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眼中的梁实秋

　　梁文茜对本刊追忆父亲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文人，梁实秋一生主要有三大成就：一是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他出版的散文、小品、杂文集有20多本；二是编写了30多本英汉字典、词典及英文教科书；三是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这是他耗时最长、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项工程。

　　现年88岁的梁文茜女士是梁实秋的长女。20多年来，她就住在北京朝阳区一幢上世纪80年代的“板儿楼”里，与旁边的高档社区相比显得有些破旧。走进她的家，看不出任何装修过的痕迹——水泥地面、绿漆木门、老式沙发，以及占了整整一面墙的书橱。最现代的物品是书桌上的一台电脑，梁文茜用它与远在美国的妹妹通信，每个字都是自己敲上去的，这项技能足以让她在老朋友面前炫耀一下。

　　梁文茜的性格非常外向，说话干脆利落，带着笑意。88岁的她在精神上依然充满活力，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完全不像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谈及父亲生前身后的点点滴滴，她仍记忆犹新。

　　“书呆子”

　　我父亲是老北京，出生于原东城区内务部街20号。那本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但我前些年去看时，已经是个大杂院了，住了好几十户人家，门口牌子上写着保护性院落，但里面没有修缮，搭建得乱七八糟。

　　父亲是汉族人，但我曾祖父是满族，在清朝做四品官，因为不能生育，从大兴抱养了个孩子，就是我祖父。本来曾祖父开着些店面，闹义和团的时候，打得一塌糊涂，后来就把残余的家产集中起来，买了很多四合院，开始吃瓦片（收房租）。我爷爷一辈子什么都没干，就是修理房子、出租房子，我奶奶生了13个孩子，父亲行二，爷爷死后，家里的孩子每人分了两套房。

　　到了我爸爸这代，家境可以说是小康。他上的是清华中学，读了8年，毕业后直接去美国留学了，3年后回来跟我母亲完婚，然后就开始到处教书，我就是他在上海时出生的。后来胡适请他到北大教英文，抗战时到重庆在参政院任职，抗战后在北师大，解放前在中山大学，去台湾后在师范学院，教了一辈子书。他一直当英语系主任、教授，编了很多教材和工具书，运到台湾时成箱成箱的。他曾编过一本《远东英汉大辞典》，收录了八万多条词汇，后来被联合国采用。有一年我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大使说，你父亲是我老师。我说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是他的学生？他拿出那本辞典说，我天天都看这本书。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念书。我爷爷是前清末科的秀才，几间屋里堆满了书，书架子一直顶到房顶。我父亲更是个书呆子，从早到晚整天看。到台湾后，政府曾请他当教育部长，他不去；蒋介石让他去讲课，他也不愿讲。他总说：“我是读书人，不要找寻我乱七八糟的事，不要让我当官。我不是做官的材料，官场上的事我不习惯。”

　　刚到台湾时他缺钱，没地方住，台北师范学院的院长刘真就找了个学校宿舍给他，没有椅子，书都放在地下。台湾著名企业家林挺生很敬仰我父亲，让人送了一把藤椅和一个大麻袋来。我父亲打开吓了一跳，里面全是钱，他说椅子我收下了，钱你还是背回去吧，无功不受禄。后来林挺生来家里见他时都是站着，以示敬重。

　　父亲的另一大成就是翻译莎士比亚全集，40个剧本加上14行诗，都是古英文，他从20多岁翻译到60多岁。他去世后，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写的挽联是“著作等身”，我说不止，得有好几个身体那么高。他一辈子就是在读书、写书、翻译书中度过的。

　　闲情雅致

　　父亲性格幽默，文章也是，这让他有许多朋友。冰心曾在文章里调侃：“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育尚未成功，实秋仍须努力。”

　　住在重庆北碚的雅舍期间，他写了大量散文，内容都来自日常生活，深入浅出，寓教于乐，读者非常喜欢。后来结集为《雅舍小品》《雅舍散文》等，出了30多个版本，被译成多国文字。

　　他尤其喜欢写吃，这是家传的。我爷爷一辈子就喜欢吃，北京的饭馆无论大小，没有他没吃过的。那时家里有个包月洋车，我爷爷中午从没在家吃过饭，风雨无阻地出去下馆子，回来还给我们带点。我父亲就受了这种沾染，对吃很有研究。他当年曾是北京厚德福饭庄的股东之一，他写过一篇《铁烙蛋》，就是当年厚德福饭庄的招牌菜。可以说，我父亲的一百多篇谈吃的散文，都是“吃”出来的。他写《雅舍谈吃》，就想把北京好吃的东西都搜集起来，因为民以食为天，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

　　他的另一个嗜好是围棋。住在重庆的雅舍旧居时，父亲书房里放着一张围棋桌。他常跟我弟弟下，我弟弟喜欢悔棋，两个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认输。

