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之难

　　近日读曹星原女士的《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这是她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十二年，十易其稿，用功之勤，令人敬佩。但是，读完这本书，却发现其中错误很多，令人失望，于是草成此文，或许能给正在读此书的读者作一个参考。

　　曹星原在《前言》一开头就说：“虽然《清明上河图》已经被公认为是表现12世纪初北宋末年徽宗时的清明盛世的作品，笔者根据十数年在宋代文献中翻检所得和对本作品的仔细阅读，将在本书中论证这件作品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欢庆盛世’的作品，而是直述虽然面临困境，但是，由于同舟共济的精神和当时帝王秉持的‘上善若水’安民治世的思想，保证了社会的平和。”（第5页）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理解为作者是在掌握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但我们发现曹氏所引文献很少有不出错的，并且往往导致文意不通。下面略举数例，并稍加辨正，如该书第69页：

　　吴充……奉使契丹，宴射连破的，众惊异之。且伟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为度，制服以赐。时预其元会，尽能记其朝仪节奏，图画归献。后钱勰出使，契丹主犹问：“毕少卿何官？今安在？”

　　读者看到这段引文一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吴充奉使契丹，善射，令众人惊异，又能绘画，而后来契丹主却向人打听毕少卿情况？原来这段引文出自《宋史》“毕仲衍传”，曹氏引文中的省略号原为“引为中书检正”，即吴充提拔毕仲衍为中书检正，奉使契丹。因此，奉使契丹的是毕仲衍少卿，而非吴充。此系曹氏随意省略引文，致使文意不通。又第80页：“《诗经》曰：‘陈国之男女皆失其业，而亟会于道路、歌舞于井市也。’”

　　按，《诗经》中并没有这样的“诗句”。原来她引的是《毛诗李黄集解》，竟误把后人的解当作《诗经》正文，其草率如此。

　　至于曹氏引用文献之错讹，仅以第七章第145页所引《林泉高致·画记》为例，其他不再一一列举。如“三盐铁副使、谏院吴正宪”，原文为“吴正宪为三司盐铁副使，召作厅壁风雪远景屏。又于谏院为正宪作六幅风雨水石屏”。谏院是一地方（机构），非职官；又“时以亲乞免，不许。又乞假省亲命，方如所”，应为“时以亲老乞归，既不许。又乞候亲，命方如所乞”，虽然《林泉高致》存在版本上的差异，但“方如所乞”的“乞”字各本都不缺，而曹氏断句亦不通；又“上某幸蒙恩令待诏”应为“上甚喜，蒙恩除待诏”；又“得偏阅天府所藏”应为“得遍阅天府所藏”；又“于内帑取实花金带赐给”，应为“于内帑取宝花金带赐先子”；又“非郭熙画不足以称于世”，应为“非郭熙画不足以称，于是……”曹氏所据当为四库全书本，洵非善本，引用时更须谨慎其中错误。其实关于《画记》，铃木敬曾撰《〈林泉高致集·画记〉与郭熙》，以四库本与北京图书馆藏本对校，可参看。

　　此书引文错误很多，但只要读者能一一细细检对，也还无妨。但是有一些引文，却实在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如第58页引《通志》中的一段文字：“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按曹氏这章所讨论的是图画的功能，则上引文字实不知与图画的功能有什么关系。又如第34页引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中的一段文字，不仅胡乱标点，而且完全看不出曹氏引这段文字是何用意，引文甚长，不录。

　　但有些文献与曹氏的考论有关，很重要，也同样错漏百出，如第一章第22页所引《庚子销夏记》及第192页的相应尾注（限于篇幅，此处皆不录），其实曹氏这里所引的《庚子销夏记》根本就不是鲍廷博所著，鲍氏的书怎么可能收入《四库全书》？只要对书画文献稍有一点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庚子销夏记》的作者是孙承泽。曹氏所引正是出于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第八卷。而曹氏所谓的“元人认为”，则完全是曹氏捏造，孙承泽书中也没有这样说法。

