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大宋朝

　　《舌尖上的中国》热播，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味觉的记忆，让这个饮食大国沸腾起来。自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后，古人便采用烤煲焙炒的方式，开始了各种美食之旅，直至宋朝获得空前繁荣。1998年，美国《生活》杂志评选一千年来深度影响人类生活的一百件大事，宋朝的饭馆和小吃名列其中，排在第56位。以食物为窗口，读懂大宋朝——通过美食，人们可以有滋有味地认知这个一千多年前的古老王朝。

　　宋朝饮食业的繁荣是和经济的大发展分不开的。尽管宋朝的军事和政治屡被后人诟病甚至被称为“积贫积弱”，但事实是：宋朝的经济总量是当时世界的翘楚，GDP占到世界总量的65%，峰值时甚至达到80%。宋朝国库充盈，养着庞大的军队，每当某地粮食歉收、百姓难以生存时，官府便有意识地在那里募兵，让他们去吃公家饭。这种福利同样体现在教育上，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设有国子学、太学，以及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等学校，费用全由国家负担。仁宗时，政府鼓励地方办学，到徽宗朝，各州县的学生达十五六万之多，食宿全由官府负责。

　　宋朝不光国富，而且藏富于民。宋朝工商业非常发达，汴京的从业人数占到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弱，队伍十分庞大。真宗时，京城开始出现大量富户，“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不光大中城市，有宋一朝，小城镇和集市也很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市镇数量超过1900个，南宋也有1300多个。市镇之下还有众多的乡村集市、庙市等初级商业市场。这些市场主要经营大宗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以中小商人居多，其中不乏腰缠万贯者。即便是农村，有钱人也很多，寻常百姓靠着加工业和养殖业致富，出现了诸如“茶园户”“乡村酒户”“花户”“药户”“漆户”“糖霜户”“水碨户”“磨户”“熔户”“机户”“绫户”“香户”“蟹户”等各种专业户。一幅《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市场繁荣的写照。

　　经济的强劲，带动了宋朝饮食业的迅猛发展，大中城市酒楼饭店鳞次栉比，集市小吃流光溢彩，到处是生机盎然的景象。

　　南北的融合

　　由于历史原因，宋朝在时间上分为两段：北宋和南宋，这也造就了其饮食的一大特色，即南北菜系的融合。北宋时，汴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人口多，需求旺，南方的烹饪技术也很快流传过来，一时北馔、南食、川菜尽显其能，竞相绽放，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京师餐饮业的发展。汴京城内建有许多高档酒楼，生意非常红火，往往通宵营业，楼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虽风霜雨雪而人数不减。楼中歌妓衣着光鲜，往来待客，远望有如神仙。徽宗宣和年间，京师新建欣乐、和乐、丰乐三座宏伟气派的高档酒楼，消费高得惊人，一些招待外国使者的国宴常设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宾馆。

　　酒楼的饮食丰富多彩，菜肴品种名类繁多，烹饪技艺也十分高超，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等文献记载，计有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酒、冻、签、腌、托、兜等几十种，每一种都能做出20道以上的菜品。宋室南渡后，大量北人南迁，南北饮食再次交融升华，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的酒楼多是旧京人经营，既有北方特点，又兼顾南方习俗，从此“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厨师的烹饪技艺也得以进一步提升，光鱼就有30多种做法，羊也有20来种做法。

　　农作物的不同，也造就了南、北人主食上的差异。南方盛产水稻，多以饭食为主，北宋时，汴京等地每年都漕运来六七百万石用席袋包装的稻米，因而一些北方人——尤其是官吏和军人，也能吃到米食，不过流传程度并不广。徽宗宠臣王黼的宅第与某寺相邻，僧人们每天都会看到王府渠沟中流出雪白的饭粒，好奇之下捞出来洗净晒干，几年后竟存满一囤。有次宰相蔡京问他的儿孙：米是怎么长出来的？一人说从囤子里长出来的，一说从席子里长出来的。

