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水印最适合抒情作品

　　她曾师从李桦、古元、黄永玉等版画名家，一生坚守着水印木刻版画的阵地，在纯粹、朴实的氛围之中，谱写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动。她的创作倾向于小品式的抒情淡雅，富装饰趣味，作品曾多次参展并获奖，被多家国内美术馆收藏，代表作有《黑牡丹白牡丹》、《绣球花》、《红椅垫》、《后院》等。曾担任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主任等职。

　　结缘版画，终其半生，未曾相弃

　　郑爽被廖冰兄比喻为“善作无声诗的版画家”出生于1936年，有一个不平常的家庭。她是清末书法家、诗人郑孝胥的曾孙女，亦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外甥女，然而家世浮沉让她经历了诸多艰辛和劫难。对于命运跌宕，郑爽安静且从容地表示：“有的人经历了坎坷，就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了。可我们姐弟几个恰恰是经历了那些坎坷后，才更加珍惜生活，更向往美，更能发现美。这种心态也和我们的家庭环境有关。”或许正因为此才让她没有变成顺行就市的艺术家，她那充满诗意的作品也呈现出如其为人处世一样淡定、稳健的强大张力。

　　郑爽与版画的结缘，可以说是源于1953年的一次意外获奖。那时还在读初中的郑爽凭着《妈妈，看我的红领巾！》在北京市少年之家获得了一等奖，并登上了《北京日报》，殊不知原来此次评奖实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首次招生前对市内学生的摸底。因为这次获奖，原本一心想要成为园艺家的郑爽，在家人的鼓励下考上了央美附中的第一届招生，同年正逢中央美术学院首次设置版画科。据郑爽回忆：“当年由于附中和版画科的两班都是首开，他们1953年大一入学，我们1953年附中入学，所以当时我们班和版画系非常熟悉。

　　在附中的教学中学校开设了不少兴趣小组，出于对色彩和动手的喜好我参加了版画小组。谁知从第一次刻木刻后我就被它吸引了，那种刻木刻时的感觉和印木刻时的愉快，都使我欲罢不解。特别是学了水印木刻后，那种颜色在纸上产生的特殊效果，使我深深的陶醉。”喜爱读书的她无意间看到黄永玉水印木刻创作的《阿诗玛》插图，促使她想为书籍制作插画，于是在附中的毕业创作中，她用版画形式给童话故事《马兰花》做插图。4年后，她顺理成章地上了中央美院。由于家庭教育和审美趣味基本上是西化，郑爽不想学中国画，但由于学习油画昂贵，限于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允许，她选择了版画，后来专攻水印木刻，或许连她也始料不及的是水印木刻从此终其半生，未曾相弃。

　　古元对她创作思想影响最大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是中国版画的成熟期，战乱结束后，安定的环境为版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虽然也不断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但已不像30年代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远动时提倡木刻是“投枪匕首，战斗的武器”那样要求版画紧紧配合政治运动，就接受对象的精神需要而言，也主要不是宣传教育，而是怡情、审美。所以版画开始确立自身，由功利型转向审美型。一些版画家在创作上注重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审美愉悦性。题材由人物拓展到花卉、风景各领域，版种不光黑白版画继续发展，套色木刻普及，水印版画兴起。诸如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等创办版画系使正规版画教育得以展开，为版画队伍不断输送专门人才。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版画系并设置四个画室，分别由古元、李桦、黄永玉、王琦四位导师主持教学工作。古元画室注重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积极感人的思想情感，提炼触动人的艺术表现形式，反对娇柔做作的创作风气。李桦画室十分注重对艺术规律的探索，提出了新的版画教学法。黄永玉画室则以独特的空间运用理论诠释版画表现的适用原则，在教学中非常强调对传统版画记忆的合理吸收。王琦画室强调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在版画教学中注重学生的理性与感性有机结合，主张中西合璧，力求版画创作风格多元化。各工作室在表现风格、艺术主张方面各有偏重，在版画技巧上各有所长，但因为当时国内石版和铜版的技术都非常落后，学院的教学内容无一例外都是以木刻版画为主。