　　又如第五章“市肆文化”，是此书的一个重要部分，第91页论述了关于宋代对酒的管控，曹氏说道“凡有敢‘造私曲酒者’，惩罚是‘弃世’”，按这里“造私曲酒者”一语不可解，据注释，出自《宋史·食货志》，而原文作“五代汉初，犯私曲者并弃世”，原来说的是五代汉初时的情况，而曹氏却直接用来描述北宋末政府对酒的“严酷”管理。又说：“造酒业在北宋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还包括北宋的《榷酤法》中所明确规定的‘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这里引用的北宋的“《榷酤法》”—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一部法律文献，只是《宋史》“食货志”中有一句“宋榷酤之法……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曹氏便曲解出一部法律文献来。余辉在《张择端〈清明上和图〉新论》中未加考查，也引用了曹氏发现的这部“重要文献”—“据曹星原女士引用北宋《榷酤法》考证，北宋的官府直接控制酿酒业，未经政府许可，私家不得随意酿酒。”其实北宋对酿酒的控制并不像曹星原、余辉想象的那么“严酷”，据《宋史》“食货志”云：“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可见在州城内有政府专设酿酒机构，至于县、镇、乡、闾则允许百姓自己酿酒，“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就是说老百姓只要花钱买到酒曲就可以酿酒。

　　又如曹氏考释“上河”二字，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二字应该是在表现清明时节百舟争流沿汴河上东京。其中的‘上河’应当作逆流而上来解释。”（但是在第75页，作者又说“‘上河’二字的概念应该是顺流而‘上河市’”）并引《旧唐书》：“至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船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又引《新唐书》：“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按这里提到的“河”都是专名，即黄河，“上河”即进入黄河。而据曹氏所述，早在“1079年的农历七月，正式关闭旧有的汴河通黄河的水口”，改引洛水入汴（第124页），这就意味着在1079年后沿着汴河逆流而上并不能进入黄河。因此曹氏所引新旧两《唐书》中的“上河”，似乎并不能解释《清明上河图》的“上河”二字。

　　另外，曹氏在引用上面这段《旧唐书》中的文字时，略有窜改，“船运停留”在曹氏所引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中原作“般运停留”。“般运”是当时漕运的一个专门名词，曹氏改“般”为“船”，意思完全不同。

　　曹氏不仅引用文献如此糊涂，其考证就更加疏略，让人莫名其妙。如第二章“清明辩”，曹氏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

　　“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食造枣锢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第34页。按，这段引文中“用面食造枣锢飞燕”，衍一“食”字，又“锢”当为，邓之诚以为“节日二字，疑当互易”。）

　　又引蔡绦《铁围山丛谈》“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于是得出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蔡绦称“禁烟”（禁用烟火之意）为节，而“清明”为日，可知在徽宗时，即12世纪初，清明尚未成为节日。但是到了南宋，即孟元老时，清明日已为清明节。（第34页）

　　作者这段考证的意义暂且不论，仅就其考证而言，就很有问题。作者认为“清明”在“蔡京的第二个儿子，徽宗时人”蔡绦（当为蔡京季子）和生活于南宋的孟元老的笔记中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前者为“清明日”，后者为“清明节”，也就是说北宋的清明日到了南宋就改为清明节了。其实，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绍兴丁卯岁除日幽兰居士孟元老序。”

　　按这里提供的三个时间—崇宁癸未（1103）、靖康丙午（1126）、绍兴丁卯（1147），可知孟元老生于北宋，在京师生活了24年，靖康之变后，避居南方，追忆当时在京师的所见所闻，而成此书，故名《东京梦华录》。再看蔡绦，据《铁围山丛谈》“点校说明”介绍：“（蔡京）于靖康元年（1126年）七月，于南放途中死于潭州……蔡绦也被流放到白州（今广西博白），以后便死在那里。”“《丛谈》一书称徽宗为‘太上’，称高宗为‘今上’，并述及高宗南渡后约二十年的若干史实，足见此书系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白州境内有铁围山，在旧兴业县（在今广西郁林西）南，古城铁城，蔡绦尝游息于此。这就是本书书名的由来。”据此，则蔡绦的生活时代与孟元老几乎相同，而两人著书也都在南渡后，也没有时间上的差别。所不同的是孟书都记东京故事，而蔡书则往往记南渡后事及博白所见所闻，在时间上反而比孟书更晚。因此，不能据此即证明“清明”在南北宋的差异。并且，在《东京梦华录》中也称“清明日”，如卷二“朱雀门外街巷”条：“唯每岁清明日，放万姓烧香游观一日。”可见“清明节”与“清明日”并无严格的分别。

