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在湖南攸县工作，当时的县领导以工农干部为主，文化水平都不高，办公室的文秘人员属公用，并未分工为某某领导的专职秘书。除重要会议主题报告需要秘书写稿外，一般性讲话，根本不用秘书操劳，也不印刷，与会人员都有做笔记的习惯。
县委书记朱洪富，是个典型的工农干部。思路敏捷，工作能力强，就是没文化。他的笔记本，只有自己看得懂。代号多，白字多，比如鸾山的“鸾”，酃县的“酃”，代号就是一个“○”，“○”是圆的，攸县土话就是“鸾”，“○”本身就是“零”，恰好与“酃”同音。当时办公室有个叫“唐延山”的办事员，朱书记笔记本上记的是“广千山”。
那个年代特别注重突出政治，强调政治挂帅。朱书记挺朴实，就是一个硬办法应付。报告开头一段，就摆几个“下”，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在省、地委正确领导下”等等，最多时摆七八个“下”。这些“下”就是突出政治，“下”了之后，便是实打实的一二三四点，思路清清亮亮，很有操作性。
有时连电话通知，他都是自己写，自己签发。1971年秋，全县组织东干渠大会战。一天他来到办公室，要办公室干事刘富喜拟个通知，要求各公社为东干渠民工送菜。刘富喜按照当时的规矩，先引用毛主席语录：“各公社革委会：为了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指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朱书记在旁边看着，似有不惬意的感觉：“还是让我来写吧。”他接过纸和笔，直截了当地写道：“各公社革委会：东干渠已上十万人，没有菜吃，请各公社当即按所列数量、地点送南瓜等蔬菜。附表在后。攸县革委会。”写完后，问办公室在场的三名干事：“看看行不行？”没套话，没有多余的话，谁个不服。当即自己签发：“同意，电话发，朱洪富，×月×日。”
那个年代，机关干部一不讲争权夺利，二不讲拉帮结派，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非常纯朴，似乎不存在什么利益关系。提工资、升官、评补助、评奖，都有让的，很少见到争的。大伙一心扑在工作上。那个时段，我大量时间在县委办、政府办（革委办）、农村办工作，主要任务是情况综合、调查研究、撰写材料。县里从事文秘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超过10人，工作负荷很重，开夜班是常事。有一年正月初五开扩干会议，过了初二就上班，有天晚上同刘富喜加班至深夜三点，肚子饿得咕咕叫，富喜问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说：抽屉里只有两颗治感冒的银翘解毒丸，他说，行，就当艾叶斋吧！动口三分气，一人啃一颗，也算一顿夜宵。
尽管工作很辛苦，文体娱乐活动日日如常。县革委机关有个排球场，爱好者特别多，晚饭后球场热闹非凡。先要占位子、排上号，一场21个球，输了就下岗，再等下一轮。不分上下级，都是这个规矩。有一两个县级领导只要在机关，天天傍晚到场当观众，一块木板寄放在树杈上，到时拿着当凳坐，人们戏称他们为“看球常委”。扑克牌、字牌也玩，周末有时也搞个通宵达旦。但是，从来不赌钱，只是打欠条、钻桌子、贴纸条、戴帽子、咬筷子、画胡子……照样玩得开心。
那时的蹲点办队，绝不是蜻蜓点水，更不是点卯做样，而是实实在在的长住在农民家，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住户吃什么，你也吃什么，没有什么特殊，一般都在餐桌旁的墙壁上贴份用餐表，吃一顿画个“○”，一餐三两粮票，一角二分钱，分时段结算。住宿，就在农民家。条件好的人家，可以腾出一间房给你，自带被席设专床；多数情况一般是直接与农民家的长辈或同龄人睡一张床。劳动，有硬任务，学大寨，要求县干部一年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下去的办队干部，一般一年不会少于100天。
我蹲点办队还不是算多的。1964年、1965年连续两年在湘潭、浏阳搞社教，除队部工作期间外，都住在最苦的贫下中农家。在湘潭县和平公社石码大队，开始就住在一个农民家，同一位70岁的老人同睡一床，蚊帐用纸贴了40多个补丁。吃饭，几乎餐餐是腊锅（不放油）炒韭菜。
货真价实的“三同”，真的使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拉近了，关系特别密切。干部平易近人没架子，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说话管用。干部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有不少干部与办点村的农民，特别是住户成了朋友，离队后10余年还保持着交往。
（责任编辑：齐风）
陈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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