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古出新 今不同弊

　　当代书法已经形成了艺术与学术并行的发展趋势。从实际情况看，书法和学术各执一端者更受世人瞩目，而能兼顾二者皆有成就者少。张金梁难能可贵处在于兼顾二者，提倡以理论修养增加书法内涵，以创作经验促进学术研究，从而达到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关注张教授的学术、书艺，其意义不仅在于发扬学术的精神，更在于从中领悟到学习的方法，这对于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一、学书理念

　　历史上名相晏婴及大儒郑玄皆为山东高密人，张教授以与他们同乡而倍感荣幸，故自撰七言联“治学永效郑公道，为使长存晏子风”明志，这在他学术上对高境界的追求和为人为艺讲求风骨精神的个性塑造，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形成了在书法上“经世致用”和“不取原本”对立统一的创作理念。

　　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经世致用”是永恒的核心内容。书法在古代的发展过程中同样遵循这条原则。张教授认为“正（篆、隶、楷）、草（行、草）二体，原有体用之分。不能正书而写草体，如同不入仕途而谈政治一样，往往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其中“楷书庄重大方，学之能认大体懂规矩、扬正气，艺道之大者。习楷如习儒学，以入世经用为主。书之载道，以楷为最，所谓人磨墨墨磨人也”，站在古人角度关注正体书法，造就了他隶书、楷书的正大纯厚的艺术魅力。在“品用兼备”的观念下，他的书法不围绕着世人关注的展览转，故不受流行习气与模式所累。其书法的品质源于他长期的书斋生活。

　　如果说正体书法是“本”，那么草体书法便是“用”。当代书法进入创作的兴盛阶段，学习楷书也是为创作服务。张教授针对当代书法创作提出“异类求之”“不取原本”的学习方法。他认为“学习行书只取法行书，每况愈下”“草书之源要从章草入手，要保证草书的‘纯度’”“草书开笔难，结尾尤难”等观点，已经成为书法创作中难得的经验之谈。

　　如果说“经世致用”的思想下体现的是张教授作为学者具有的学术精神，那么在“不取原本”的观念中则完全表达了一位书家的艺术精神。前者是对传统的遵循与继承，后者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超越。尤其是他并不孤立地对待艺术与学术，而是倡导以学术促进艺术。虽然他把书法研究作为本职工作，但始终秉持着“为人们认识书法学习书法提供更多的角度和视点”的理念。因此在他的书学思想中，有很多研究的内容都是直接针对书法创作而言，如他指出“松江本《急就章》不存隶意，谓皇象书难以置信”“历来学《书谱》成功者少，习气易得，风雅难近”“世人学草书多从《歌诀》入，疏于草理”等观点，就是在学术的考量中得来。

　　张教授对于书法的认识与理解始终保持一种“问题意识”，善于从常规内容入手，而得出不同常规之结论。他所为并非要标新立异，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去释古，有益于纠正时下学术跟风的习气。然而在今天，张教授的这种学术洞察力很难普及学习，原因是这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力，更需要不重名利的胆识，否则不是流于俗套，就是沦为臆造。

　　二、书鉴双修

　　张教授曾撰文阐释“善书者不鉴、善鉴者不书”的历史内涵。他认为：“鉴”与“书”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且存在相互影响，共同提高的关系。所谓“善鉴”是指具备丰富笔墨实践经验才能，鉴识敏锐深刻，客观公正；“善书”是在书法实践上广采博取、鉴古铸今。表面看这些只是一种学术研究，实际上却是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张教授致力于传统书法的学习较早，对各种书体流派多有涉猎。高小岩曾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相赠共勉。然而在学习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范本，又如何提炼出属于自己的语言符号，这不仅仅是“学而思、思而悟”的过程，更是才能的体现。张教授指出“魏碑的学习要分为临读两类，《张猛龙》《郑文公碑》等体正法具者，可深入临之；造像题记及民间刻石，稚拙粗犷、变形夸张以趣取胜，读之可增加笔下生机，若临之则舍本求末、走火入魔难以自拔”，更要“以无法视唐楷，以有法待北碑”。在这样一种“善鉴”的状态下，张教授楷书师法《郑文公》，品质风格最为纯正，以“书卷气”滋养魏碑体之雄壮，去除“毯裘气”，不仅着眼于古朴浑厚，更重视灵动变化，来增加书法内在之生机。