　　老北京人都有一些普遍的喜好，比如放风筝。那时我们家放风筝的线不是普通的棉线，而是拉胡琴用的老弦，特别结实；放风筝的线车，轴都是硬木的。风筝放远了以后，如果风平浪静，就把它拴在前院柱子上过一夜，第二天早上风筝还在天上。

　　我父亲也经常去琉璃厂、荣宝斋逛书摊，老板们都认识他。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去逛厂甸。我父亲爱抖空竹，一到厂甸就买。空竹有的是两头鼓，中间凹，像个葫芦；还有单头的，一边鼓。反正各种大小空竹，家里买了很多。

　　伤别离

　　我母亲叫程季淑，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一辈子把我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什么事都不操心，连换件衬衣都不知道在哪拿。我记得那时我母亲在外面做饭，我父亲就在小屋里翻译莎士比亚。他喜欢吃那种有甜味的烤虾，我妈就做好一盘给他送进去。我父亲经常外面吃饭，有时候回来就告诉我妈，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我妈就模仿着给他做。总之，我父亲在生活上完全依赖我妈。

　　1949年，台北师范学院请我父亲去任教，他和母亲就去了台湾。当时我妹妹才上初中，必然要跟着父母走。我和弟弟因为在学校读书，就留在了大陆。那时还以为仗再打几年就完了，结果好家伙，一下子几十年不能见面，一家人再也无法团聚。

　　1974年，我母亲在美国因意外事故去世，葬在了槐园墓地。父亲非常伤心，就写了一本《槐园梦忆》，里面记录的全是他和我母亲一辈子的生活琐事。一年后他在台湾跟韩菁清结婚。她小我父亲20多岁，是社会活动型的女性，歌星出身，每天晚上要到夜总会去活动，半夜三点回来，下午两点起床。而我父亲是个老学究，晚上9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结婚后，两个人基本上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直到1987年我父亲去世，我要去台湾奔丧，那边不允许，我就给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写了一份申请信。哎呦，这个事当时闹得好大哟！那时我住在香港一个朋友家里，等了一个多月，每天好多记者跟着我采访。舆论都很同情我。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人叫我梁小姐，说梁小姐你别着急，只要他们一批准，就算夜里十一点我们也开专机送你过去。走在街上，有老太太认出我，都问申请批了没有。

　　最后台湾那边回复了我一个批文，写着第一号，就是说之前从来没有大陆人申请过去探亲。上面写着，“必须在自由地区住满5年以上才能申请”，还有我的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身份也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我说我爸爸等着入殓呢，哪里能等5年？最后没能去成。后来我继母韩菁清跟我到北京来，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给父亲开了追悼会。但经过这件事，因为受到各界舆论的谴责，台湾方面很快出台了一个“两岸关系法”，规定可以赴台奔丧，从此给两岸探亲打开了一道门缝。

　　四世同堂

　　我们家姐弟三个，我的性格很外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演话剧，《风雪夜归人》《傀儡之家》，我都演女主角。1946年我考上了北大，当时学生运动很多，年轻学生都倾向于中共一方。当时我们演话剧《升官图》，一张票卖一个袁大头（大洋），演了3个月，收入都捐给了地下学生运动。

　　父亲研究文学，但我对文学并不太喜欢。在这方面他不管我们，他是自由主义者，儿女爱怎样都由自己选择。我喜欢社会活动，所以选择当律师，可以帮助别人解决困难。1950年我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东城区第一法院当审判员；1956年调到司法局三处负责律师公证工作，办了全国第一个律师协会；后来我又创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当了13年主任，到70岁退休。

　　我弟弟也是北大毕业生，从农学院转到数学系，跟华罗庚共事过。文革后，他先去了一所美国大学任教，后来又去了台湾科学院从事气象工作。前几年去世了。我妹妹去台湾时刚上初中。她从台大农学院毕业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结婚、生子。她写过好几本纪念父亲的书，还喜欢画画，在美国、中国都开过画展。我们现在经常用电脑通信，我自己打字、发邮件。

　　作为梁实秋的后代，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都挨整。文革中说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说我哪有资产啊，家里一分钱都没留给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13块5的工资；.没地方住，我就住在法院后面的小破屋里。整就整吧，运动中挨整的多了，甭说我，刘少奇还被整死了呢。我总跟孩子们说要往前看，别揪着过去不放，过去的事情不可改变，说什么都白搭，今后的路要自己走，自己去创造。

　　现在我是四世同堂，三个子女都退休了，下面两个孙女一个孙子，连曾孙子都有了。我的大孙女在合资企业搞金融，小孙女在住总当经理，外孙做汽车销售。我也快90岁了，耳朵、眼睛不太好，走路要用拐杖，但我不愿意老在家里闷着，白天我女儿就用轮椅推着我满街转，去早市买菜。很多老朋友还会来家里看我，我觉得很知足。昨天我儿媳妇的姥姥去世了，活了106岁，这么一比，我这88岁还不算大，还得再活20年呢。

　　梁文茜（口述）本刊记者 尹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