去探索和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三重唱，值得我们一听再听，并深深思索。
对话王蒙：
老庄不能当饭吃，能当饭吃的是孔子
《小康》：76岁的您，创作力这么旺盛，让人钦佩，您的日常一天是怎么过的？是怎样的一个时间表？
王蒙：我在京时每天有四到五个小时坐在电脑前写作。一至二小时阅读，其他时间闲逛或看电视等。我力求限制自己的写作时间，因为我发现，写多了血压立刻上升。我的一日三餐时间比较有规律，早睡早起。平均每周接待客人三四起，参加社会活动三两起。但我也常常外出，每年出差十五次左右。每周游泳一两次，有时打保龄球，有时爬山，爱活动，不懒惰。不吸烟，不太喝酒。
《小康》：您曾经当过右派，也当过中央委员、文化部长，这种经历给您的文学生涯带来的，是怎样的独特视角和心态？
王蒙：增加一种稳定性，“时运”可以变化起落，世界的基本面、基本发展趋向，自己心里应该有谱，我尚未能完全做到“宠辱无惊”，但至少做到了宠辱少惊、自得甚乐，自有主张，心态正常，偏于良好 。
《小康》：您选择在70岁以后开始谈讲老庄，在人生感悟方面，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分别在哪一方面让您最有感触？
王蒙：老子的深刻与宏大气概，庄子的才华与超越逍遥，都对人有益。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所吹的一句牛：思辨直奔骑牛李耳，忽悠差及化蝶庄周。在写老庄的时候，最大的快乐与牛皮，是那种与他们共舞、二重唱、三重唱的感觉。
《小康》：您欣赏80后作家（比如韩寒、郭敬明）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什么方面，不赞成的是什么方面？
王蒙：我承认多样性，有的我不一定特别欣赏，但我承认他的存在。我不会因为个人的不喜欢或者不习惯而轻易否定他。我从来没有感到谁威胁到我。你写你的，甭管你得到什么奖、或者有三五百万册的销量，我没有感到威胁。我老了就是老了，该死就死了。不会见到各式各样的年轻人，我就很不快。但我不会见一个就爱一个、见一个就苟同一个，我有时候也讽刺他们几句、招惹一下他们。
我看过韩寒的博客，他有的话说得挺逗，也挺有想法。但是韩寒的有些知识是绝对不够的。比如他抨击冰心《小桔灯》，我怀疑他知不知道纪伯伦、泰戈尔？冰心的《春水》？如果这些他都知道，他不会拿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来嘲笑老太太。青年人牙口好，但花生豆不多，老年人花生豆多了，但是牙不好。我欣赏青年人的利齿，并希望他们积攒更多的花生豆。
《小康》：八十年代末全民文学热，现在感觉作家更边缘化了？
王蒙：现在的老百姓选择更多样了，年轻人考大学选专业，不像过去那么热爱选中文系，如今更爱选电脑、经济、外贸。从国家行为来说，至少表面上保持了对文学的重视。过去在革命高潮中，意识形态对文学起的作用非常大。革命胜利初期，人们需要借助文学为革命寻找出路，寻找方向。那时候是寻找精神旗帜和火炬、雷电。现在新中国建立60多年了，很多人是抱着轻松、娱乐的心情看待文学。八十年代张洁《沉重的翅膀》引起争论的时候，邓小平说：“我有时候也看小说，我需要换换脑筋！”这是典型的邓小平，他没有唱高调。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有很多科学院院士说，我们也爱看小说！我问了一下，他们百分之百的看金庸的小说，没有一个说爱看我王蒙的。
现在人们对文学没有精神火炬、雷电的期待了。我年轻的时候，有“三红两闯”，《李自成》、《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那时候都是脍炙人口的，现在从700部里头挑不出过去的“三红两闯”了。但是别笼统地说，“那时候好，现在差。”不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汰和沉淀，看不出来。
《小康》：在《庄子的享受》里，有一节你拿庄子和《红楼梦》比较，说到一个观点：一个人能够看到并接受世界的变化，但是能坚守内心的原则和准则，这是不是你自己的写照？