　　又如第七章引郭思《画记》：

　　神宗即位后，庚戌年（1070）二月九日，富相判（富弼）河阳奉中旨津，遣上京首蒙三司使，吴公中复。召作省壁。（第145页）

　　这段引文中括号中的附注为曹氏所加，“富弼”应加在“相”后。而引文标点则极其混乱，已严重妨碍读者阅读，先重新标点于后：

　　神宗即位后，庚戌年二月九日，富相判河阳，奉中旨津遣上京，首蒙三司使吴公中复召作省壁……

　　曹氏对这条引文专门出了一条尾注，对其中的时间有所辨正，以示严谨：

　　原文作“庚申年”应为笔误。富弼的生卒年为1004—1083年，在1080年，即元丰三年，“以富弼为司徒”（见《宋史》，页303）。但是在1070年，神宗即位的第三年，也是庚戌年，“富弼罢判河阳”（见《宋史》，页267）。

　　这段文字是不通的。但据此可知曹氏所见版本原文作“庚申年”，曹氏考证，认为不确，应为“庚戌年”，事实果真如此吗？按曹氏所引《宋史》页267原文：

　　冬十月丙午，漳、泉诸州地震。丁未，富弼罢判河阳。

　　但这个“冬十月”却不是神宗即位第三年的庚戌年，而是英宗治平四年（1067）。英宗于是年正月殁，神宗即位，按照惯例，仍用“治平”年号，第二年才改年号“熙宁”。因此距曹氏所谓的“庚戌年”尚有三年。那么富弼在庚戌年是否有判河阳的可能呢？通过对《宋史》“神宗本纪”和“富弼传”中有关富弼的仕宦经历的考察可知：《林泉高致·画记》中“神宗即位后，庚申年二月九日”的“庚申”只能是“戊申”之误，即神宗熙宁元年（1068）。富弼于前一年，即英宗治平四年（1067）冬十月罢判河阳，以后再无判河阳之命。

　　其实，关于《林泉高致》中的这个“庚申”，早在1979年薄松年、陈少丰发表在《美术研究》三月号上的《读〈林泉高致·画记〉札记》中就已经指出系戊申之误。曹氏以几乎一章的篇幅考论郭熙及其绘画，但是在引用文献时却如此草率，并且充分暴露了她既无考辨能力又无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前引曹氏《前言》中说“笔者根据十数年在宋代文献中翻检所得和对本作品的仔细阅读”，她十数年读文献的成绩如前所举数例，已可见一斑。至于她读画的态度，也可举几个例子，如《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的左边有一家脚店，门前左右各悬一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天之”与“美禄”，限于篇幅，曹氏对此的解读不再援引，实际上，“天之美禄”纯是广告语，“酒者，天之美禄”，出自《汉书》。因此，这里的“美禄”应该与酒名无关。（读者可参看彭慧萍的《清明上河图的季节》，刊《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故宫出版社，2012年）而曹氏由“美禄”而联想到“梁宅园子”（曹氏误作“梁家园子”）的“美禄”酒名。又由“天之美禄”而牵连到“天醇”（向太后家所酿酒名），并最终“与向太后有关联”。真是妙想联翩。曹氏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到“向太后”？因为在《清明上河图》的张著跋中提到了《向氏评论图画记》，而曹氏又认定《清明上河图》与向氏家族的命运有关，因此“无论如何”，“其与向太后有关联的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这是什么逻辑？

　　又《清明上河图》卷尾画一“赵太丞家”诊所，曹氏说“门前的招牌醒目地大书‘专治酒伤’”，其实上面写的是“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并非“专治酒伤”，而左边门柱上依稀可见写着“五劳七伤□□□”，“五劳”和“七伤”都是中医学名词，五劳指心劳、肝劳、脾劳、肺劳、肾劳，可见这家诊所并不专治酒伤，只是兼卖治酒伤的“集香丸”。曹氏所以要将它读成“专治酒伤”，这也是因为她认定“整个手卷强调了一个主题：政府的合理经济手段带来市场的繁荣，漕运适时给东京带来丰足，丰足带动了酒文化的繁盛，更使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富足”。因此曹氏从画中看到的往往是她预设的东西，而非此画真实本身。虽然曹氏自己说“由于这件作品一直因过度的解读产生了无法解脱的误解，本书试图引用更为直接、约定俗成的图像构成和理解思维方式……来直接解读”，但恐怕曹氏的解读只会使“误解”更深。

　　曹女士此书“从教学材料升华为研究论文，又升华为一本有独特立论的研究著作”，并且受到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所长陈葆真教授的邀请，在台湾大学作专题演讲，并“推荐台湾著名美术出版社—石头出版社—接受出版本书”，因此，在它不断升华的过程中一定有众多的学者或学生读过或听过这本书。我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看待书中大量令人无法卒读的文献的？

　　文/陆平泉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