　　北方盛产粟麦，多以面食为主，饼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宋时，凡面粉制成的食物均可叫饼：烤制的叫烧饼，水瀹（yuè即煮）的为汤饼，上笼蒸的是蒸饼，油炸的乃环饼。细分市场，各领风骚。烧饼又叫胡饼，有门油、葱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当然还有芝麻烧饼；蒸饼又名笼饼，后来为避仁宗赵祯的讳，改叫炊饼，就是武大郎卖的那种了；环饼又名馓子，苏轼有“碧油煎出嫩黄深”的赞诗，可以感受其色泽味香；汤饼是面片汤，也就是面条，有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等。

　　师从诗文书法大家徐铉的宋初官员郑文宝，最负盛名的不是诗书，而是其独创的云英面。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百合等物与瘦肉相混，烂蒸之后风晾，于石臼中捣细，再佐以糖、蜜蒸熟，再入臼中捣，让糖、蜜和各种原料充分融合，取出揉团，待冷却变硬后拿刀切着吃。

　　南人也并不单纯食稻，如饶州“民种荞麦，可充一两月粮”，以度饥荒。“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主食与北人近似。海南岛“所产粳不足于食”，便“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瑶人也“以粟、豆、芋魁充粮”，主食也并不单一。不过这也仅是个别现象，面食最初并不被南人认可。两宋之交，随着大批北人南迁，长江流域的稻麦两熟制开始盛行，不少地方的农民四月间“便饱吃麦饭”，但有的地区，如江西抚州人便“厌贱麦饭”，认为是粗鄙的食物，既不肯吃也不肯种。高宗绍兴末年，金军北撤时遗弃了很多粟米，宋军以福建、江西、浙江人居多，均“不能食粟”，以至于“日有死者”。

　　宋室南渡后，面食也随之流转到南方，汤饼尤其受到热捧，临安面食店还出现了猪羊庵生面、鸡丝面、三鲜面、笋泼肉面等新品种。南宋晚期出现的一种药棋面，属于挂面的一种，“细仅一分，其薄如纸”，非常讲究。

　　除饼、面之外，北方还有许多带馅的面食，如包子、肉饼、馄饨之类，计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形式多种多样。仁宗赵祯出生时，其父真宗一时高兴，竟让御膳房拿来包子赏赐众臣，足见这种食物受欢迎的程度。宰相蔡京对包子更是情有独钟，其府第专设“包子厨”，召集僚属开会时，中午不让回家，以蟹黄包子招待。

　　奢侈与家常

　　在宋朝，羊肉属于极奢侈的食材，一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学子中便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亦即熟读苏轼的文章，中试做官后便可吃到羊肉了，反之就只能吃糠咽菜。宋朝专门有一种作为官僚俸禄的“食料羊”，每人每月最少两只，多的有20只。羊肉无异成为官员的待遇和等级象征了。

　　不过这官也得当到一定级别才行，一般幕僚是没这资格的。苏轼在翰林院时，以书法闻名，点墨成金，殿帅（即统领禁军的殿前指挥使）姚鳞许是其忠实拥趸，苏轼好友韩宗儒爱吃肉，每次得到苏轼书法，便去姚鳞许家换几斤羊肉来吃，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北宋诗人、书法家）因而调侃苏轼：以前王羲之的书法被称作“换鹅书”，你的可作“换羊书”了。有次韩宗儒的馋虫又上来了，让人给苏轼捎信，索要书法，苏轼故意调笑道：回去告诉你家主人，今日断屠（注：旧时汉族岁时风俗，即禁绝杀生）。

　　就连苏轼本人，也有吃不起羊肉的时候。被贬惠州后，苏轼经济拮据，只能望“羊”兴叹，实在想吃了，便买些羊脊骨来熬汤或烧烤解馋。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曾风趣地叙说此事，说吃羊骨头“如食蟹鳌”，很补身子，还说他这样说话恐怕惹来“众狗不悦矣”，意思是抢了狗的口粮，幽默中透着心酸，从中也能看出羊肉的金贵。

