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十年的书画盛会

　　自2004年起，澳门艺术博物馆一年一度地举办中国古代书画专题展览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画家、画派、画种和风格与世变等视角梳理绘画史，通过与内地博物馆合作获得集中展出精品的条件，并邀请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的专家举行学术研讨会，交流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一、基本情况：特展与研讨

　　为弘扬中华文化艺术，展出独具历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经典书画作品，澳门艺术博物馆在特区民政总署的支持下，与澳门基金会等单位一道，自2004年起联合内地博物馆所举办的古书画展研活动是以明清书画史为内容的。具体如下：

　　2004年，“至人无法—故宫、上博珍藏八大石涛书画精品展暨八大石涛学术研讨会”；

　　2005年，“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450周年书画特展暨董其昌学术研讨会”；

　　2006年，“乾坤清气—故宫、上博珍藏青藤白阳书画特展暨青藤白阳书画学术研讨会”；

　　2007年，“与古为徒—吴昌硕逝世80周年书画篆刻特展暨吴昌硕书画篆刻学术研讨会”；

　　2008年，“像应神全—明清人物肖像画特展暨明清人物肖像画学术研讨会”；

　　2009年，“豪素深心—上海博物馆珍藏明末清初遗民金石书画特展暨明末清初遗民金石书画学术研讨会”；

　　2010年，“秣陵烟月—南京博物院藏明末清初金陵派书画精品展暨明末清初金陵画派书画学术研讨会”；

　　2011年，“山水正宗—故宫、上博珍藏王时敏、王原祁及娄东派绘画精品展暨王时敏、王原祁及娄东派绘画学术研讨会”；

　　2012年，“云林宗脉—安徽省博物馆藏新安画派作品展暨新安画派学术研讨会”；

　　2013年，“山水清晖—故宫、上博珍藏王鉴、王翚及虞山派绘画精品展暨王鉴、王翚及虞山派绘画学术研讨会”。

　　据统计，十年来这一古书画系列展览展出书画艺术品总数量为146699件（套），平均每个展览的展品数量为128件（套）。提供藏品的合作单位主要是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两大最富实力的艺术博物馆，此外还有在书画收藏方面各有特色的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及收藏书法篆刻著名的西泠印社。

　　出席研讨会的学者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中国内地的学者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浙江、广东和安徽。这些学者分别供职于博物馆、高等院校与学术单位，也有个别的独立学者。总共参与研讨并发表论文的学者专家有278人。

　　在全球范围内，一次性地举办中国艺术史某选题的展览与国际研讨会所在多有，但以明清绘画史为范围年复一年持续不断地系统举办展览与国际研讨会则是澳门艺术博物馆的首创。

　　二、选题特色：经典与现代

　　纵观世界范围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可以看到：澳门艺术博物馆选择明清绘画史持续办展并举行研讨，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的，是着眼于经典而有益于现实的。明清时代的绘画，大家崛起，流派众多，既实现着传统的集大成，又探索着与时俱进的创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人写意画获得空前发展，绘画中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互补与互渗日益突出，而且这一时期大师和经典有些已经体现出本土的现代性因素，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书画的演进，为当代画家所借鉴，甚至对西方20世纪的绘画发生了一定影响。

　　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画特展和研讨会开始向明清绘画史倾斜，比如1986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清初四画僧（渐江、石溪、八大山人、石涛）精品展览暨清初四画僧绘画学术研讨会”，1988年香港大学文物馆举办了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博物院藏明代绘画展览暨明代绘画国际研讨会”，1990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明代吴门绘画展览暨明代吴门绘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美国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八大山人书画展暨八大山人书画艺术研讨会”，1993年美国纳尔逊爱金思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董其昌的世纪大展暨董其昌的世纪国际研讨会”。围绕明清绘画的展事与研讨活动，一方面具有深入开拓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颇能思索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

　　但世纪之交以来，自1999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召开“溪岸图与中国画真伪问题”研讨会之后，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的展览研讨活动开始转向，或者集中于宋元以前的中国美术史与文化史，或者着眼于跨时代的中国艺术发展。比如，2005年故宫博物院举办“清明上河图专题展暨清明上河图及宋代风俗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大观—北宋书画、汝窑、宋版图书特展”并举办“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2010上海博物馆举办“千年丹青：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暨千年丹青国际学术探讨会”，2004年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中国艺术五千年展”，则是包括20世纪中国艺术在内的大展。