王蒙：我倒没这么检验我自己，但是所有人都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贾宝玉用极左的方法反对极左。中国社会经常会让你处于两难的处境，你不能一味地妥协敷衍，也不能一味地坚持。贾宝玉是避世的，他沉浸于青春期的感情生活。庄子也是避世的，他沉浸在对玄学的想象里头。对于庄子，看他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所以老庄不能当饭吃，把庄子当王老吉凉茶喝喝还行。能当饭吃的是孔子，他告诉你各方面的指导规范。
《小康》：民间对庄子似乎有不同看法，戏曲里经常把庄子塑造成自私冷酷的丈夫形象。
王蒙：这不能完全怨民间，庄子有他矫情的地方。老婆死了，他敲鼓唱歌，这太矫情。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荒谬。但是民间也有接受美学的问题。老庄的很多话留下来了，但是与原义背道而驰。比如“无中生有”其实是好话，现在认为是坏的。“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其实没有区别，不是贬义，现在认为这个词是花心的意思。
中国讲立德、立功、立言。有的人一辈子也留不下一句话。现在我们常说的成语里有很多是庄子留下的，朝三暮四、上善若水……我又想到近现代，鲁迅和毛泽东留下来的话最多，甭管是对的不对的，毛留下很多词：造反有理、自力更生、多快好省……他的词实在多。毛还喜欢改成语：现在人们已经不知道原来的成语了。比如政府工作报告的“知难而进”，这是毛改的！原来的是“知难而退”。现在说原来的大家已经不知道了。原来的是“前扑后继”，毛改成了“前赴后继”。邓小平也留下了很多：白猫黑猫、小康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过，还是先秦诸子，老庄孟子荀子……还是他们留下的话多，这些说法形成了一个民族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
《小康》：您说过，在前革命时期，文学是战旗和炸药。在今天，文学是镜子、朋友和营养剂。在这个物质丰富、盛行影像的时代，文学的位置在哪儿？
王蒙：文学是文艺的根本也是精神生活的深化，缺少文学的基础与升华，影像的天才就会不断搞出《三枪》这一类的玩艺儿。
《小康》：您怎样评价自己的性格与自己的命运？
王蒙：悲哀的童年，乐观的少年，革命的青年，惶惑的中年，书卷的纤细，入世的沧桑，泪尽则喜的豁达，随它去吧的无奈，对于一切新事物的兴致，人莫予毒的自信，不可救药的乐观……我算是够幸运的啦！粗略地说，世界很公平，挺好，倍儿棒，我并不欠老哥老弟老侄的账，也从来不觉得任何人任何地任何时代差我二百吊钱。
……
文｜本刊记者 苏枫
19岁时，王蒙写出激情洋溢的小说《青春万岁》。
75岁时，他开始体会《老子的帮助》和《庄子的享受》，以老辣文笔来总结他丰富一生的起伏、得失和成败。
中间相隔的半个世纪里，他当了八年共青团干部，二十年右派，十年的中央委员和三年多的文化部长。“部长作家”是他的独特标识。
《王蒙自传》出版时，王蒙袒露创作初衷说这是在细说自己在历史中扮演过的种种角色。他觉得发行方在这本自传的封底上所写的一句话很好：一个人的国家日记和一个国家的个人记忆。
法国《解放报》曾经请世界各国的作家回答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写作。老作家巴金和丁玲的回答，都是把写作跟拯救和唤醒民众脱离黑暗的现实作为写作的理由。而王蒙的回答是：因为生命短促而美丽。“当时还有一句没有说的话是：再不写的话，什么都留不下了。”时隔多年后，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他说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变化。
青年人有利齿，但要积攒更多花生豆
