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对国民财富分配的实证分析

　　作为港澳重要经济腹地和进入内地的桥头堡，广东率先对港澳开放服务市场，为港澳与内地实现更紧密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以跨境研发、工业设计等为代表的国际服务业转移步伐加快，是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动态。

　　本文就国民账户的统计资料，用一般资本应用的定律，通过DPT跟踪分析系统的技术手段，对我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也叫财产所得）的实际情况及历史变化加以分析，探求内在规律，预测未来趋势，提供人们采取措施，以便再分配中，消弭这种对立趋势的不利后果。

　　两次投入产出表的主要数据对比

　　下表列出国家统计局2010年和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主要数据，从营业利润以下的项目，是我们通过计算后的结果。为了进行对比，首先要估计出社会总的财富即总资本。国外一般做过普查或有类似的统计资料，比较易于得出。我国缺乏这方面的统计，难以直接取得，为此我们从两个方面计算，经过对比，加以确定。

　　其一，从计算固定资产的累计存量看：现有1952年至2013年的支出法生产总值统计数据，记每年固定资产形成的价值量。

　　据此可以累计到1997年和2010年前一年，分别是134627.5亿元和1004428.02亿元。问题是如何决定1952年前的固定资本存量，我们以1952年生产总值及当年技术密集度系数推定值1.1（如何推定下面再分折），决定中间投入的资本量；再从1952年前总资本与总收入比的系数可能为2.5（这与西方一、二次大战期间受破坏时相当）估计。己知1952年总收入（生产总值）为692.2亿元，推断1952年前总资本不会大于2.5倍生产总值（1730.5亿元），减去中间资本（1.1倍生产总值）约761.42亿元，得到1952年前的存量固定资本不会大于969.08亿元。把这个存量加上1952年以来的累计值，就可以得出表中固定资本值为135596.6亿元和1005397.1亿元；其二可以从每年固定资产折旧额，反推上年固定资本的存量，显然不会是实际量，但可供参考。如果假定综合折旧率为5%，那么原值分别是表中列出的206244.4亿元和1105837.2亿元，比前述的累计值要大，2010年相差近10%，1997年相差约30%。这是因为综合折旧率，只是一种计算方式并非实际原值计提后的统计数，而且这个折旧率如何确定也并非准确，为此我们只作一种参考。

　　有了固定资本，只要知道中间投入即流动资本，就可得到总资本。由于我国未编制每年的投入产出表，因此无法取得每年中间消耗的数据，但分别作过1997、2000、2002、2005、2007、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并公开了数据（2012年投入产出表已作出，国家统计数据尚未网上公布）。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中间投入与总收入之比，即反映资本技术密集度的系数，代表创造单位收入（增加值）所需要耗费的物化劳动。一般工业化程度高的花费要多，资金技术密集的，耗费物化劳动也大，这个系数分别是1.64、1.79、1.57、1.94、2.08、2.1，基本上是从1997年到2010年逐年提高，反映工业化程度和资金技术密集度的提升。按这种趋势，我们用移动平均的模决定中间投入的资本量；再从1952年前总资本与总收入比的系数可能为2.5（这与西方一、二次大战期间受破坏时相当）估计。己知1952年总收入（生产总值）为692.2亿元，推断1952年前总资本不会大于2.5倍生产总值（1730.5亿元），减去中间资本（1.1倍生产总值）约761.42亿元，得到1952年前的存量固定资本不会大于969.08亿元。把这个存量加上1952年以来的累计值，就可以得出表中固定资本值为135596.6亿元和1005397.1亿元；其二可以从每年固定资产折旧额，反推上年固定资本的存量，显然不会是实际量，但可供参考。如果假定综合折旧率为5%，那么原值分别是表中列出的206244.4亿元和1105837.2亿元，比前述的累计值要大，2010年相差近10%，1997年相差约30%。这是因为综合折旧率，只是一种计算方式并非实际原值计提后的统计数，而且这个折旧率如何确定也并非准确，为此我们只作一种参考。

　　有了固定资本，只要知道中间投入即流动资本，就可得到总资本。由于我国未编制每年的投入产出表，因此无法取得每年中间消耗的数据，但分别作过1997、2000、2002、2005、2007、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并公开了数据（2012年投入产出表已作出，国家统计数据尚未网上公布）。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中间投入与总收入之比，即反映资本技术密集度的系数，代表创造单位收入（增加值）所需要耗费的物化劳动。一般工业化程度高的花费要多，资金技术密集的，耗费物化劳动也大，这个系数分别是1.64、1.79、1.57、1.94、2.08、2.1，基本上是从1997年到2010年逐年提高，反映工业化程度和资金技术密集度的提升。按这种趋势，我们用移动平均的模型递推，内插填补出缺项数据。前文提到的系数1.1，就是如此推出。说明1952年前我国还未工业化，基本是农业国，资金技术系数接近于1。

