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南派传销”：“国家让我做项目”

　　与用暴力限制传销者自由的北派传销不同，南派传销是一个有关金钱、暴富和欺诈的系统。“纯资本运作”，注重文化教育，参与者必须“爱国”，每天早上背《弟子规》……而“七千人卷入，却无一人报案”，也预示着旧的防控机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

　　5月初的清晨，南宁大沙田街道停车场站了不少人。人群中，很容易听到“这是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投资”的话语。

　　“这些人都是搞传销的。”张红说。今年4月27日，南宁西乡塘区法院对广西警方2012年破获的“1·18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一审宣判。张红作为118名获刑被告人之一，领刑两年零一个月。算上在押时间，她刚被刑满释放。

　　这个涉及17个省、7300余人参与，银行往来资金总额达23亿元的案件，事先内部竟无一人报案。公安机关称，全国罕见。

　　以“项目”之名

　　大沙田只是广西多个传销聚居地之一，这个南宁南部街道前身是城中村，四周皆是三五层高的民房，早晨，一些ATM机前排起长队，捏着卡和现金的人等着转账。

　　跟2009年张红刚来时一样，所有传销者都想变成常景。

　　常景是张红丈夫的发小，也是广西一号传销大案中三巨头之一，被判刑10年。

　　以前，他们都在石河子跑长途出租，多年后有了积蓄。2008年，常景突然去了广西。一年后，他再次出现，开着一辆价格不菲的轿车。

　　所有人的反应一样，这家伙暴富了。四处请人吃饭的常景，逢人就说他在中越边境做进出口贸易，来钱快。以前满嘴脏话的他变得很有礼貌，给人好感。

　　2009年8月，受到刺激的张红丈夫当即卖了车，跟常景去了广西。到后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让张红也过去。除了住房，这个家庭所有积蓄被带到南宁。

　　来接他的老乡说，本要带张红去边境看生意，但他在边境当领导的亲戚又让他去考察个项目，请张红帮着参谋。

　　第二天，老乡带着张红到了大沙田一处简陋民房，有人口若悬河介绍“国家项目”，“南宁是北部湾开发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窗口，有很多‘国家项目’，你投资3800元，能赚380万。”这天，相似的民房，老乡带她去了4家，张红忍耐着听了4遍，变化的只有项目名称。

　　晚上张红急了，问何时去边境。老乡推说货未到，第二天又带她继续考察。

　　“这是传销啊。”张红反应过来，她在家时看过新闻，这些人也说“介绍朋友来投资，让朋友的朋友再来投资，你就能‘上总’，月月拿6位数工资”。

　　老乡说，怎么是传销呢，都是“国家项目”。这种投资方式叫“纯资本运作”，国外都上百年了。

　　张红疑心，丈夫被骗了，又跟老乡把她也骗来。当晚丈夫摊了牌，根本就没什么边境贸易，让她来看的就是这个，很多人发了财。

　　“国家特许”的免费电话

　　那一夜，张红很生气，但在劝慰下，她想：“几千里都来了，留下看看也无妨。”

　　这个决定，让小家彻底陷落。老乡又领着他俩跑了10多个“国家项目”。一连串经历让张红改变了想法，也让她见识了不一样的南派传销。

　　首先，正规书店里介绍民间资本运作的图书，让张红心里放宽。“如果纯资本运作是传销，国家能让书店卖这书？”张红看的书名为《北部湾集结号》，这本有正规刊号的书提到，资本运作既创业又创富，富国又利民。

　　接下来，传销者拿出伪造的“政府文件”，纯资本运作被说成运行多年的经济“起搏器”，能拉动区域经济繁荣。还有组织者利用虚假公司资料办理了手机集团号，集团内通话免费，这被说成“国家特许”。

　　和北派传销限制人身自由不同，南派传销注重文化教育，组织者对参与者封闭培训，宣誓，号召“为国家服务”，每天早上会开早课，参与者还被要求齐诵《弟子规》等国学经典。

　　最终，一段拍摄于当地民政局前门，内容为“纯资本运作向灾区捐款50万元”的视频，让张红去了担忧。“要是传销，捐款的钱就是赃款，民政会收？”

