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双年展：对话全球性

　　整个6、7月份，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记者、策展人和博物馆人都来到柏林，参加双年展，观看作品，联络关系，讨论艺术。一届双年展就这样成为了争议焦点。不同于艺术博览会，双年展的目的并不在于艺术品的销售。在今年的柏林双年展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为主流之外策展理念提供自由空间”的时候，两年前的上一届主题名为“忘记恐惧”的柏林双年展所引发的巨大讨论和争议，又浮现眼前。当时主流评论的声音多为不满，认为“双年展上涉及的政治、社会话题包括主权、大屠杀、与吸毒有关的死亡，却没有涉及当下人们更为关心的话题，比如经济危机、女性就业歧视、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即使有所触及，也像喊口号一样肤浅可笑”。那么这一次又如何呢？

　　关于主题

　　今年的第八届柏林双年展，主题是“全球性”这个看似更为讨巧、中性的话题，具体口号是：离开柏林市中心以及城中心的画廊和艺术活动，涉及的主题包括移民问题、边界问题、后殖民、中心与去中心化、自然问题、经济、政治问题等。相较上一届，本届在展出作品话题中呈现出了更多的包容性，从参展名单中就可窥见一斑。从德国、印度、巴基斯坦、希腊、葡萄牙、哥伦比亚、英国、澳大利亚、中国、瑞典和美国等地汇聚了世界各地53名艺术家/组合，共展出了70余件/组作品，其中包括德国著名的摄影师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以及著名的概念艺术家奥拉夫·尼古拉（Olaf Nicolai），几乎所有参展艺术家都专门为此次双年展制作了作品。作品分布于柏林西南和中部的四个展区（Haus am Waldsee， Museum Dahlem， 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 Crash Pad）。双年展传统的主展场一贯是在柏林Mitte区Auguststra.e街上的KW当代艺术中心。今年新增的展出地包括西柏林著名的“瓦尔德湖畔小屋”（Haus am Waldsee）以及同在柏林西南城郊的达勒姆博物馆。

　　哥伦比亚裔的加拿大策展人胡安·A·盖坦(Juan A.Gaitán)计划将柏林双年展从他持续数年的风格中摆脱出来，即从西方到东方的讲述中剥离。

　　以汉斯·贝尔廷 （Hans Belting）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在1989年提出并关注“全球艺术”（global art）这一概念，是因为二十世纪的政治主导权力轴开始被打破。当代艺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作为离现在最近的艺术形式存在；但是，随着1989年世界政治和全球贸易的发展趋势，艺术创作已经超越了国界，在全世界开始发展起来。这时候的当代艺术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定义。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展趋势挑战着以欧洲为中心的“艺术”观。

　　全球艺术已不再是现代艺术的同义词了。全球艺术并没有展现给人们一种新的语境；相反，它表明了语境或关注点的丢失，此外，它还暗示着地区主义和部落化相排斥的运动现象充斥于国家、文化或宗教各个角落，从而表明全球艺术本身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得出全球艺术与现代性是有明显区别的结论：后者自封具有普遍性，但是这种普遍性是建立在霸权主义艺术观的基础上的。同时，正如著名策展人和评论家祖昆·巴里恩托斯（Joaquin Barriendos）在书中所说，全球艺术反映了一种地缘政治，甚至“地缘美学”的特征。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资产——尽管西方的修正主义试图利用自身的汇率对货币进行控制，但是其价值因地区而异。差异贴着异域文化的标签，已经可以进行交易了，它是新来者进入艺术市场的凭证。

　　关于选址

　　共性退场后，本届的柏林双年展除了把观众送上了异域文化的旅途，还送到了一个偏僻的城市边缘的文化场所。

　　柏林双年展在以下博物馆都举办过： 密斯·凡德罗的新国家画廊，老国家画廊，汉堡火车站美术馆，马丁·格乌皮斯展馆。它总是去那些破败，风景如画，且奇特的地方： 空空的房屋，墓地，工厂房，遗弃的购物商场。随着每次新一届双年展的到来，找寻原创的，新的展示空间的难度也在增大。