多年来未变的，还有王蒙在各个时代，总能最先表现出对文学新生力量的接纳和积极态度。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王朔、王小波，和这个年代里的韩寒、郭敬明。2004年，一个网名叫“忽如远行客”的名不见经传的女孩写了一本《误读红楼》，对作者一无所知的王蒙欣然写了一篇热情甚至惊喜的评论：青春与时尚的《误读红楼》，其间的“误读”“颇有大气，不拘一格，振聋发聩，言前人所未言，堪称启人心智，动人心魄”。
“我承认多样性，有的我不一定特别欣赏，但我承认他的存在。我不会因为个人不喜欢、不习惯就轻易否定别人。”王蒙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来描述两代人的差别：“年轻人满嘴都是牙，但花生豆不多，老年人花生豆多了，但是牙不好。我欣赏青年人的利齿，并希望他们积攒更多的花生豆。”
2009年11月，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在网上招致了一边倒的抨击。实际上，与大众的理解不同的是，王蒙所说的“最好”，是指作家的生存环境和写作环境。在这个语境和背景下，对于一个当了二十年右派、十年的中央委员和三年多的文化部长的作家来说，他的结论自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曾走过世界很多国家，跟许多世界级作家有过接触的王蒙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视最关注文学和作家的国家。”“古代科举就看一篇作文。全世界没有这样的。现在考公务员也是这样。中国现在每年出长篇小说700本，每天出两本。每个省都有纯文学刊物。差不多所有大报都有文学副刊。”王蒙认为，从国家行为来说，至少表面上保持了对文学的重视。“过去意识形态对文学起的作用非常大。人们需要借助文学为革命寻找出路，寻找方向。那时候是寻找精神旗帜和火炬、雷电。现在新中国建立60多年了，很多人是抱着轻松、娱乐的心情看待文学。”
为老庄学说“出庭作证”
在过去的2009年，王蒙一口气出版了新作《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庄子的享受》、《文学十讲》，并在北京电视台做了对《老子》进行全新解读的系列讲座。王蒙选择在70岁以后开始谈讲老庄，希望借此总结自己一生的起伏得失。“我解读老庄的目的是，让老庄的思想与现代文化接触。这样我们也可以拓宽深化我们的精神资源，不是要回到老子的时代。”老子的深刻与宏大气概，庄子的才华与超越逍遥，让王蒙产生了“与他们共舞、二重唱、三重唱的感觉”。
我们都知道老子讲政治、讲无为而治，王蒙最喜欢《道德经》里的一句话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多好的一句话！我看了之后简直就是手舞足蹈。老子一辈子就算只留下这一句话，也是对中华文化的独特贡献。”
而庄周梦蝶，王蒙认为是整部《庄子》中最潇洒、最凄美的一段。“仅仅这一段，庄子就应该名垂千古，感动世界。”蝴蝶飞舞，“往悲戚里解释，什么是梦，什么是醒，谁又解说得出来？人生的过程当中，命运的起落当中，恰恰有令人闹不清身为何物、身在何处之感：舒服了不像你自己，像是在梦蝶，不舒服了呢？就一定是你自己吗？不会一觉醒来，己与人都面目全非了吗？”王蒙认为庄子的齐物好生了得，“岂止是齐物与齐论，还要齐生死，齐寿夭，齐是非，齐悲喜，齐哭笑，齐彼此，齐梦醒，齐一切的一切，人又能将齐物进行到哪一步呢？”
而在老子和庄子的文字里，那些我们今天已很熟悉的词语，在源头上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也包含着最深刻的人生哲学思考。
比如朝三暮四，今天我们用来形容没有责任心，反复无常的人，或者是花心大萝卜。然而，在源头《庄子》里，那个著名的朝三暮四的故事却是另一种面目：养猴子的老汉对众猴说，我每天早晨喂你们三份橡子，晚上喂四份，众猴大怒，于是老汉说那就每天早晨喂四份，晚上三份，众猴都高兴起来--庄子以清醒甚至有点嘲谑的态度来提醒世人：在很多时候，我们和这些猴子何其相似，一生所忙碌挣扎追求的，不过是一些程序上的热闹。
王蒙承认庄子的非争论着实高明有味道，不争论或少争论，有益世道人心。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庄子毕竟是书生，“他哪里懂得程序上的花样有多少夹带！”