　　1957年至1963年在中央美院就读版画系本科和研究生的郑爽正是在此背景下学习版画的，当年她在学校向李桦学习黑白木刻，向古元学习水印木刻，向黄永玉学习刻插图、静物写生和线刻等，学校还特意请来荣宝斋师傅教学传统的水印印刷术。在艺术创作方面，郑爽称古元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大学时期选工作室的时候，郑爽考虑再三，选择了古元工作室。她说：“李桦先生过于理性，黄永玉先生太聪明了，我担心跟不上他的思路，古元先生是个很平实的人，而且很抒情，他的创作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学生跟老师学是学内在而不是只学形式。”从郑爽后来创作的《黄土高原的春天》、《绣球花》、《白花》、《苹果》、《七月流萤》等作品中，都能看到古元抒情创作思想对她的影响。这些作品饱含舒展自如、悄然吟咏与温情脉脉等品质特点却不矫揉做作。她把题材心灵化，语言情绪化，情绪个体化，景物意象化，使之具有浓郁的主观抒情韵致。

　　一个人不要和自己的性格、爱好背道而驰

　　郑爽的第一幅水印套色木刻作品《黄土高原的春天》，是在1959年随李桦到河南黄河三门峡工地写生后创作，后来这张画参加了全国版画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还被印成明信片发行。她说在创作这幅作品时，还有过那么一段草稿不通过的故事，“当时在三门峡工地生活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听到机器的隆隆声，大型的自动装卸车来往不停，一派大工业建设基地的景色，现在忽然来到了这个田园小村，我仿佛在梦中一般，马上情不自禁地喜欢了这个地方，我不由自主地画着眼前见到的这一切。回到三门峡，晚上见到李桦先生，和他讲起这个地方，很希望李先生也去一次，但李先生却没有被我们打动，他要我们画工业题材，要好好地去工地深入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可心里老是想着那个小小的世外桃源，于是画了一张记忆画。

　　回到学院开始画草图，我画了好多张三门峡工地的稿子都被否定了，眼看着同学们都上板子了，可我还没有草图，心里非常着急。于是把我的全部速写拿去找油画系的侯一民先生，侯先生本没有教过我，但在去蛾子煤矿的时候，先生带油画系的学生下矿而熟悉了，我跟侯先生讲了我的苦恼；稿子老也通不过，侯先生看了我的速写和草图之后，竟肯定了我那张窑洞的记忆画，并且说：‘一个人不要和自己的性格、爱好背道而驰，扭着干，那样做你没有感受，是不可能画得好画的。’听了他的话，我画了张《黄土高原的春天》，这次稿子顺利地通过了。”“《黄土高原的春天》是我第一幅水印套色木刻，相比较油印木刻，我更喜欢水印套色的做法。因为油印的作品效果比较强烈，水印木刻更能营造水润雾化的感觉，用来制作抒情的作品非常适合。在套色木刻里，我喜欢用色块。颜色都是重叠压出来的，四五种颜色，在版画中算是颜色多的了。”

　　就这样郑爽开始了她小品式抒情淡雅的水印创作，只是当时她学生时期的画作总得到“题材不够重大”、“思想性不够强”的评语。1963年，大学毕业后，郑爽来到了广州美术学院任教水印木刻版画，为原来倾注于油印木刻的广东带来新的气息。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南国城市，她虽然经历过政治活动被下放劳改，也曾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文艺思想，画了一些所谓的“重大题材”的画，诸如“南海女民兵”，结果被说成：“阶级斗争观念太差”、“小资产阶级情调”。虽然她苦恼过一段时间，但这都没有磨灭她对生活的热爱，对真善美的感受力。后来秉着想表现生活中美好事物，潜移默化地陶冶人性情的想法，她继续创作自己所喜好的抒情题材。1982年，郑爽以家里培植的一盆小花为题材创作了《绣球花》，那年的全国画展正巧受邀参加法国春季艺术沙龙展，该作一举获得金奖。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版画形成多向发展，不少版画群体蜂拥而起，像郑爽一样专注在水印木刻和抒情创作的艺术家也不少，如东北的北大荒版画团体，是一批去北大荒垦荒的喜欢做套色木刻的复员军人组成，他们借鉴日本水印法创作了一大批富有乡土气息的北国风情水印木刻，此外还有广东湛江的综合水印版画、四川綦江木版粉印版画等等。这时期版画悄然完成了风格衍变，郑爽的版画也得到了各方认可，可以说她是这次衍变中的佼佼者之一，她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直至今日中国版画艺术学院教育的多个时期变迁，见证了中国木刻从印刷术、复制国画名作到成为革命宣传创作的主力，最后步入多元艺术创作的全过程。

　　文：陈彦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