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面临“中国式困境”

　　剩菜剩饭、废电池、过期药品、快餐盒……每天，我们从家里提出的垃圾总是满满一袋。这些垃圾从家门口的垃圾箱，经过保洁员的垃圾车，再到垃圾中转站，最后汇集为城市“垃圾大军”中的一员。如何将这些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成为许多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让垃圾变资源，焚烧发电是一条可选之路。目前，国内许多大城市倾向于选择垃圾焚烧作为垃圾终端处理的主要形式。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入选，投入额在所有34项技术中位居第三位，预计未来5年，国家将在该领域投入260亿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在市政生活垃圾处理领域的推广比例可达30%，日处理垃圾量达10万吨以上，年碳减排能力达765万吨二氧化碳。

　　然而，伴随着环保理念、权益意识的增强，一些地方特别是垃圾焚烧厂选址点附近的居民排斥建设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置陷入重重困局。

　　垃圾无处“葬身”

　　城市的垃圾制造能力有多强？据统计，2013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为1.73亿吨，可堆出500多座百层高楼。其中，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上海日产垃圾1.9万吨，广州日产垃圾1.8万吨。

　　与此同时，城市周边已无垃圾“葬身”之地，各地的填埋场已趋饱和。位于北京东郊三区交界处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1997年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980吨，使用寿命13年。然而直到今天，每天还有超过千吨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垃圾运到这里实施填埋处理。

　　“超期使用3年多，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北神树垃圾填埋场第四任场长陈鹏无奈地说。由于新建垃圾处理设施的进度不如预期，导致这座本应停用的垃圾填埋场不得不超期服役，为此甚至不得不把原先的绿化带都挖掉作为新的垃圾堆放地。

　　同样的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危伟汉说，如果还是走填埋的老路，那么到2016年广州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将饱和，“垃圾将无处可埋”。

　　由于垃圾填埋会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处置周期长等各种问题，因此，当前各大城市纷纷将垃圾处置的重点改为发展垃圾焚烧厂，全国已建成各类垃圾焚烧发电厂100多座，以减少垃圾对资源环境的负担。

　　“相较于填埋，垃圾焚烧投资大，技术和运行管理要求高，但减量效果好、无害化处理较彻底，适用于土地紧缺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河北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斌介绍，用焚烧技术将垃圾转化为灰烬、气体、微粒和热力，能减少原来垃圾约80%的质量和95%的体积，同样的处理量，垃圾焚烧用地仅是垃圾填埋的1/20左右。一般垃圾在填埋场分解需10至30年，而只要垃圾的熔点低于850℃，2小时左右就可焚烧处理。

　　另外，一座城市的垃圾就像一座低品位的“露天煤矿”，可进行无限期开发。据测算，按发热值比较，我国每年产生的1.7亿吨左右的城市垃圾，约相当于3000万吨标准煤。与火力发电厂相比，垃圾发电原料廉价而丰富。火力发电主要用煤炭作为燃料，而垃圾发电采取以少量煤助燃，掺烧垃圾的燃烧方式。垃圾焚烧产生的能量用于供热和发电，可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焚烧项目频遭抵制

　　垃圾焚烧虽是大势所趋，但目前却常常遭遇不理解和抵制，在一些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设——居民强烈反对——项目被迫搁置”的中国式困境。

　　环保人士和公众对垃圾焚烧最初的担忧，来自焚烧过程中二恶英和呋喃等有毒物质的排放。上世纪各国的老式焚化炉由于气体净化技术不过关，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而近年来，气体净化技术和硬件得到改进，足以将这些有毒物质消除或控制在最低水平。当焚烧温度低于400℃会产生大量二恶英，但超过850℃便能分解99%的二恶英，超过1000℃就能全部分解。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厂都是高温焚烧，而且安装了活性炭、袋式除尘器等净化装置。而冶炼厂、汽车尾气，甚至家用燃气、抽烟排放的二恶英浓度都高于垃圾焚烧。