　　第八届柏林双年展在选择展览地可谓简单又复杂。今年最重要的主展区回到了大大的柏林博物馆，几乎是连接起了“世界的最外端”。这当然是以柏林市中心论以及欧洲视角来看的说法，更不要说目前大部分的艺术都在都市里聚集这一现象。可是人们会觉得：达勒姆，一个连地铁站后缀都带上“村”的地方，真是这个地方吗？这个博物馆估计早就不在人们的参观计划之中了，可以说是它被遗忘在地图上，遗忘在边缘中，只等着被召进市中心（德国计划在今后把达勒姆博物馆群及市周边的一些博物馆一同搬到市中心的博物馆对面正在动工新修的“新王宫”——“洪堡论坛”）。在过去的几年中，搬迁至“洪堡论坛”这一事情往往掩盖了达勒姆博物馆出众的收藏，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但也许柏林双年展最大的功勋，就是它能够把人引到达勒姆，让大家了解这一片宏大的博物馆群：它的藏品，建筑本身还有展览的展示。多种展示形式在这里汇聚于一处：比如大展厅用玻璃展柜陈列墨西哥美洲石器装饰品的考古发现，或者为东南亚的艺术造的一面迷宫墙。双年展不仅把参观者送上了通往其他文化的旅途，同时还引领了新的策展风潮：时而用木头，时而用石头，时而用钢铁，时而用玻璃。

　　达勒姆组成了第八届柏林双年展的中心，在这里能看到总共53位艺术家的大部分作品。不过按照策展人的建议，观众最好从“瓦尔德湖畔小屋”（Haus am Waldsee）开始参观，因为在那环境优美，艺术作品完全能沉浸在艺术之中。这是曾经工厂主的别墅，位于更偏远的Zehlendorf区，在这展出的是艺术的收藏，是个人角度的对艺术主题的探索。而在柏林双年展的传统主展区KW，艺术作品在市中心的白盒子里被庆祝，有意地展示给公众。

　　把这样一个被遗忘的地方提升成为艺术人当中极受欢迎的地方，在其中找到一个舞台，这需要一个全新的、不同的视角，即“外来的视角”，就像这届双年展策展人，加拿大/哥伦比亚的胡安·A·盖坦所带来的一样。也许这也是一个去共性的加强滤镜。

　　关于艺术本身

　　当今的一名世界公民，同教育和研究的结束代表——普鲁士最聪明的兄弟，这样的组合必然能给这个两年一次的当代艺术盛会带来点什么。

　　达勒姆是双年展的思想工厂，在布置得层层叠叠的收藏中，双年展的作品介入其中，整个的大厅被腾出来。然而双年展的作品并非企图巴结讨好，它们试图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做出一些同经济、历史关系的讨论。达勒姆为此提供了完美的框架。达勒姆博物馆群原计划搬迁至未来将要在柏林市中心博物馆岛对面建成的洪堡论坛，但迄今为止“洪堡实验室”只晃荡在表面，双年展介入之后，一个尝试把人类学和当代艺术打通关系的项目，突然开始站得住脚。这届双年展开启了驶向柏林中心的发动机。

　　从作品上看，今年的双年展确实是上一届的对立面，没有“占领运动”、没有警察、没有扩音器。相反的，它邀请大家来到西南城郊，开展一场类似人类学的学术之旅，去发现跨越大洲，跨越世纪的“移民”踪迹和标志，而反对绑架艺术用来改变世界。这里举两个例子。

　　李消非作为唯一参展的中国艺术家，在本届双年展中的展出了他的代表作品《流水线》 。《流水线》是李消非2010年开始创作的一个艺术项目（持续中）。4年以来他先后在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美国、瑞典、挪威、新西兰等地拍摄了一百多家各种类型的工厂，同时与流水线上不同的职位的人进行对话和交流，以独特的视角，融合了纪录片和纯视觉美学的语言，采用一种急速的、切片式的交错方式将人与机器相互重组和转换来重建一种虚幻的真实，以探讨机械化生产，管理理论在劳动力训练上的转化，以及商品之间的基本关系。

　　另外，生活在柏林的伊朗女艺术家奈丽·巴格拉米恩（Nairy Baghramian）的作品“接待室”放置在入口处，它很核心地体现出了双年展的战略。作品是一副摄影作品，部分被水泥板遮挡住了。照片上所展示的空间里有三把深红色的单人沙发椅，整个空间只有一半可见。可能波斯国王让毛泽东，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土耳其第一任总统）和阿登纳（德国二战后第一任总理）在希特勒的一张照片旁拍照。这样的照片安排，历史没有被证实，不过对可能的事实的敏感度被唤醒，在历史书上所写的和博物馆里讲述的并不都正确。对于达勒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那些封存在钢筋水泥中数十年的殖民主义世界形象，正在费劲地慢慢被打破。

　　但是，策展人提出双年展要和达勒姆博物馆里展示的藏品有更深层的交流，事实效果并非如此。来自欧洲以外的收藏提供了一种环境：让观众在路过时接触到一个个展览部门，经过一个土耳其的茶具，遇到一个委内瑞拉的小船，或是惊喜地发现爱斯基摩人的绘画。这些可能都是平常鲜有人迹的角落。而这样的一种对比同时从侧面显示出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对待这些伟大却又被逐渐沦为道具的展品的一种高傲态度。这也许是本届柏林双年展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文 康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