　　对于隶书，张教授认同“隶书字形结构妙不在匾，挑拔平硬如折刀头”“以方劲古拙为尚”的观点。所以他“先爱《石门》之潇洒，后喜《张迁》《衡方》之拙朴，更追《肥致》及冬心之奇丽”，故而其笔下隶书点画圆融，绝少纹饰，起收之际波澜不惊，挑拨之势平硬深刻，与时下雕琢做作、尚奇涉怪的隶书风尚迥然有别。

　　如果说张教授的正体书法是基于“善鉴”的思想，那么他的草体书法便是在一种“善书”的才能中展现。这种“善书”不只是能把一家一派临摹表现出来，而是一种全新的大格局的创造。这种创造是要打破常规，把灵感变成常态，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体势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和而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张教授称自己“草书则于古代名迹无不深入探究，成五章三今二分狂体势；至于行书则不习名家，全从隶书、魏碑、章草化出，常以他人不知其行书渊源为荣。学书不同常规，论书有悖于世则不足为奇”。所谓的“五章、三今、二分狂”，是取章草之简约、隶书之朴质、今草之连绵而锤炼形成的一种新体式。这种体式既保留了传统书法的血脉，同时也赋予了个体生命的精神。而他的行书笔法中既有隶书的古劲，又有魏碑的雄肆。他把先前研习过的大王、东坡等人书法，全然不顾地融化在其中，逐渐形成了时人赞为“一家言语”的面貌。

　　张教授的书法是以“善鉴”的方式入古、以“善书”的方式出新，书鉴双修，互为表里。其意义在于：既传承了古代书法的传统，也领悟到古代书法的艺术精神，这对于当代书法从俗从众不辨古今的快餐式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

　　三、入古出新

　　张教授的书法优游于隶、楷、行、草四体之间，已经具备了自家个性化的书法言语，逐渐被书坛同仁及社会所重视，成为在高校中颇有代表性的学者型书家。他的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其人生理想及学术心得的外化。

　　首先，张教授的书法体现了正大之气。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染，学书以传统为楷模典范，虽然涉猎广泛却不失本源。他的书法既不同于泥古不化者，也不同于时尚从众者，而是恪守“品用兼备，雅俗共赏”的原则，在继承传统中发现自我，在追求个性中摒除习气，特别是其正体书法取法对象均以古代官方主流书风为本，铸就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书法品质。

　　其次，张教授的书法带有苍劲之美。张教授自幼受到山左士人果敢坚毅品格的影响，崇尚厚重质朴之美，形成的书法蕴含着北方书法“龙威虎震”的气魄。在点画用笔上，既不作意也不轻巧，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在结体上宽博舒朗包罗万千，笔墨间流露出凛然的豪气与傲骨。

　　再次，张教授的书法蕴含古雅之意。不论是其隶书、楷书，还是草书、行书，均取法本源，这样既保留了古代书法原始生动之美，又避免了流于俗媚。他的书法意兼篆籀，静中寓动，结字简便，不燥不涩、不繁不碎，全在一种天然状态下生成。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教授的书法流露自然之情。他的书法最讲才情，这不仅要求技法的自然流露，更要求情感的自然表达。他认为“大草创作，当选择生疏诗文书之。胸无成竹字成意后，才能意趣横生。若书常诵之语，点画字形极熟于心，则无意外之奇神来之笔”。他常常让求书者自拟索书内容，往往一挥而就，毫不迟涩。他对于工具也是从不挑剔，不择笔墨，更显示出先生具有的才气、胆气和豪气。

　　面对当代书法数十年的蓬勃发展，前辈学人开创的艺术精神正逐渐被后辈学人继承和发扬，教授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和丰富的创作经验，牢牢地接过前辈传递下来的优秀书法精神，在学术上建立了以近古书法为核心的研究体系，在书法创作上确立了“入古出新”的格调风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调整、不断推进。愿先生之学问、艺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文/张函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