　　然而，经过多年科普，公众在认同“技术无害”的同时，仍担心“监管有漏”。“就算焚烧厂的二恶英控制技术过关，我们照样会抵制。”石家庄市其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于2009年8月竣工后，厂区周边居民对项目反应激烈，项目不得不进行搬迁并重新规划。该项目原址附近小区的一位居民认为，项目选址不合理，位于石家庄市区的上风向，且距居民区太近，甚至仅有一墙之隔。另外，国家虽有针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排放标准，但该项目并未实现信息公开透明。“标准再细，技术再成熟，如果没有做到信息公开和监管得力，我们怎么能相信污染排放是合格的呢？”

　　“垃圾焚烧厂选址须兼顾到污染、风向、人口密集度以及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同时，选址决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参与也尤为重要。”河北环保联合会副会长张忠民表示，在知识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对民众来说，反对的并不是垃圾焚烧本身，而是这项产业目前可能存在的监管不力、信息不透明等问题，这几个方面恰恰是我国垃圾处理产业的短板。

　　另外，我国垃圾发电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垃圾发电厂的建设和运营也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我国城市以生活垃圾为主，由于一些复杂原因，垃圾分类不到位，因而垃圾热值很低。低热值导致焚烧时需要添加大量燃料，发电成本大幅提高，一些垃圾焚烧发电厂甚至演变为以煤为主，成为变相的小型火电厂，违背了垃圾发电处理的初衷。

　　“史上最严”新国标

　　从今年7月1日开始，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已开始执行“史上最严”新国标———《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对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要求、技术要求、入炉废物要求、运行要求、排放控制要求、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等内容做了规定。其中，公众最关注的二恶英类控制限值与欧盟标准一致，比现行标准收严了10倍；重金属等其他限值大多比现行标准严了30%。作为垃圾处理的一种主要方式，垃圾焚烧发电在我国走上了一条规范、严苛的发展之路。

　　要将国家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使垃圾焚烧发电走得更远、更好，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对此也提出了许多建议。

　　首先，政府和公众对垃圾焚烧发电的整个过程进行全程追踪与监测，保持透明化，提高公众参与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信息公开透明保证民众知情权，通过发扬协商民主保证民众参与权，不能先斩后奏；另一方面，鼓励民众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垃圾焚烧企业应该接受市民与社会团体监督、建议，并将自身与政府、市民的沟通情况全面公开。比如，垃圾焚烧厂可以设置电子显示屏，当地老百姓通过实时显示“焚烧系统烟气污染物监测数据”，实现对垃圾焚烧的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

　　其次，有关单位应针对民众关切问题和要求及时作出反馈，以尽快消除误解、化解矛盾。企业可组织民众参观生产基地，进行耐心的技术讲解，主动与民众进行充分沟通，避免“技术性傲慢”。

　　现实中，虽然按照现行技术标准兴建的垃圾焚烧厂造成的环境污染理论上并不严重，但事实上还是会给周边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影响。例如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标准已达到欧盟水平，但驻厂的村民监督办公室副组长范燕芬和周围村民仍然不满意：“每晚12点上百辆垃圾车排队进厂卸料时味道太重了，老百姓根本不敢开窗。”专家指出，对于这样的情绪，政府可通过经济补偿等各种途径予以纾解。

　　最后，一定要注重前期垃圾分类工作，从源头抓起，并加强宣传，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广东省垃圾处理行业协会秘书长邱剑涛算了一笔账：“假设一户居民一个月的垃圾有10桶，从收集、清运到处理一共要花500元。如果居民通过垃圾减量、循环利用、分类等方式使得一个月的垃圾量减少到6桶，前端的减量化降低了运输、物流等处理环节的成本，那么政府可以对节省的这部分给予居民一些回报。”他表示，建立诸如此类的环境补偿机制也是有效方法之一。

　　文/本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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