　　2009年9月，南宁街头，张红一面端详着大街上挂的“打击传销”条幅，一面看着三五成群搞“纯资本运作”的人，她决定加入。“在大沙田晃悠着的人多半搞这个，要真是传销，政府不管？”

　　一周后，张红和丈夫将69800元打进了别人账户。打钱前两个月，市区是另一番景象。

　　2009年7月，南宁开展打击传销“猎狼”行动，2000多名公安、工商、司法执法人员在多地联合行动，当日仅在大沙田就抓获传销分子681人。但两月后传销者再次汇集南宁。

　　南宁经侦支队大队长谢育铭很无奈：“那会儿很多参与者不构成犯罪，只能教育。”

　　“先买车，买房别人看不见”

　　加入传销组织后，张红成了丈夫的下线，丈夫成了常景家人的下线。此时，常景已经换掉小车，买了两辆宝马和一辆路虎。张红也理解了“纯资本运作”。

　　按照常景等“大老总”的游戏规则，下线须申购某个“国家项目”，可申购1至21份，首份3800元，之后3300元/份，申购21份69800元，可直接获较高职位。

　　申购后，张红这样的新人须找3名下线，下线的下线再去发展3人，以此类推。

　　该组织三巨头之一赵晨江说，这利用的是3的N次方倍增原理，发展下线速度惊人。张红交的用于“国家项目”的6万多元，实际首先进入常景等“老总”账户，老总返给她1.9万元，剩余则被层层瓜分。

　　在这个网络里，传销者根据申购份额及发展下线多寡，充当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等角色，按“五级三晋制”，不同级别的人可分到不同的钱。

　　2010年初，张红成功拉到第一个下线，是好友。她感到被不可控的力量牵扯：“没有亲情，没有友情，只想怎么让更多人进来。”

　　两年后，张红丈夫终于“上总”。恭喜之后，组织者建议“先买车，买房别人看不见。”张红夫妇借钱买了宝马，不过她至今没坐过。车被丈夫开回老家，目的是炫耀，拉更多下线。

　　在张红的网络里，大部分是普通市民，下线都是家人。如一名女子先骗来正上大学的弟弟，之后是姐姐姐夫，最后是父亲，一个卖豆芽供子女上大学的老人。一些公务员也被骗来，通过身份和关系拉下线。有一家三口竟开展传销“业绩”竞赛，每周开一次家庭业务碰头会交流心得。

　　“我们说传销犯罪中没有受害者，就这么一条链骗下去。”专职打击传销的老民警说，而且很难用“传销违背价值规律”来说服他们。

　　今年4月，一名刚刑满释放的前传销者表示，这事在法律上是错了，但“纯资本运作”要是国家出面去做，正规管理，是能做下去的。

　　立法者不如传销者快？

　　姚登明所在的广西经侦总队传销犯罪侦查支队，是全国唯一的打传专业队伍。2012年组建后，2013年案件侦破率却无明显增长，“每年都在打，传销者仍源源不断。”

　　“上面经常强调，要群防群治，齐抓共管。但到了下面，就成了齐抓都不管。”姚登明称，按规定，传销构成犯罪前归工商管，构成犯罪后才由公安打击，“两部门衔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时候，客观上造成把传销组织养肥了才打。”

　　姚登明透露，一些掣肘也让打传者心寒，一次警方抓了一个组织、领导传销的嫌疑人，按情节至少应判3年，这个人四处托人活动，最后竟被放了出来，“有时感觉腹背受敌。”

　　法律问题也是困扰。姚登明说，“往往是出现了某种新传销形式，立法者经调查，两三年后法条出来，已不适应形势。”与之对比的是，因传销形式不断变异，每次传销案件开庭，都会有一些传销者旁听，“他们会去了解被认定为犯罪的原因，并加以规避。”

　　人手不足是困扰打传的又一难题。姚登明称，广西打传以前属经侦，每人负责面较宽。打传支队成立后，又陷入人手紧的怪圈。“总共5人，打传要花时间研究。去年来了两个新人，培养很久，不料一人调走了，一人干脆辞职去了国企。“都知道在广西打传是个苦差事。”

　　“过年最开心，传销者都回家了，但过完年，外面举报又铺天盖地。”姚登明说。

　　文_张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