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是门技术活儿

　　写检讨是门技术活，认错的尺度也要好好把握。但最关键的，还是你犯没犯错。那些明明犯了错，却因为担心承担责任而死不认错的，就不属于把握尺度的问题，而是基本态度都不过关。

　　如今退休在家的周明，曾是某市民政局的副局长。周明不仅是当地官场有名的才子，还被誉为单位内写检讨的高手。在周明工作期间，该局大大小小的检讨，都出自他之手。

　　接受采访时，周明回忆起一段往事——当地养老院管理混乱，引发外界批评。有关部门让该局认真反思，严肃处理。此时碰巧周明出差，不在单位，写检讨的事只好由他人代劳。周明出差归来，拿过别人写的检讨，却立刻发现不对劲。

　　原来，检讨把责任几乎都归到一名处长身上。尽管这样的认定符合事实，这名处长的确是事故第一责任人，但周明却拿过检讨大幅修改起来。他在检讨书中，把责任分摊下去，牵出了一长串人。分管副局长、相关处室的三名处长、还有数名副处长以及一般工作人员等等，十多个人全被拉上“黑名单”。

　　周明告诉记者：“上面看完检讨，一般会依据检讨打板子，处理相关责任人。就让一个人去挨，那不是害人家吗？所以有关人员全写进来。人一多，上面举起板子都不知该打谁。真打下来，每人也不会挨多重。况且，领导也不会认为我在敷衍他。你叫咱们严肃处理，咱们就顺藤摸瓜，认认真真查出这么多人，算是坚决贯彻你的指示了吧。”

　　回忆完往事，周明笑着说：“写检讨可是一门技术活，但有的人就偏在这里面动歪脑筋，并未起到做检讨的应有之意。”

　　避实就虚，只剩态度？

　　但凡具备基本文字功底的人，都会写检讨。可要把检讨写好，却并不容易。尤其官场中的检讨，讲究就更多。

　　西部地区一名正处级官员向记者介绍，领导让你写检讨，其实就是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者说你犯的错，本身还算不上十分严重。“比如贪污受贿的事，要是被查实了，是没人叫你写检讨的，直接就抓进去了。”因此，写检讨的人就一定要端正态度，知错认错，争取早日过关。千万不要在检讨中，罗列太多客观原因，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2010年，河南洛阳遭遇强降雨，雨水引发破坏性的短暂洪水，致使栾川县发生伊河大桥垮塌事故，造成至少50人遇难。就此，栾川县委县政府向洛阳市写检讨时，就称“尽管此次灾害事件发生有连降暴雨突发洪水不可抗拒的因素……”

　　就此，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称检讨书充满了陈词滥调，却又深谙官场规则，体现了上下级的秩序，精确地配置叙述比例，利用检讨书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什么原因都没有检讨。

　　“我没有按市委统一部署参加会议，是因为本单位办公室通知时交待不清，以为是湘窖酒业的会议，没有引起重视……”去年，湖南邵阳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姚湘武因为缺席会议被责令书面检讨时，如此分析缺席会议的原因。对此，有关评论就指出，按照这名官员的逻辑，应该检讨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本单位办公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的一名区委副书记纪某，数年前就因为在检讨中大谈客观原因，直接被时任许昌市委书记毛万春轰下台。

　　当时，许昌市提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国家园林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目标。同时规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创建工作新闻发布会，对评比排名情况进行通报，排名末位的单位领导，要上主席台，给大会作书面检讨。

　　魏都区委副书记纪某上台念检讨，一开始就谈到该区排名落后的客观理由。约3分钟后，他的发言被市委书记毛万春打断：“你的发言都是空话，我看过了，你不要再念了，你下去吧。”

　　据当地媒体报道，纪某灰溜溜下台后，毛万春接着批评道：“你的思想深处，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在哪儿？根本不觉得有责任，是在应付！”

　　毛万春当即指示将纪某的检讨全文刊登在《许昌日报》，让全市党员干部受教育。同时，毛万春还做了三点要求：魏都区委要召开生活会，领导要带头发言，对工作作风问题、执行力问题等，作出深刻检讨；下一次创建工作新闻发布会，魏都区还要作补充发言；三项工作倒数第一，魏都区领导同志要深刻反思。

　　“不端正态度承认小错，最终铸成大错。”尽管时隔多年，许昌当地官员说起此事依旧记忆深刻，“检讨不是情况说明。强调客观情况多了，领导就认为你在推卸责任。”

　　周明在写检讨时也会讲客观情况，但他通常只是一笔带过：“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客观原因，但这都不足以掩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

　　避上责下，讨好领导？

　　尽管检讨一词，属于现代汉语，但做检讨却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封建王朝皇帝写的罪己诏，大臣上的乞罪折，大抵都能归于检讨的范畴。

　　古代官场中人做检讨时遣词造句的功夫，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晚清重臣曾国藩率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一开始连吃败仗。曾国藩给皇帝上折子表达自责之意，放到现在，这样的折子就该叫检讨了。折子中，曾国藩写了“屡战屡败”四个字。幕僚看后，建议改成“屡败屡战”。曾国藩思忖了一阵后，采纳了幕僚的意见。