　　宋朝的羊肉大多进了皇宫的御膳房，且消耗量惊人。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膏嫩第一”，口感极佳，真宗时每年都要采买数万头，就这仍供给乏力，在接下来的仁宗、英宗二朝，需额外采买契丹羊数万头才能弥补缺憾。神宗朝，御厨每年支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此外还有弥足珍贵的“羊羔儿一十九口”。哲宗时高太后听政，曾下旨“不得以羊羔为膳”，也算是一种开源节流吧。

　　宋朝官府禁止宰杀耕牛，也使牛肉成为肉中之珍。浙江一带的居民以牛肉为上等美味，每每有人偷偷宰杀。在秀州的青龙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为庖馔，恣啖为乐”，那是非常神圣的时刻了。

　　肉类食材除牛羊外，鸡、鸭、鹅、兔等也占很大比例，各种野味如貛儿、鹌、鹿、獐、黄羊等，也都是食客馋涎的对象，不过最家常的还是猪肉。汴京城的宰猪场面甚是壮观，曾有数万头猪由数十人驱逐着从南薰门入城集体屠宰的壮观景象。临安修义坊肉市周边全是屠宰之家，日宰数百口，猪肉半扇半扇地悬挂，有如肉林，一天内全部售光。

　　猪肉不像牛羊肉那么金贵，也就有了多种美食上的尝试，大家所熟知的“东坡肉”便是其中之一。苏轼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常去市场购买猪肉，回来切成方块，辅以作料，然后上锅烧煮。他在《猪肉颂》中是这样写的：“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其中“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便是“东坡肉”的烹饪方法了。苏轼还喜欢吃猪头，把猪头煮至稀烂，再浇上一勺杏酪调味，即成一道爽口的美餐。

　　南宋时，羊的产量不高，羊价随之猛涨，皇宫御厨的用羊量大幅减少，不过仍能保证“中宫内膳，日供一羊”。皇宫之外就不行了，吴中一带的羊肉卖到九百钱一斤，别说普通人家，就是官员富户也吃不起。有人为此还写过一首打油诗，说“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只剩咽口水的份了。诗中“只把鱼虾充两膳”一句，则说到了宋朝的另外两种食材：鱼虾。

　　水产类食材在宋朝很普遍，汴京的新郑门、西水门和万胜门每天“生鱼有数千担入门”，价格非常便宜，就是冬天远途运来的鱼每斤也不到一百文。汴京名商号东华门何吴二，从外地运来活鱼，风干入料加工，再切成小片论“把”卖，遂成一道名吃，有“谁人不识把”的美誉。

　　淮南的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形貌颜色引不起食欲，“以便溺浸一宿”后，再用水冲洗，“则红润如新”，说的是鲜虾的保存和处理方法。在雨水充足、河湖遍布的南方，鱼虾随处可见，苏轼有诗：“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虾鱼。”即是彼时的生动写照。

　　除鱼虾外，热门水产还有甲鱼、河豚、螃蟹、蛤蜊等。甲鱼是上层人士钟情的美味，临安城南的浑水闸一带，有一二百家专门卖甲鱼的摊点，生意非常火爆。将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来吃，称作“洗手蟹”，味道鲜美，极受欢迎。吃河豚是一种时尚，名士梅圣俞便常邀亲朋来家共享，并赋有《河豚鱼》一诗，曰：“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有剧毒，需祛毒之后才能烹调食用，彼时也有因食河豚不当而丧命的悲剧发生。

　　食材受时节的限制，为了随时品尝，宋人有针对肉类和水产的各种腌、腊、糟等加工方法。广南一带的腌鱼十年不坏，最为著名，制作方法是：“以笤及盐、面杂渍，盛之以瓮。瓮口周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则续，如是故不透风。”方法极为科学，体现着宋人的大智慧。