　　新世纪之初以来，特别是全球性的“艺术史的终结”思潮波及中国美术史领域，导致明清绘画史的研究被边缘化。值得重视的是，在全世界博物馆举办中国绘画展览和研讨活动疏离明清的条件下，澳门艺术博物馆承担起举办明清绘画展览与研讨会的学术重任，连年持续开展活动，梳理明清书画名家和各大流派的渊源、发展，为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系统的素材和成果，搭起了一个推动明清绘画史学术交流的平台，既有裨于国内在古今的直接联系上建立传统绘画文化的传承体系，又有利于推动明清绘画史研究的国际交流，实际上已经逐渐把澳门艺术博物馆建成了促进中国明清美术史研究的重镇。

　　三、成功合作：特区与内地

　　澳门艺术博物馆是1999年建成的澳门唯一一座艺术博物馆，曾获国际建筑设计冠军，具有良好的展出条件，也有来自贾梅士博物院和历年征集购藏的艺术品，唯因建馆时间不长，收藏明清绘画毕竟有限，要实施一年一度的明清专题绘画展览，使之得以成功举办，最难得的是争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两大家博物馆的支持。

　　十年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明清绘画特展中，由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两家出品的就有五次：2004年“至人无法—故宫、上博珍藏八大石涛书画精品展”、2005年“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450周年书画特展”、2006年“乾坤清气—故宫、上博珍藏青藤白阳书画特展”、2011年“山水正宗—故宫、上博珍藏王时敏王原祁及娄东派绘画精品展”、2013年“山水清晖—故宫、上博珍藏王鉴王翚及虞山派绘画精品展”。由上海博物馆独家提供藏品的，还有2009年的“豪素深心—上海博物馆珍藏明末清初遗民金石书画特展”。

　　以“至人无法—故宫、上博珍藏八大石涛书画精品展”开始的藏品后援，离不开澳门艺术博物馆既了解内地大博物馆的收藏，又善于把握时机扩大合作。澳门回归之际，故宫博物院提供藏品的“盛世风华展”开幕，澳门艺术博物馆遂借机提出举办“至人无法展”并借陈藏品的期望，立即获得首肯。又因澳门回归之前，市政厅曾为正建新馆的上海博物馆在澳举办“千年佛像展”，这一渊源也促成了上海博物馆对“至人无法展”中所需八大、石涛书画精品的支持。其后渐渐形成了多数明清绘画专题展均以上述两大馆出品的格局，保证了策展计划的有效实施。

　　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明清绘画专题展览，实际是澳门艺术博物馆主导的合作，不只是澳门艺术博物馆提供场地与展出条件，内地博物馆提供藏品，并且是办展过程中各方的协力共事，包括策展、选品、布展、画册编辑诸多方面。

　　以“南宗北斗”为例，在出版的《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450周年书画特集》中即记载了澳门艺术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的参与者的合作：“策划：陈浩星、梁金生、余辉、单国霖”，“布置：李延霞、华宁、杨丹霞、李欢、黄朋、沈秀芳、孙丹妍、吴耀珉、冯蕙芳、何素珍、李子健、吴金生、法兰度”，“主编：陈浩星”，“编辑：潘欣庭、赵阳”，“著者：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

　　虽然把明清绘画作为办展和研讨对象是东道主澳门艺术博物馆的睿智选择，但每年的选题及各年选题间的关联，则是东道主和与会专家主客互动的结果。有的年度选题是主办方澳门艺术博物馆提出的，征得了有关博物馆专家的同意，比如“至人无法”“南宗北斗”；有的年度选题是内地博物馆学者提出的，被主办方所采纳，比如把“清初四王”分为“山水正宗”与“山水清晖”两次研展，即是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专家的建议。这一构想不仅能够让观者看到更多的“四王”及其传派的珍品，而且通过办展与研讨加强了对这一系统代表画家与传派的学术梳理，推动了绘画史研究。

　　在合作中，澳门艺术博物馆非常注意一次性地显示展品的全部信息。比如，在选定多开组成的书画册时，会优先考虑并非“推篷装”或“经折装”的作品，以便各开一一展示，实在不能拆开散放又不能不展出的册子，也使用辅助手段，部分代之以彩色喷墨打印的复制品。对于书画长卷则坚持全面展示引首、本幅、拖尾以及其他装裱部分（在展览的图录中，还有包首、题签、涤带等），为此准备了足以展示书画长卷全卷各部分的长达三十多米的展柜，相比于内地博物馆受展柜限制，或者不得已“藏头护尾”只展出长卷重要部分，或在展期中分两次展示前段和后段的情况，能使观者一次性了解藏品全貌，让学者获悉藏品的完备信息。