　　屡战屡败不过就是一名败军之将，屡败屡战却透出一股忠勇之气！这样的检讨，难怪在皇帝那里顺利过关。

　　周明也是写检讨的高手，他写的检讨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照领导指示，查找自身不足”。周明向记者回忆起自己写的一份检讨——客观原因基本不提，重点剖析自己为什么会犯错。最后还特意加上一段，大意就是说某某领导对于此类事早就做出明确指示，本单位同志虽然认真学习了领导指示，但领悟不够深，最终铸下大错，如今思来，悔恨不已。

　　“这几句话可不是拍马屁。”周明说，“有些检讨，不仅分管领导要看，甚至最后还要送给大领导。写上这几句，等于是把分管领导的责任减轻了，人家早就三令五申，是你们这些人不听招呼。这样的检讨，在分管领导那里自然好过关，送到大领导那里，分管领导也会尽量帮着说好话。”一名中部地区组织部副部长介绍说：“有的地方在做检讨时，首先考虑的是‘为上级卸责任’，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上级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批示……这不等于告诉大家，上级是没有责任的，出错的都是下级，俗称‘避上责下’”。

　　周明告诉记者，除了遣词造句，检讨的时机也很讲究。犯了错，如果领导还没有发话，自己先把检讨递上去，往往会主动一些。“起码说明你认错态度积极。”

　　周明还讲到曾国藩的另一个典故。与太平军作战时，曾国藩曾遭遇两场惨败，每次大败后，他都投河自尽，最后又被随从救了起来。人家犯了错，都打算以身殉职，用生命来承担责任了。皇帝你还要怎样？结果每次跳河后，皇帝不但没有责怪曾国藩，还下旨宽慰一番。“这样身体力行的检讨，比千言万语还有用！”

　　避远就近，不留“把柄”？

　　一名中部地区地级市的宣传部副部长，还向记者讲述了一次事件。当地党报有次登了一篇反映某单位情况的正面报道，结果引来市委领导批评，说这个单位问题很多，根本不配作为正面典型。在气头上，领导还说要查一查这篇报道是否是有偿新闻？

　　这名副部长赶紧组织相关人员写了一份检讨，说自己业务不精、把关不严，还说觉悟不够高，未能正确领会上级意图，在不恰当的时机发表了不恰当的稿件，干扰了工作大局。整篇检讨可谓情真意切，但惟独对有偿新闻的事，绝不承认，还写了一大段内容来澄清。

　　这名副部长介绍道，一般说来，领导在气头上说几句重话，也不必太在乎，更用不着去解释。但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说清楚。闷不做声，领导还以为你心虚，或者是默认了。“认错也要有尺度。有些事哪怕自己受了委屈，也不必过多解释；但有些事是不能认的。一旦认了，接下来恐怕就不是认错的问题了。”

　　“不同的环境下，认的错也不同。”一名曾担任副市长的西部地区官员介绍，才到一个地区工作，认错时可以说自己工作态度不够积极，没有尽快熟悉当地情况，刚分管某一项工作，认错时可以说自己学习积极性较差，没有尽快进入角色。但有些话，是不能出现在检讨中的，比如“缺乏对人民群众感情”之类。因为犯下这种错误，就意味着连改正错误的机会也没有了。

　　此外，还有一种“避远就近”现象，在最近一些地方的民主生活会上，有些检讨就属于此类。如一些“办公室超标”的问题都有个前置说明——“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前”。看上去“既点出问题，又撇清了责任，这是一种很虚的做法。”有专家表示。

　　周明认为，检讨之所以讲究，就在于既要认错，又不能留下把柄。既然你在认错，就意味着对某些事，你已经承认了。“所以该认的错，态度要诚恳，剖析要到位，不该认的则要解释清楚。”

　　一名曾在某市担任正处级局长的官员告诉记者，按理说做检讨不应该分对象，但在现实生活中，检讨对象不同，认错尺度的把握也不同。“我经常看见有人给领导做检讨时，声泪俱下。但从没看见一把手在单位内部做自我检讨时，流过眼泪。”

　　这名官员介绍，根据对象不同，检讨的写法也不一样。但是，某些时候检讨的对象也是可以变化的。比如曾主政该市的一把手，不仅经常叫人写检讨，偶尔还会下令将检讨下发到某一层级或公开见报。

　　“写给领导的检讨，最后公之于众，有些人脸上就挂不住了。”这名官员介绍，有人在检讨中会写上一些拍马屁的话。领导本人看看也没什么，如果公开出来，难免成为众人的笑柄。“所以开始写检讨时，就得预料到各种情况，力争让自己的检讨，能够应付多种场合。”

　　“无论是动辄从思想角度来分析原因，上纲上线，还是谦卑地表示执行政策不力，其实是检讨异化的遗毒。”相关专家称，“检讨原因时候，还是应当就事论事，这样才能回归检讨的本质。”

　　周明说，写检讨当然是门技术活，认错的尺度也要好好把握。但最关键的，还是你犯没犯错。那些明明犯了错，却因为担心承担责任而死不认错的，就不属于把握尺度的问题，而是基本态度都不过关。（应受访者要求，周明系化名）

　　文_陆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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