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引言

　　北宋末年，不知是应道君皇帝命，还是自取其乐，翰林张择端画了一幅五米多的长卷，把那些无故偶入眼帘的汴京风物形之楮素，便有了千秋不朽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一问世，便出现了不可胜数的复制本。你只要去汴梁城中的杂货铺，花上一两银子，就可以买到它。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让专家很头痛的画。为什么这么说呢？作者的生平、画作的真伪、描绘的节令都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能够被查到的最早的可靠记载是清代的《石渠宝笈三编》。在这之前，很多文化人看到的却和我们看到的这幅大相径庭。明代后期的著名鉴赏家李日华看到的《清明上河图》开卷是“一牧童骑牛弄笛”，还有宋徽宗的御笔题签、题诗、双龙小印等等。这些都是“石渠宝笈三编本”所没有的。

　　千年已过，名作易主，至于说它曾被多少藏家递藏，我们已经难以一一考证。但是其间的聚散故事却有迹可寻。本文所要讲的故事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

　　古代没有电影电视，一些经典的故事就被演绎成戏剧和评书。人们有空闲的时候，可以去看演戏，也可以去听说书。三百六十行，说书是其一。就像鲁班是木匠的祖师、吴道子是画匠的祖师一样，说书人也有自己的祖师爷—周庄王。最有名的说书人则是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柳敬亭有个规矩，一天只说一次书，要求的酬劳是白银一两。白银一两是什么概念？《儒林外史》里胡屠户有句话：“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屠户一天杀一头猪也只能挣到柳敬亭的十分之一，这样看来柳敬亭绝对是高收入阶层。人们请他去说书，需要提前十天下定金预约，即使这样，他还常常不得空。

　　说书人并非空口白牙地胡说，他们都有所依凭—他们所依据的稿本叫话本。柳敬亭那个时代，有一本很流行的话本集，叫《型世言》，全称是《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这个稿本的第三十二回是《三猾空作寄邮，一鼎终归故主》。故事前面有一段引言，说：“我朝有一大老先生，因权奸托他觅一古画，他临一幅与之，自藏了真迹，竟为权奸知得，计陷身死。”

　　《型世言》虽是小说家言，但这段引言却并非空穴来风。它讲的是这幅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在明代嘉靖年间的一次交易，这次交易不仅被很多种笔记辗转传抄，而且被戏剧作家李玉演绎成《一捧雪》剧本，搬上了舞台，其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王求画

　　明嘉靖年间，奸臣严嵩弄权，他的养子严世蕃也以父荫入仕。严世蕃这个人很不简单。《明史》说他“颇通国典，晓畅时务”。他自我感觉也特别好，认为最有才能的三个人便是陆炳、杨博和他自己。陆炳死后，他更加自负。

　　严嵩做首辅的时候，年事已高。遇到各个衙门汇报工作，他精力不济，就对他们说：“等我和小儿东楼商量后再说吧。”（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据说他还有一个别号叫“庆儿”，《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原型就是他，盖以“西门”对“东楼”也。）这样一来，严世蕃就成了嘉靖政坛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文武百官找他汇报工作，短则要等一天，长则甚至要等十天以上。每天去严府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严家在京城的宅邸更是大得惊人，连接着三四个里巷，园子里的水塘就占了几十亩地，珍禽奇树更是不可胜数。

　　下级官吏多争相逢迎严氏父子，即使不求升迁也可求免祸。俞大猷就因生性耿直不阿，惹怒了严世蕃。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严世蕃授意下，附严的胡宗宪抓住一个把柄，把俞大猷逮进锦衣卫大牢。俞大猷的家人四处打点，又借了三千两银子送给严世蕃，才得以免死，但还是被罢去军职，发配到大同前线，让他戴罪立功。像俞大猷这样有赫赫军功的名将尚且如此，更遑论他人了。