　　澳门艺术博物馆为了全信息地展出藏品，布展前就需细心地调阅部分作品，或由内地收藏单位提供藏品的尺寸，但通过双方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的合作，不但保证了展事计划的实施，而且时有意外收获。比如在筹备“像应神全—明清人物肖像画特展”的过程中，宾主在内地某博物馆检视一个人物画长卷，看完画心和拖尾的题跋，都以为没有了，谁知继续展卷，过了一段留白之后，又出现了黄宾虹的题跋。遂知黄宾虹谦抑对己，把前面的位置留给别人先题，以致收藏单位都没有著录。通过这次办展，也推动了收藏单位对藏品的进一步了解。

　　如果说，上述筹展事例表明澳门艺术博物馆与内地博物馆的合作，有可能推动藏品的详细而完备的著录，那么正式的展出，则提供了内地博物馆藏品在澳门面世为更多观众享有的窗口。此外，对内地博物馆展事的促进，还表现在举办同题展览方面。经过澳门艺术博物馆的提议，在“山水正宗—故宫、上博珍藏王时敏王原祁及娄东派绘画精品展”于澳门展览结束后，上海博物馆在沪主办了“南宗正脉—上海博物馆藏娄东画派艺术展”，在“山水清晖—故宫、上博珍藏王鉴王翚及虞山派绘画精品展”于澳门展览结束后，上海博物馆在沪主办了“集古大成—上海博物馆珍藏虞山画派王鉴、王翚绘画精品展”。

　　四、研讨推进：学者与学术

　　在举办绘画展览的同时举办学术研讨会，已经是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这是因为，研讨会集中发布了相关学者最新研究成果，既提升了艺术爱好者的认识，更强化了艺术博物馆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明清绘画展览并举行研讨会以来，学者构成不断扩充，2004年在举办“至人无法”研讨会的时候，参加的学者全是出品博物馆的学者专家。从2005年举办“南宗北斗”研讨会开始，参会学者除去出品博物馆的专家外，增加了澳门及中国其他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此后一直延续至今。

　　对于邀请出席学者的确定，澳门博物馆的经验是：出品博物馆的学者由该单位推荐；其他学者，部分由参会的资深专家推荐，部分由澳门艺术博物馆根据调查了解确定；也有闻讯自荐的学者，则需查阅网络并咨询资深专家后确定。这些来自各地的学者，或者执教于高等院校，或者供职于博物馆以及有关学术单位。开始较多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出品博物馆的学者，另一部分是多年从事中国书画史研究的学者，他们经常出席国际研讨会，有些还是研究明清书画史的著名专家。后来则注意吸收近年崭露头角的学坛新秀，甚至毕业不久的艺术史博士。

　　可以看到，研讨会的规模，由出品馆专家以研讨会的形式面对公众演讲互动，发展到博物馆内外专家之间与专家和公众爱好者之间双重交流互动，反映了研讨会由澳门与内地的博物馆际合作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此外，研讨会开始举办时，论文演讲者各20分钟，无分主次，自“秣陵烟月”研讨会，更安排资深专家三人做40分钟的专题演讲，也说明了东道主为推动研究深入参照国际学术会议所采取的措施。截止到2013年的“山水清晖”研讨会，参与研讨并发表论文的学者专家总共278人，年龄段从30岁到80岁开外，一共发表论文376篇。

　　20世纪以来对明清绘画的研究和讨论，有的偏重于“我注六经”的传统派，有的偏重于“六经注我”的个性派；有的偏重于这一时期得到突出发展的山水画与花鸟画，有的偏重于这一时期出现新形态与新体裁的人物肖像画；有的研究注重于书画本体，包括影响书画发展的内部因素以及诗书画印的结合，有的研究注重书画主题意义功能理解其社会性，关注影响书画发展的外部条件。而澳门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一年一度的系列明清绘画专题研讨会，则在整体上实现了个性派与传统派兼顾，山水画、花鸟画、人物肖像画兼顾，诗书画印兼顾，时代身世与思想艺术兼顾。正是这种兼顾，保证了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都可在此一显身手。