　　蔬菜在宋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五六十种，现在的芥菜、生菜、菠菜、莴苣、黄瓜、冬瓜、茄瓠（一种葫芦，嫩时可食）、山药、萝卜、茭白、蕨菜、芹菜、百合、芋头、牛马兰、菌类等，宋时都有。那些新鲜的时蔬永远都是抢手的热门菜，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夏天茄瓠刚上市时，每对可卖到十余贯钱，去晚了还买不着。一些人为了尝鲜相互抬价，也让茄瓠供应商们一夜暴富成为可能。

　　许多在外做官或云游的学子，对乡愁的记忆都存留在普通的家常蔬菜中，苏轼就专门为四川老家的元修菜写过一首诗：“点酒下盐豉，缕橙芼姜葱。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并说离乡十五年，“思而不可得”，遗憾之情散落笔端。

　　名人的偏好

　　花样不断翻新，是为了适应人们日益挑剔的味觉，而食材的丰富、菜品的繁多，也让人们在口味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宋朝的许多官员都有自己饮食上的偏好，比如北宋哲宗时的宰相韩缜喜欢吃烤乳鸽，而且一定要吃白色羽毛的那种，如有人故意烤灰色的给他吃，他一下就能辨别出来。

　　韩缜还爱吃驴肠，每次宴客，驴肠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烹调驴肠需要很高的技艺，肠入汤锅，时间短了煮不熟，咀嚼不动；时间长了又会糜烂，变得寡淡无味。而且驴肠必须新鲜才行，过夜就会变质。厨师担心做不好，便想了一个点子：每逢宴会，事先准备一头驴子拴在厨房旁边，待宾客入座，斟酒传杯时，即提刀豁开驴肚，抽出驴肠，洗净切碎后立刻下锅，如此便可保证驴肠味美而新鲜。

　　宰相吕蒙正喜欢喝鸡舌汤，每天早晨都要喝。一日晚饭后，吕到后花园游赏，朦胧中看见墙角处有一堆凸起，以为是假山，问左右：这山是什么时候弄的？回答说：这不是山，是杀鸡时褪下来的鸡毛。足见其用量之巨。

　　徽宗朝宰相王黼喜欢吃黄雀鲊（“鲊”即腌制，将黄雀肉放在扁平的瓦罐内，铺上酒糟、醋、盐、香料，再盖上箬叶，封严罐口，放置数天可食），家中专门有三栋房子堆满了盛黄雀鲊的瓦罐，堆积直至房梁。南宋宰相贾似道喜欢吃苕溪的鳊鱼，为此专门建造了一个大池塘，养了一千多条鳊鱼，用大盘绞水灌溉，鱼游自得，如在湖中，有好几条船穿梭往来，递运不绝。

　　蔡京爱吃鹌鹑，徽宗大观年间，天降瑞雪，为了庆祝好兆头，徽宗特赐蔡京府第。蔡京于是大摆筵席，命厨师宰杀了一千多只鹌鹑。当天夜里，蔡京梦到鹌鹑给他念了一首诗：“啄君一粒粟，为君羹内肉。所杀知几多，下箸嫌不足。不惜充君庖，生死如转毂。劝君慎勿食，祸福相倚伏。”蔡京讳莫如深，自此再也不吃鹌鹑了。

　　以画马闻名的赵霖喜欢吃鹅掌，家中存有制作好的鹅掌一千余坛。这烧鹅掌本是女真人虐食动物的一种手段，方法是：在地上支起一块铁板，用火烧热，把活鹅放在上面，用铁笼子罩住，鹅被烫得不停跳跃，不一会儿鹅掌便被烙熟，之后取出活鹅生割鹅掌来食，调以佐料，味道鲜美无比。《说岳全传》中说，金人把徽钦二帝俘虏后，老狼主下令把银安殿的地面烧热，让二帝脱去鞋袜穿上青衣，戴上狗皮帽子，身后挂一条狗尾巴，腰间挂上铜鼓，衣带上挂六个铃铛，手上绑两根细柳枝，站在烧烫的地上。二帝烫得双脚乱跳，柳枝随之挥舞，铜鼓和铃铛也一齐奏响，老狼主们则在一旁饮酒观赏。这是把人当鹅来烧了。