　　在熙熙攘攘的逢迎者中，不乏颇有政声的官员，时任蓟辽总督、兵部左侍郎、右都御史的王忬就是其中一位。王忬，字民应，号思质，太仓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曾北御蒙古，南抗倭寇。文坛领袖王世贞是他大儿子，抗倭名将俞大猷是他的老部属。

　　王忬为什么要求购《清明上河图》？按李日华的说法是“昔闻分宜相柄国，需此卷（《清明上河图》）甚急，……都御史王忬迎分宜旨、悬厚价购此图。”即严氏求画心切，王忬想借机逢迎，以拉近关系。

　　王忬如何知道严氏父子觊觎《清明上河图》呢？据沈德符说：“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古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馀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钜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这里面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汤裱褙。严氏父子即通过汤裱褙代购《清明上河图》。汤裱褙和王忬交情不浅，便把这一信息，也可以说是逢迎严氏父子的一个绝佳机会给了王忬。王忬也投桃报李，请汤裱褙做中间人求购《清明上河图》。

　　黄彪作伪

　　《清明上河图》的藏家，文献表述不一，李日华说：“此卷在全卿（陆完）家。全卿已捐馆，夫人雅珍秘之，诸子不得擅窥。至缝置绣枕中，坐卧必偕，无能启者。”沈德符说：“在故相王文恪（王鏊）胄君家，其家钜万，难以阿堵动。”顾起元也说：“旧云在南京一质库，后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处。”不管藏家是陆夫人，还是王公子，总之，他们对此画宝若拱璧，雅珍秘之，不愿出让，汤裱褙最后仅买到摹画高手黄彪仿制的一幅赝品。

　　黄彪是嘉万时期颇有名气的书画作伪高手，姜绍书的《无声诗史》中有他的小传，说他号震泉，是苏州人，还说他不知在什么地方弄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稿本，他照着张择端的稿本，稍加删润，再布景着色，就能乱真。由于江南语音“王”“黄”不分，故黄彪或被记作“王彪”（顾起元《客座赘语》、田艺蘅《留青日札》）、“王生”（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这篇小传没有提到黄彪的生卒年，但他在万历甲午年（1594）画过一幅《九老图》，并系有长题，自记“七十有四岁矣。”中国传统上习惯多记一岁，立春之后又算一岁。由此可知，黄彪的生年当在公元1522年，即嘉靖元年。其卒年由于资料所限，暂时无从考证。

　　如姜绍书所言“吴中鬻古，皆署以名人款求售”，因此，黄彪的作品也多赝作他人款识。除了赝作《清明上河图》之外，黄彪还有以下作品可资参考。其一，书作《参同契》，见王世贞《弇州四部稿》：“黄彪遗我《参同契》，用赵吴兴（赵孟頫）赝识。以示客，客多以为吴兴也。”这段记载至少为我们提供两条信息：一，黄彪亦工书，能写得一手很好的赵（赵孟頫）体字；二，黄彪与王世贞有交往。其二，画作《俞允文像》，见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俞先生，讳允文，昆山人。……今像乃黄彪所写，戴貂帽，披紫裘，秀眉飘须，神仙中人也。”这段记载表明黄彪也为人画像，并非仅靠作伪或摹古谋生。其三，画作《九老图》，见《石渠宝笈》。其四，临赵千里《桃源图》，这可能是黄彪唯一存世的作品，上有张寰题字：“吾徒王生彪临赵千里《桃源图》于圜扉，三年而成。衡山太史文翁见而欣赏焉，谓其青出于蓝，视仇英辈不啻径庭矣。老予游方之外，时一展玩于行窝，如入桃源洞天，忘却此身之在尘世。……虽千金勿易，愿永宝诸。”