　　表中劳动报酬占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97年的54.9%降为2010年的47.3%；而资本收入比（税前），从31.5%提升为39%；资金技术密集系数（中间消耗/总收入）从1.64提高到2.1；资本/收入比从3.56提升至4.6。这些系数反映出随着工业化、技术水平的提升，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资本收入的比重上升。这一事实在世界其它国家，不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或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如此。最近法国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作了详细论证。本文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在我国工业化追赶期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具体情况怎样？

　　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不可避免

　　上文已经分析，随着工业化及技术的发展，总资本（累积的财富）与新创造的财富流量（当年总收入即增加值）的比值逐步增大。在如今发达国家，资本/收入比一般是5到6之间波动，例如2010年英、法、德、意、美和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约为3万到3.5万欧元，而人均财富（资本）大约是15万到20万欧元，是5至6年的国民收入。当然，各国又有不同，日本、意大利大于6，美国、德国小于5，我们中国现在已接近4.6。

　　资本/收入这一比值通常用希腊字β表示，它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例如2010年在发达国家，资本收入（利润、利息、分红、租金、版税、专利等等）一般情况下占国民收入的30%，其β为600%（即资本6倍于收入），意味着资本收益率为5%（资本收益率是量度一年内，资本以法律形式所获得的收入，以其占投入资本价值的百分数表示），从资本运作的第一定律得到：

　　α＝r×β

　　其中r是资本收益率，α是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因此r=α/β=0.3/6=0.05。

　　从我国2010年数据看，总资本185.13万亿，资本收入是9.743万亿，资本收益率为5.26%与世界其它国家相近；若含生产税在内的资本毛收入计，资本收入（利加税）是15.735万亿，资本收益率为8.5%（含税）。另外用资本第一定律计算：β=4.61，α=0.39，所以r=0.39/4.61=8.46%，与上述实际一致。按此，1997年我国α=0.315，β=3.56，r=5.05，税前r=8.85。两期比较，资本收益率有减小的趋势，那是否证实了马克思预言过的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必然性呢？不论是否如此，但资本收入比重的上升与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事实，表明对立的趋势是不可避免。

　　总收入在初次分配中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另一部分是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多了，资本收入就相对减少，反之亦然。因此两者占总量的比重必然是此消彼长，相互排斥而对立。问题是什么样的分配比例比较合理呢？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学者认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相对比例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普遍接受的数据是劳动收入占2/3，资本收入占1/3。而我国1997年劳动收入占63.5%，资本收入占36.5%；2010年变为54.8%和45.2%。看来1997年还比较接近普遍所认定的比重。那么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决定的呢？由于α＝r×β，r和β决定了α，那么r和β又被什么决定呢？当β处于稳定时期，没有战争、动乱、自然灾害或结构性大变化、大调整时期，r也比较稳定，资本收益率基本不变，这就决定了α也比较稳定，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相对比重不变。但是当β不稳定时，不论什么原因，β的增加或减少，必然造成α的增加或减少（当然这时资本收益率保持稳定）；反过来如果保持α的相对稳定，必然引起资本收益r的减小或增加，而与β反向调整，相应的引起资本的转移，转向收益率高的地方和产业，这又促使β的反向变化要趋于稳定。是什么力量造成β不稳定呢？除了战争、动乱、灾害外，最经常和必然的是经济本身。这就要分析资本运作的第二定律，这是一条长期定律，是通过长时期来实现的。

　　β＝s/g

　　其中s为储蓄率也即是积累率，g为收入的增长率。

　　这个定律表示了资本/收入的动态规律，如果长期地把每年收入中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作为新增资本，其量占收入的比重称为积累率s，保持相对不变；而收入每年取得相应的增长，其增加值与原量的比值称为增长率g，资本在增加，收入也在变化，两者最终所能实现的结果是资本/收入比β最终趋近于s/g。就是说储蓄使资本的增长与收入增长的速度两者相当时，资本/收入比是稳定的。当储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长速度时，资本与收入的比增大，其后果将是资本收入比的上升，劳动所得比重的下降；当储蓄率远远低于收入增长率时，资本与收入的比将减小，可致生产规模萎缩，或者资本收益率的反向变化，刺激提高储蓄。总之资本追逐收益率提高的本质，导致储蓄率长期的亢进，而生产增长的常态化，趋于低增长；技术发展的趋势必然走向资金技术的密集和吸收大量物化劳动、集约化。这些都促成了资本/收入比β值的提高而促使α值升高，因此资本收入比重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一个人，每年他的收入中一部分是劳动报酬，一部分是财产所取得的增值，如利息、股票收益或房产租金收入等。两者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对立的，即劳动收入比重大时，财产收入的比重就低。当收入没有全部用于消费，剩余的收入会转变为储蓄或者再投资，成为财产的扩大。这将导致第二年财产收入的增加；当劳动报酬增加不快时，财产收入比重必定上升。由于单靠加班加点，多项兼职和打工或改进劳动力质量而提高劳动收入的有限性，势必会增加储蓄以扩大财产收入，这好像是无限的。结果这个人因此的收入将会从劳动为主转变为财产所得为主。从一个国家的初次分配看，也是这种趋势。这种资本无限积累的规律，导致资本拥有者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而单纯靠劳动的收入所得的比重越来越低，即相对贫困化加剧。如果社会不通过再次分配形成合理的转移支付，实现财产转移，那么就会出现马克思所预言过的“资产阶级自掘坟墓”，资本终因其内在矛盾而逐渐遭到破坏，不得不共产。