　　不过再好吃的东西总吃也有厌烦的时候，比如陕西豪士刘易，在做狄青（北宋大将）幕僚时，喜欢吃苦马菜，而且每顿必吃，如没有便吵闹不停，谁劝也不行。狄青于是派人采买了大量苦马菜，变着法儿做，让刘易天天吃。没多久刘易便吃腻了，以至于看到都想吐。

　　王安石对吃则完全不以为意。有朋友在王安石家做客，王夫人向其抱怨，说搞不清王安石究竟喜欢吃什么菜，朋友很奇怪，说王大人喜欢吃鹿肉丝啊，刚才进餐时，便见其将一盘鹿肉丝吃了个精光。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放在什么位置？朋友答：就在王大人眼前。王夫人说：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翌日再聚，朋友故意将鹿肉丝放得远一些，而将昨日王安石一筷未动的一样菜摆在其面前，结果王安石又将眼前那盘菜吃了个干干净净。饭后朋友询问，王安石竟不知餐桌上还有一盘鹿肉丝。

　　早市、夜市和三餐

　　饮食业的发展，也催生了宋朝服务业的兴起，比如“四司六局”，便是专门为官府或权贵之家负责饮食招待的，其分工精细，职责明确：帐设司负责桌帏、搭席、帘幕、屏风、绣额、书画等场面布置；厨司负责备料、烹饪；茶酒司负责宾客茶水、荡筛酒、招呼客人入席、迎来送往；台盘司负责端盘子、劝酒、收桌；果子局负责装果盘、上果品，兼劝酒；蜜煎局负责糖蜜花果、咸酸劝酒；菜蔬局负责器皿和菜蔬的采购准备；油烛局负责灯火照耀、立台剪烛、壁灯烛笼、装香簇炭；香药局负责药碟、香球、火箱、香饼及醒酒汤药；排办局负责挂画、插花、扫洒、打渲（用水洗涤）、拭抹等。一切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此外还有专门为富贵人家操办酒席的生意，服务快捷，热情周到。如有人家里请客，来了十几位亲友，需一二十道菜肴，这里顷刻便可备齐。北宋宰相晏殊几乎无一天不在家中设宴，饭菜却从来不提前置办，而是到饭店中叫，一会一大桌子菜就齐了。

　　这些以饮食而生的服务业，既扩大了百姓的就业，又反过来促进了饮食业的进一步繁荣。不过说到老百姓的饮食，则更多地体现在市场上，热闹的街市中，有着数不清的针对寻常百姓的饭店、小吃和茶馆。彼时的茶馆不只卖茶，还兼营吃食，类似今天的茶餐厅，熙来攘往，每每爆棚。

　　夜市和早市是宋朝的一大特色。汴京的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大约四更天便开始张罗各种早点，一直到早饭前才能稍作歇息。清凉的早上，店家们生起红通通的灶火，各种热腾腾、香喷喷的美味摆上桌案，赶早的人们三五成群，吃得浑身冒汗，攒足了精气神儿，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夜幕降临时，这些人又三两人相聚，用一份可口中意的美餐来驱散一天的疲倦。

　　汴京的夜市非常热闹，子夜时分还能听见水果贩子的叫卖声，各种小吃、从食应有尽有，任人挑选，且价格便宜。据《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说，一个壮汉在瓦舍的熟食猪肉店里，只须花三十八文钱便可吃饱吃好。一只熟鹌鹑才卖两文钱，一些时鲜的水果也不过十文钱一斤，像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等，均不超过十五文钱。此外还有煎羊白肠、鲊脯、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角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砂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甘草冰雪、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角子、猪脏之类，价钱都在老百姓可承受范围之内。