“比如战争中，势力较弱，损兵折将的一方，往往要求先停战后谈判，而实力较强，作战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往往要求先谈判后停战。比如世界上的先弃核再实现关系正常化与安全保证，抑或先正常化并保证安全再弃核，能一样吗？在改革开放中，一种改革的尝试，一个创举，一个体制改革与管理改革的实验，是定好了性，再戴上意识形态的安全帽才能动弹、摸索，还是先干起来，做出成绩，再总结经验提高到理论层面，这也是大大不同。”……
76岁回头看老庄，果然不同，揉进了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中国式的哲学里，往往有历史在穿梭演进，而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境遇，也不由自主地被深深印在文字里。相隔两千年的时光，作家王蒙和老子、庄子三重唱了，他们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政治经验、情感经验彼此验证和补充，在这个空间之外，老子、庄子还有太多的智慧和思想，等待另外的“王蒙”去探索和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三重唱，值得我们一听再听，并深深思索。
对话王蒙：
老庄不能当饭吃，能当饭吃的是孔子
《小康》：76岁的您，创作力这么旺盛，让人钦佩，您的日常一天是怎么过的？是怎样的一个时间表？
王蒙：我在京时每天有四到五个小时坐在电脑前写作。一至二小时阅读，其他时间闲逛或看电视等。我力求限制自己的写作时间，因为我发现，写多了血压立刻上升。我的一日三餐时间比较有规律，早睡早起。平均每周接待客人三四起，参加社会活动三两起。但我也常常外出，每年出差十五次左右。每周游泳一两次，有时打保龄球，有时爬山，爱活动，不懒惰。不吸烟，不太喝酒。
《小康》：您曾经当过右派，也当过中央委员、文化部长，这种经历给您的文学生涯带来的，是怎样的独特视角和心态？
王蒙：增加一种稳定性，“时运”可以变化起落，世界的基本面、基本发展趋向，自己心里应该有谱，我尚未能完全做到“宠辱无惊”，但至少做到了宠辱少惊、自得甚乐，自有主张，心态正常，偏于良好 。
《小康》：您选择在70岁以后开始谈讲老庄，在人生感悟方面，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分别在哪一方面让您最有感触？
王蒙：老子的深刻与宏大气概，庄子的才华与超越逍遥，都对人有益。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所吹的一句牛：思辨直奔骑牛李耳，忽悠差及化蝶庄周。在写老庄的时候，最大的快乐与牛皮，是那种与他们共舞、二重唱、三重唱的感觉。
《小康》：您欣赏80后作家（比如韩寒、郭敬明）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什么方面，不赞成的是什么方面？
王蒙：我承认多样性，有的我不一定特别欣赏，但我承认他的存在。我不会因为个人的不喜欢或者不习惯而轻易否定他。我从来没有感到谁威胁到我。你写你的，甭管你得到什么奖、或者有三五百万册的销量，我没有感到威胁。我老了就是老了，该死就死了。不会见到各式各样的年轻人，我就很不快。但我不会见一个就爱一个、见一个就苟同一个，我有时候也讽刺他们几句、招惹一下他们。
我看过韩寒的博客，他有的话说得挺逗，也挺有想法。但是韩寒的有些知识是绝对不够的。比如他抨击冰心《小桔灯》，我怀疑他知不知道纪伯伦、泰戈尔？冰心的《春水》？如果这些他都知道，他不会拿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来嘲笑老太太。青年人牙口好，但花生豆不多，老年人花生豆多了，但是牙不好。我欣赏青年人的利齿，并希望他们积攒更多的花生豆。
《小康》：八十年代末全民文学热，现在感觉作家更边缘化了？