　　不可能靠经济的自我校正消除对立

　　未来是历史的延伸，预测未来必须看看历史。从我国现有数据2000年至2010年情况可以看到（横轴从1到11，代表时间；纵轴代表比重）：劳动报酬在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2.7%降到47%，而资本收入（含生产税）从26.3%升为35.8%。具体图形如下图中，形似一个剪刀叉。两者比重一致，似有资本战胜劳动，平分成果。未来发展的趋势，看似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通过社会或政府的措施，实现转移支付，把资本的收入经过再分配使劳动者获得补偿，以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如扩大社会福利，改善共公设施，大大扩大并提高共公服务等等（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占总收入的比重已从9.7%提到18%左右）。同时使财富（资本）均等化，减少财富两极分化，使人人既是劳动者又都是财产（资本）的拥有者，能同时分享财产收益。中产阶层的形成并壮大，成为社会主流，可能是一种趋势。这种均财富的办法不应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掠夺，也不是靠扩大公有制，提升公共资本，而是通过社会和国家政策的主动调整实现，如设置财产税、遗产税、高累进制的所得税等等。当然如果处置不当或不能自觉地调整，也会出现社会动乱。即使实现了高福利的转移支付，随之而来也可能出现低劳动效率和资源浪费；也可能中产阶层成为主流，但无法克服资本的两极分化，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仍然不能解决劳动者收入的相对贫困。因此社会和政府管理的智慧，将面临考验。

　　第二，回到经济内在本身，资本收入比α的提高很大程度是被资本/收入比β的不断提高所决定。它的提高有没有尽头，难道会无限吗？对于这个向题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收入比将走向何方一节，这样分析：西欧和美国、日本，20世纪头10年到30年代资本/收入比上升到很高水平，约为600%至700%，到50-60年代降至200%至300%，然后又在9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反弹至接近600%-700%的高点。对其它国家而言，不出预料地也看到资本/收入比显现出同样的U形曲线，而且到了现在已接近500%，与”一战”前夕曾经达到的水平大体相当。未来全球产出将逐步从目前年均3%的增速下降到21世纪下半叶的1.5%，同时假没储蓄率将长期稳定在10%左右。根椐这些条件，可以得出全球资本/收入比将继续提高，到21世纪末可能接近700%。从这方面看，我国β值还会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下图是我国1978年至2013年β值变化情况。

　　图中横轴从1到35，分别代表时间1978年到2013年，纵轴代表资本/收入比β值，从零到10，平均水平在4.5左右，如蓝色曲线所示，也呈U字形两头高中间低。当然红线表示的s/g=β的理论计算结果，红色高峰是89年和90年，因收入增长只有4%-5%，而积累率在40%附近，因此β值达到9左右。2013年实际是4.6，计算值是6.2，距离全球极限还有三个数量空间。从经济内在看，有没有制约β向上扩张的力量，应说还是有的。这就是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为了生产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资本可以替代劳动，或者劳动可以替代资本，但有一定的条件，它取决于把劳动与资本结合起来的技术，不同的技术决定了这种替代的可能性和难易程度。如果替代弹性为零，即工人劳动增加不能替代资本增加的结果，增加的工人不可能有效的工作：同样增加的资本不能替代劳动，额外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是零。反之，如果替代弹性无限大，那么资本（或劳动）边际生产率则与可用资本和劳动数量完全无关。只要增加资本（或劳动）就能随意提高产量。实际上这是两种极端，有意义的是如果弹性在0与1之间，那么β值的递增幅将小于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幅度，从而使资本收入比重α递减；如果弹性大于1，资本/收入比β递增的幅度将大于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幅度，于是资本收入比重α递增；如果弹性等于1，则两种效应相互抵消，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决定资本收益率递减的比例正好等于资本/收入比β递增的比例，于是其乘积α＝r×β不变。因此制约β变化的内在力量在于技术和其决定下的弹性，这弹性系数会怎样变呢？

　　皮凯蒂分析21世纪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时认为：虽然很难预测，但基于历史数据，可以估算出这弹性在1.3-1.6之间。未来技术不一定会与过去有一样的弹性，但可以确定的是资本/收入比β递增的趋势不变，还将向其它国家蔓延。而且与资本/收入比上涨相似，资本收入比重α，从1970年到2010年在多数发达国家也同样出现了上涨。他的结论是“在防止资本/收入比β随着资本收入比重α稳步上升方面，并不存在自我校正的机制”。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实这一结论。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公共资本比较大，更利于解决这一矛盾，而且又是处于赶超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与低增长的大多数已工业化国家应该不一样。我们的实证分析证明矛盾不仅一样，而且更为突出，有些向题可能工业化国家早已解决过了，而我们似乎还未破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未发生的，倒成了我们新的特色。因此矛盾不可小视！

　　本文由广东省技术经济咨询协会提供

　　文/王鼎昌、施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