　　一般而言，结合博物馆特展撰写的论文，较适宜立足藏品的基础研究，特别是风格、质量、真伪、传承、个性的传统式研究。2004年，在“至人无法”的研讨会中，研讨的问题除生平名号外，大体如此。自2005年的“南宗北斗”研讨会以来，由于与会学者成分的扩大，研讨的问题也更加丰富，既有书画家字号、生平、游踪、交游、师承、思想、诗书画造诣、论画著述、重要作品、风格分析、艺术特色、历史成就、真伪代笔、传派影响、鉴定题跋、刻帖版画，书画流派、地域群体、宫廷绘画等基础研究甚至微观研究的成果，也有了涉及书画主题、意义、功能以及影响书画发展的外部原因阐释的新艺术史取向的成果。

　　尽管有些画家画派多年以前在国内外举行过研讨会，但事隔多年之后，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行的研讨会，不仅有了新的学者参与，而且推出了与时俱进的新成果。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名家作品、画家字号、明清书派、篆刻流派、画家书法、二流名家、祖先画像、实景山水、明清画派对粤东影响，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另一些研究则在资料的开掘或跨界研究上开拓了新局面，前者如以日本临仿明清名家的名作研究原作，以刻帖研究明清书画家艺术，后者如书籍插图与肖像画、青铜器全角拓与花卉博古图。

　　还有一些研究，虽然从具体的画家和作品入手，但或者以国际的视野观照明清绘画，比如研究明清画家与西方传教士交往，明清画家与日本、韩国交流，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美国对明清绘画的收藏，或者力图打通艺术史和文化史，讨论地区实景山水的出现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关系、文人传统的雅趣味与市民社会的俗好尚的升沉、遗民意识与传承文脉的复杂状况，综合论述画派与文脉、风格与世变的关系，具有了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文化史古今之变的深度。

　　五、成果共享：推广与普及

　　从举办“至人无法—故宫、上博珍藏八大石涛书画精品展暨八大石涛学术研讨会”以来，澳门艺术博物馆就十分重视成果的共享、学术的推广与美育的普及。一是像国内外类似专题展览与学术研讨会一样，出版展览图录、研讨会论文集、研讨会论文提要。展览图录的编写出版，印制精良、体例完备，又吸收了出品单位学者参与，故保证了学术性与数据性。因论文集均研讨会后定稿编写，在研讨会开幕时出版的论文提要，成为了论文集出版前用于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具有特色的传播方式。展览期间在传媒上报导、发表通讯、介绍、专文、访谈不下二十余家报刊，时间颇长，从展前直至结束。在国内外类似的学术活动中，也是最为突出的。

　　面向公众的推广活动，包括对少年儿童普及美育，方式多样，勇于创新。研讨会前均接受公众报名，可有百人听会并与演讲者互动。听会者有本地艺术家、爱好者和学生，也有远道专程赶来的“北美艺文学会”团队。在展出期间，出售导赏手册，免费提供展览单张。或以一周时间安排连续讲课，或结合展览举办水墨花鸟研习班，或组织立体山水画等工作坊，以动手做的形式加深对传统艺术的了解，引导中西媒体的融合试验。并接受预约导赏服务，为此提前培训导赏员，对幼儿园儿童和到小学学生进行不同的导赏。在结合古代绘画展览对少年儿童进行心手结合的美育方面，走在了内地博物馆的前面。

　　从2013年举办“山水清晖—故宫、上博珍藏王鉴、王翚及虞山派绘画精品展暨王鉴王翚及虞山派绘画学术研讨会”开始，澳门艺术博物馆实行了《高等院校书画研习交流计划》，在展览开幕研讨会举行期间，资助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高等院校从事艺术史学习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在导师带领下来澳门看展并出席研讨会，向专家学者讨教，进行各校间的切磋交流。这个面向青年有利于薪火相传的创举，不仅促进了艺术史界年轻学子的交流，并且以展研成果推动了年轻学子的成长，堪称着眼未来的重要举措。

　　六、未来期望：思考与建议

　　十年来，在举办明清专题绘画展览的同时，举行学术研讨，既是对文化资源的有效运用，也是区域分工合作的积极尝试。澳门艺术博物馆通过有效的联络协调和积极整合，在不断发展完善中，为推进学术发展，为增添澳门学术营养和艺术养分，为特区的文化建设和美育普及，做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积累了成功经验。经调查了解，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美中不足，提出了积极建议。