　　黄彪赝作《清明上河图》之事被载籍渲染铺陈得颇具传奇色彩。李日华的讲述可谓穷形尽相：“（陆完）夫人雅珍秘之，诸子不得擅窥。至缝置绣枕中，坐卧必偕，无能启者。有甥王（当为黄）姓者，善绘性巧，又善事夫人，从容借阅。夫人不得已，为一发藏。又不欲人有临本，每一出，必屏去笔砚，令王生坐小阁中，静默观之。暮辄餍意而去。如此往来两三月，凡十数番阅，而王生归辄写其腹记，即有成卷。”孙的记载更加添油加醋：“黄彪初作此赝本时迹甚奇，云但借一观，三日内遂图成者。……此图细于发，而能暗记潜作之，固亦斫轮手也。”“两三月”变成了“三日内”，“凡数十番阅”变成了“但借一观”，堪称“神乎技矣，进乎道也！”

　　按李日华的说法：《清明上河图》“临本之工，亦非泛泛者。”然而，李日华也罢，孙也好，都是道听途说，并未亲眼见过黄彪的临本。好在王世贞也有一段记述，他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俱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赝本“今在家弟（王世懋）所”，“与真本殊不相类，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间力耳。”可见，鱼目夜光终归有别。

　　黄彪所作《清明上河图》赝本的价格也是众说纷纭，李日华说：“王生以临本售八百金。”田艺蘅说：“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其赝本。”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疑问：王忬和汤裱褙是无意间误购赝品？还是有意以赝代真？按李日华的说法是“御史不知，遽以献。”张凤翼也说：“向闻严氏托其乃翁觅一画，适为人所欺，市其赝本，因而致憾。”王忬是“为人所欺”，才误购赝本。然而沈德符的说法却与之有异，他说：“（《清明上河图》）既不可得，（王忬或汤裱褙）遂属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即王忬是有意以赝代真。谷应泰在《明史记事本末》中亦持是说：“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忬以临幅类真者以献。”

　　孰是孰非？笔者更倾向于王忬是有意以赝代真。理由是黄彪与太仓王家关系非同一般。如前所述，黄彪还送给王世贞一件赝识赵孟頫的书法作品《参同契》。另据王世贞说：《清明上河图》赝本“今在家弟（王世懋）所”。黄彪的临本怎会跑到了王世懋手上？只有两种可能：其一，王世懋的收藏可能是严世蕃得知真相后退还的。既被揭破是伪作，拿出来展示止增笑耳，留着则欠送画人一个人情，不如璧还。如严嵩家藏有吴伟画作《月明千里故人来》，被顾东桥指为赝品。后来查抄严府的清单《天水冰山录》和《钤山堂书画记》上都没有这幅画，显然已经退还送画人或转送他人了，当然也有被销毁的可能。其二，黄彪所造《清明上河图》赝本不止一本，一幅献给严氏父子，一幅送给王世懋。既如此，黄彪与王世懋就不可能没有交往。

　　此外，不要说黄彪的摹本“与真本殊不相类”，即使“能眩时贵目”，又怎么可能瞒过目光如炬的居间人汤裱褙呢？按王世贞的说法他可是“博雅多识，尤妙赏鉴家。”

　　汤臣索贿

　　王忬将赝品送给了严氏父子。严氏父子既得此卷，即珍为异宝，认为家藏书画无出其右，于是广延宾客，拿出这幅《清明上河图》夸美炫富。碰巧其中一人与王忬有隙，他知道这是赝品，便当众揭穿。还有一种更流行的说法是汤裱褙索贿不成，指言其伪。徐学谟、李日华、顾起元、孙皆持是说。李日华和孙还言之凿凿地列出索贿金额，李日华说是“四十金”，孙说是“二十金”。

　　关于汤裱褙的名字，“《野获编》作苏州汤臣。《秋雨庵随笔》作汤勤。《云自在堪笔记》作汤曰忠。”据吴其贞《书画记》记载：“周文矩《文会图》大绢画一幅，……此图在严时汤裱褙装成，后侄日如复裱，见轴杆上题云：‘嘉靖庚寅六月望后二日，延陵郡汤曰忠重装。’”其实汤臣与汤曰忠并不矛盾，古人名与字多有关联，汤裱褙有可能名臣，字曰忠。