王蒙：现在的老百姓选择更多样了，年轻人考大学选专业，不像过去那么热爱选中文系，如今更爱选电脑、经济、外贸。从国家行为来说，至少表面上保持了对文学的重视。过去在革命高潮中，意识形态对文学起的作用非常大。革命胜利初期，人们需要借助文学为革命寻找出路，寻找方向。那时候是寻找精神旗帜和火炬、雷电。现在新中国建立60多年了，很多人是抱着轻松、娱乐的心情看待文学。八十年代张洁《沉重的翅膀》引起争论的时候，邓小平说：“我有时候也看小说，我需要换换脑筋！”这是典型的邓小平，他没有唱高调。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有很多科学院院士说，我们也爱看小说！我问了一下，他们百分之百的看金庸的小说，没有一个说爱看我王蒙的。
现在人们对文学没有精神火炬、雷电的期待了。我年轻的时候，有“三红两闯”，《李自成》、《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那时候都是脍炙人口的，现在从700部里头挑不出过去的“三红两闯”了。但是别笼统地说，“那时候好，现在差。”不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汰和沉淀，看不出来。
《小康》：在《庄子的享受》里，有一节你拿庄子和《红楼梦》比较，说到一个观点：一个人能够看到并接受世界的变化，但是能坚守内心的原则和准则，这是不是你自己的写照？
王蒙：我倒没这么检验我自己，但是所有人都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贾宝玉用极左的方法反对极左。中国社会经常会让你处于两难的处境，你不能一味地妥协敷衍，也不能一味地坚持。贾宝玉是避世的，他沉浸于青春期的感情生活。庄子也是避世的，他沉浸在对玄学的想象里头。对于庄子，看他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所以老庄不能当饭吃，把庄子当王老吉凉茶喝喝还行。能当饭吃的是孔子，他告诉你各方面的指导规范。
《小康》：民间对庄子似乎有不同看法，戏曲里经常把庄子塑造成自私冷酷的丈夫形象。
王蒙：这不能完全怨民间，庄子有他矫情的地方。老婆死了，他敲鼓唱歌，这太矫情。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荒谬。但是民间也有接受美学的问题。老庄的很多话留下来了，但是与原义背道而驰。比如“无中生有”其实是好话，现在认为是坏的。“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其实没有区别，不是贬义，现在认为这个词是花心的意思。
中国讲立德、立功、立言。有的人一辈子也留不下一句话。现在我们常说的成语里有很多是庄子留下的，朝三暮四、上善若水……我又想到近现代，鲁迅和毛泽东留下来的话最多，甭管是对的不对的，毛留下很多词：造反有理、自力更生、多快好省……他的词实在多。毛还喜欢改成语：现在人们已经不知道原来的成语了。比如政府工作报告的“知难而进”，这是毛改的！原来的是“知难而退”。现在说原来的大家已经不知道了。原来的是“前扑后继”，毛改成了“前赴后继”。邓小平也留下了很多：白猫黑猫、小康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过，还是先秦诸子，老庄孟子荀子……还是他们留下的话多，这些说法形成了一个民族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
《小康》：您说过，在前革命时期，文学是战旗和炸药。在今天，文学是镜子、朋友和营养剂。在这个物质丰富、盛行影像的时代，文学的位置在哪儿？
王蒙：文学是文艺的根本也是精神生活的深化，缺少文学的基础与升华，影像的天才就会不断搞出《三枪》这一类的玩艺儿。
《小康》：您怎样评价自己的性格与自己的命运？
王蒙：悲哀的童年，乐观的少年，革命的青年，惶惑的中年，书卷的纤细，入世的沧桑，泪尽则喜的豁达，随它去吧的无奈，对于一切新事物的兴致，人莫予毒的自信，不可救药的乐观……我算是够幸运的啦！粗略地说，世界很公平，挺好，倍儿棒，我并不欠老哥老弟老侄的账，也从来不觉得任何人任何地任何时代差我二百吊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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