　　临安的早晨，卖蔬菜的商贩站满街市，用各种方言、方式叫卖，此起彼伏，呈现一派热闹的景象。宋朝的蔬菜腌渍加工技术也很了得，像辣仔姜、辣萝卜、咸菜、辣瓜儿、姜油多、糟黄芽、糟瓜齑、淡盐齑、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等制作精良的蔬菜美味，在市场上均有出售。

　　临安的夜市更是大行其道，尤以清河坊、三桥址、众安桥、观桥、官巷口一带最为热闹。《梦粱录》上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已是一种应接不暇的热闹景观。

　　宋朝人钟情饮食，还特别注意饮食卫生，食品全用“新洁精巧”的器皿盛装，不敢马虎大意。那些走卖吃食的，车子装点“奇巧可爱”，让人眼前一亮，增添了购物乐趣。临安的生意人和经纪人每天在城市中穿梭往来，为的是获取一份养活全家的收入。没有时间回家吃饭，便找个馆子细细品尝美食，他们一日三餐全在市面上买着吃。

　　值得一提的是，宋时已有药物饮食，如决明子有清热明目、润肠通便的功效，宋人用它来做五羹决明、决明四鲜羹等，既可吃又可保健治病。又如栝楼有润肺祛痰、利气宽胸作用，做成栝楼煎，再调以清粥，可治小儿咳嗽。瓜蒌清热生津，主治热病，可做瓜萎煎。

　　汤在宋代很普及，大多都有药物功效，其种类繁多，有二陈汤、薄荷汤、木星汤、无尘汤、木香汤、香苏汤、盐豉汤、干木瓜汤、缩砂汤、豆蔻汤、破气汤、玉真汤、益智汤、檀汤、杏霜汤、胡椒汤、紫苏汤、洞庭汤等。二陈汤主治头眩心悸、寒热、呕吐恶心，以及因食生冷引发的脾胃不和等症，每天早上喝上一盅，大有提神养身之效。

　　美食的落寞

　　华丽的宋朝，在各种美食和美味的点缀中，富态雍容，尽显奢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就曾无比向往地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遗憾的是，这种奢华并未维持多久，美食的香味四处飘摇，在北疆辽阔的草原上空逗留，引来诸多游牧民族的馋涎，他们精神抖擞地骑上战马，挥刀南下。在美食享受中养尊处优的宋人惊慌失措，再也顾不上饮食的讲究了。

　　即至北宋南迁，高宗赵构刚刚偏安称帝，金军大举进攻临安，赵构只得入海暂避，一漂就是4个月。由于衣食物资无法正常供给，将士们饥饿难当，赵构也饿得够呛，便冒险下令停船靠岸，步行前往一家寺院索食。僧人因无准备，只好先以5个炊饼进献，赵构一口气吃了三个半，咀嚼有力、吞咽有声，似乎这几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炊饼，胜过以往吃过的任何珍馐美味。

　　后来赵构再次入海，某日君臣萎靡之际，突然发现远处有两艘海船，经盘问得知是贩橘子的商船，赵构精神一震，即刻下令将橘子悉数买下，分给属下吃。其时正值正月十五，当天夜里风息浪静，水波不兴，赵构让将士们把火油灌到橘子皮里，点燃了放到海上，一时“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景象甚是壮观。这种根植于骨子里的美食享受，已然是一种强颜欢笑般的落寞。

　　宋朝的美食，以及因美食而生的美食文化，终究在蒙古旋风的肆虐中趋于暗淡，那些被打碎了的华丽的食盒器具，盛装的不再是精致的食物，而是沉甸甸的民族忧伤。或许，彼时落魄的皇室贵族们也早已深有感悟：食物再美，也只需一日三餐，而一日三餐中的五味陈杂与酸甜苦辣，以其独有的方式提醒他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

　　（责任编辑：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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