　　汤裱褙最值得注意的两个角色分别是赏鉴家和居间人。

　　先来看他的赏鉴家角色。据徐学谟说：“世蕃门客吴人汤裱褙者，以能鉴古，颇用事。世蕃受赂遗既多，遂旁索古书画。凡献古书画者，必先贿汤裱褙辨以为真迹，始收之。”关于他鉴定《清明上河图》真伪的方法有两段不同的记叙。徐树丕说：“《清明上河图》皆寸马豆人，中有四人樗蒲，五子皆六而一子犹旋转，其人张口呼六，汤裱褙曰：‘汴人呼六当撮口，而今张口，是操闽音也。’以是识其伪。”顾公燮说：“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脚，即此便知其伪矣。’”两种说法颇类小说家言，徐树丕亦疑为“好事者附会之”，故不足徵信。

　　再来看他的居间人角色。据沈德符说：“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钜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严氏父子和王忬都委托汤裱褙代购《清明上河图》。他既是严氏的门客，又与太仓王家关系非同一般。

　　王世贞有两首诗赠他：“汤生装潢为国朝第一手，博雅多识，尤妙赏鉴家，其别余也，出古纸索赠言，拈二绝句应之。锺王顾陆几千年，赖汝风神次第传。落魄此生看莫笑，一身还是米家船。其二，金题玉躞映华堂，第一名书好手装。却怪灵芸针线绝，为他人作嫁衣裳。”推重与奖掖溢于言表。汤裱褙后来与王家交恶，可能并非仅仅因为索贿这一件事。

　　据说汤裱褙也未能善终。徐学谟说王忬遭大辟之前，他“先已遣戍去矣。”遣戍的原因徐树丕说是“诳骗”，以博雅著称的邓之诚说得更详细：汤裱褙与马銮诓匿王宏七百金，“宏诉于分宜（严嵩），严究得实，戍边，没于戍所。”

　　严嵩杀人

　　严氏父子惭怒交加，认为王忬是有意以赝代真。王忬本想拉近关系，不想竟结下怨仇。嘉靖三十八年（1559），严氏父子先借滦河之警陷他于囹圄，第二年更以“边吏陷城律”斩其于西市。

　　徐学谟、詹景凤、沈德符、李日华都把王忬被诛的原因归为“伪画致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说法显然更为客观：

　　三十八年夏五月，逮总督侍郎王忬下狱论死。严嵩以忬愍杨继盛死，衔之。忬子世贞又从继盛游，为之经纪其丧，吊以诗。嵩因深憾忬。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忬以临幅类真者以献。世蕃知之，益怒。会滦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为草，授御史方辂，令劾忬。嵩即拟旨逮系。爰书具，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戌。奏上，竟以边吏陷城律弃市。由此可见，严氏父子与太仓王家构怨绝非一日。

　　《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并没有因王忬被诛而划上句号。为了搜求名作巨迹，严氏父子不惜以势相劫，“法书名画之在江南，大半皆为攫去。”他们垂涎已久的《清明上河图》真迹为昆山顾氏所得，不久，又被人以千金的高价买走，送给严嵩父子。还有一种说法是“真本为卫元卿所得，元卿续献之严。”总之，这幅名作最终进了“钤山堂”。

　　严氏父子垮台后，《清明上河图》被抄入内府，见于《天水冰山录》和《钤山堂书画录》。黄彪摹制的赝品可能被退还王家，由王世懋收藏。

　　李日华说买画之事在严嵩擅权期间、王忬镇守蓟门之时。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两年后成为首辅，嘉靖四十一年(1562)罢官。“盘踞津要，盗窃宠灵，凡二十余岁。”王忬镇守蓟门的时间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之间。综上可知，这一个案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之间。