　　一些内地专家指出，澳门艺术博物馆少明清绘画收藏，但利用内地优势，强强连手，打造大展，办成了南部中国书画研究的重镇。活动有系统性，不参加就觉得缺了一课。选题由较通俗到更高雅，越来越关注艺术本身。听会者开始市民多，后来文化人增多，研讨方法不断改进，并且增办专门讲座，尤其关注对市民的普及，有的导览手册印制了各种文本，极为方便来自各国的观者。有的专家指出，在赌场最多的地区搞此高雅活动，极有文化意义，而且系统推进，精益求精，敬业精神，令人佩服。

　　有的年轻学者指出，目前世界范围的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一般都仅仅负责落地接待，也即只管安排食宿不及其他，只有个别主办单位负责极少特邀资深专家的路费，但是澳门博物馆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负担所有发表论文者来往机票和生活补贴，给经常出席各地研讨会的学者减少了经济负担，支持了年轻学者的踊跃参与，这在艺术史界的研讨会中绝无仅有。2013年在《高等院校书画研习交流计划》的实施中，对年轻学生的补贴，更为学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实际支持。当然，这离不开特区政府以博采税收赞助艺文事业的政策。

　　美中不足在于除去看展时间略少以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较慢，目前十次研讨会，只出版了《南宗北斗》《乾坤清气》《与古为徒》和《像应神全》四本。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参会学者有些迟迟无法提供论文的定稿就是一个方面，澳门艺术博物馆人手少工作多也是一个原因。对此，有学者建议在编写论文集过程中，可结合该馆已经启动的《高等院校书画研习交流计划》，吸收高校年轻学者带领学生小团队按东道主要求负担编辑工作。

　　二是参加研讨会的西方学者华裔为多，主要来自移居美国的两岸学者，应适当增加欧美血统的西方学者。原因在于研讨会没有翻译力量，而十年来到会的日韩学者均用汉语发言，移居美国的两岸学者也用汉语演讲，不存在翻译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为了使研讨会更加国际化，可以借助翻译的力量，吸收学有专攻而汉语不强的西方学者。具体做法是结合《高等院校书画研习交流计划》，吸收外语良好的艺术史博士生承担口译和笔译工作。

　　三是部分研讨会论文学术质量不是很高。质量不高的论文虽不很多，但缺乏新意，既没有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结论，也没有提供新的数据，当然也没有使用新的方法，所以或者流于老生常谈，重复学界早已熟悉的知识，或者是离开历史坐标的审美泛论，或者对作品论证不足的解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发表演讲者不大了解学术前沿的进展，或者是把研讨会片面地理解成了对一般公众的学术普及。

　　为发扬成绩解决不足，我和一些学者建议处理好三种关系：

　　1.学术开拓与大众美育的关系。开办古代书画展览并举办学术研讨会，实际上面对两种人，一种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另一种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公众。因此既有学术性的要求，又有大众化的要求。学术性的要求是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开拓、不断地解决新问题，而大众化的要求，是以最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普及已被公认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必须二者兼顾。一般而言，兼顾的办法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但以十年来的经验看，需要在进一步提高学术性的前提下发挥善于普及的优势。

　　2.资深学者与后起之秀的关系。学术的发展既是文脉延续、薪火传承，又是不断超越、青出于蓝的。十年的学术研讨过程，既是老中青学者比例日益合理的配置过程，又是有的老学者年事日增而一代新人已经成长的过程。为避免知识老化，对于老中青学者的选择与邀请，都应以严守学术质量为标准。在与会学者主体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可适当扩大与会者中早已活跃于学界的后起之秀：对于精力相对不如年轻人而处于学术前沿的老年学者，不一定要求每次都发表论文，而是可以仿照国际学术会议的方式，邀请担任分场讨论的主席与评论员，发挥其引领作用。在策划展览与研讨过程中，也不妨听取馆外专家的意见，甚至吸收为策展团队人员。

　　3.主要合作单位与广泛资取的关系。前文已述，以往的明清绘画展览，展品绝大部分得益于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的强强连手，但随着展研选题的发展变化，也曾由南京博物院、安徽博物馆等单位提供藏品。与会的学者建议，还可以扩大到其他公私藏家，不少藏家均有明清书画收藏，可以做私人收藏中国画展，通过研讨会，推广理想的收藏理念。也有的学者指出，东道主在策展过程中，以往听取提供藏品的博物馆专家的意见较多，此后策展时不妨也向出品博物馆外的专家进行咨询。

　　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薛永年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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