　　怀璧其罪

　　《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并非孤立的个案，与之类似的故事在明代后期一直层出不穷。王忬的长子王世贞就记下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故事：《海天落照图》，相传小李将军昭道作，宣和秘藏，不知何年为常熟刘以则所收，转落吴城汤氏。嘉靖中，有郡守（不欲言其名）以分宜子大符意迫得之。汤见消息非常，乃延仇英实父别室摹一本，将欲为米颠狡狯，而为怨家所发。守怒甚，将致叵测。汤不获已，因割陈缉熙等三诗于仇本后，而出真迹邀所善彭孔嘉辈，置酒泣别，摩挲三日，而后归守，守以归大符。大符家名画近千卷，皆出其下。寻坐法，籍入天府。

　　嘉靖年间，吴城汤氏收藏有唐代画家李昭道的《海天落照图》，某郡守为了迎合严世蕃，购求甚急。汤氏对此图珍若拱璧，于是延请仇英摹写一件赝品，希冀蒙混过关。不幸消息泄露，惹怒郡守，为免叵测之祸，汤氏只有忍痛割爱。

　　王忬的次子王世懋在若干年后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在为家藏宋徽宗《雪江归棹图》题跋时记录了事情的本末：

　　朱太保（朱希孝）绝重此卷，以古锦为标，羊脂玉为签，两鱼胆青为轴，宋刻丝龙衮为引首，延吴人汤翰装池。太保亡后，诸古物多散失。余往宦京师，客有持此来售者，遂鬻装购得之。未几，江陵张相尽收朱氏物，索此卷甚急，客有为余危者。余以尤物贾罪，殊自愧米颠之癖，顾业已有之。持赠贵人，士节所系，有死不能，遂持归。不数载，江陵相败，法书名画，闻多付祝融，而此卷幸保全余所。乃知物之成败，固自有数也。宋君相流玩技艺，已尽余兄跋中。乃太保江陵复抱沧桑之感，而余亦几罗其衅。乃为记颠末示儆惧，令我子孙无复蹈而翁辙也。

　　万历初年，王世懋购得宋徽宗画作《雪江归棹图》，这幅画是朱希孝旧藏，为权相张居正所觊觎，索求甚急，不少朋友都为王世懋捏了一把汗，担心他因画起祸。

　　赵伯骕的《赤壁图》也经历过“严以势劫”的命运，据文嘉、王稺登的题跋，我们可以了解故事的梗概：

　　《赤壁图》乃宋时画院中题。故赵伯骕、伯驹皆常写，而予皆及见之。若吴中所藏，则伯骕本也。后有当道欲取以献时宰，而主人吝与。先待诏谓之曰：“岂可以此贾祸？吾当为重写，或能存其彷佛。”因为此卷，庶几焕若神明，复还旧观。岂特优孟之为孙叔敖而已哉？壬申九月，仲子嘉敬题。

　　严相得幸肃皇帝。子世蕃诛求秘籍，法书名画之在江南，大半皆为攫去，既败悉输尚方。仅留《海天落照》《清明上河图》等数种，余充武弁俸钱。流落人间者，往往得见之。惟赵伯骕《后赤壁》卷，杳然不闻，不知浮沉谁手？观文太史所作，清茂苍雅，力追古人，当与赵氏并驱争先者也。太原王稺登题。

　　嘉靖年间，吴中某家庋藏有赵伯骕的名作《赤壁图》，某权臣为献媚于严氏父子，找藏家购求，藏家不忍割爱。文徵明告诫他不可因吝惜一幅画而带来祸患，并愿意为他临摹一幅，以“存其彷佛”。

　　有权势的书画消费者为中意的名作巨迹不惜以势相劫，于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悲剧频频上演，“好古玩物至于败家亡身者”层出不穷。

　　梁任公说：“我们研究历史，要将注意力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又说：“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一片石亦有曲处，一勺水亦有深处。《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从多个视角再现出我们所不知道的中国古代书画的消费。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明代嘉万时期的书画消费”（项目号12YJC7601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常州大学艺术学院 叶康宁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