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北地区的“商文化东进”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3-0229-02

　　商文化东进问题是山东地区商周考古的一个重要和热点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研究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增加。目前，关于商文化东进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商文化东进的方式、东进的时间以及东进的路线、东夷文化的东退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的。本文也将着重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商文化东进的方式问题

　　关于商文化在鲁北地区东进的方式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文化的东进是文化上的一种代替和侵犯的结果[1]，而另外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商文化的东进主要是依靠和平、融合的方式完成的。[2]

　　基本上，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即商文化在山东地区的东进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武力方式而进行的文化的侵犯和替代。因为，在有商一代和西周初年的有限的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有关“征东尸”“伐东夷”的记载。比如：商代后期存在大量的五期征人方的卜辞。五期征夷方卜辞，不仅数量多，而且可以联系编排成表，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王恩田等中国学者和岛邦男等日本学者都曾对这部分卜辞进行过研究。虽然对这部分卜辞的年代日程表的编排，往返途径的地点的考证和被征伐的对象夷方的位置等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一般均认为这些材料反应了商王帝辛十祀征夷方的真实事件。无论其排比的最终结果如何，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均承认商代晚期对夷方的征伐是历时经年的连续的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史书中有“蓝夷作寇.....仲丁征蓝夷”的记载，还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等关于商夷作战的记载。

　　如果商文化东进采取的是和平的融合的方式，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些规模庞大而且频繁的战争战争。同时，判断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最重要的标准，应该看当时的统治集团的态度和决策。而从这些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而且这些战争还一直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关注，甚至很多战争就是直接由最高统治者所亲自指挥的。虽然东征的目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多数学者认为主要是为了镇压，也有学者主张主要是为了掠夺东部沿海地区的盐资源。但是无论其目的如何，战争却是一直在进行中的，而且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几乎之间没有间断过。如果是和平融合的方式，其间只需要一些短时间的武力征伐和派遣部分移民就可以做到了，而不需要兴师动众，甚至是倾其国力来进行这样规模庞大的系列的堡垒渐进式的战争。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和平融合的方式也无法解释为何商周时期蛮夷戎狄四裔当中，“往后的发展中，南蛮、西戎、北狄都有分化，有些被华夏———汉族所融合同化，有些则演变为后来乃至现在的少数民族，只有东夷早在战国末年就已经完全被华夏族融合或同化，此后即不再有东夷的名称，更无所谓东夷族或东夷文化”[4]这一事实。第三方面的原因就是从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存来看，大辛庄遗址时间从二里岗上层开始，一直持续到商末，从其考古学文化特征看，已经是典型的商文化了。而始自殷墟一期的前埠、史家、南家等遗址时间晚于大辛庄，但也已经是典型的商文化遗存。青州苏埠屯墓地时间始自殷墟文化三期，时间上比史家等遗址也要晚一个时段，但也分离不出来多少东夷的地方文化因素，因而，也已经是典型的商文化无疑。而时间更晚的约为殷墟四期的寿光古城陪葬坑也与苏埠屯性质十分接近，也基本不见东夷文化因素。而潍河东岸的潍坊会泉庄遗址，时间从殷墟三期一直持续到西周初期，虽然前后也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一直以较为单纯的东夷文化因素为主，而少见商文化因素。这就是说，在商代时期的这些遗址中，其性质是比较单纯的，或者为较为单纯的商文化因素，如大辛庄、史家、苏埠屯、寿光古城等，或者为较为单纯的原居文化，如会泉庄、珍珠门、芝水等，所以说在商文化东进的过程中，是采用了建立据点，步步为营，逐渐推进的方式，而且采用了粗暴的战争的方式进行的，虽然其间也不排除有对部分东夷族团上层人物的收买，但战争一直是最主要的东进的方式，因而我们认为：商文化的东进对原居文化是一种文化上的替代和侵犯。虽然淄潍河流域的遗存文化性质复杂，出现多种文化因素共存、揉合的现象，但这一区域如前所分析，正是夷商之间争执不下、互不相让的区域，因此出现这种文化上的融合现象是不难理解的。而且，目前为止，在淄潍河流域我们所发现的商代遗存，其规格都是比较低的边远地区聚落居住遗址。青州苏埠屯墓地发现了几座规格较高的墓葬，但是至今也还没有找到与之相应的居住遗址，而且苏埠屯墓地的几座墓葬从葬制、葬俗乃至于随葬品来看，均为典型的商人文化遗存，从中，很难看出夷人文化因素。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规格较高的墓葬的占有者从属于最高的统治阶级，而规格较低的遗址上居住的则多为下层阶级的人民。即便是在夷商争夺最剧烈的腹心地带，在商文化上层阶级的墓葬中和夷人文化也是不相兼容的。这也说明商文化的在其东进过程中采用了以战争等武力手段为先导的替代和侵犯的方式来完成的。

　　二、夷商文化分界问题

　　海岱地区，夷、商、周三支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在考古学上，就是中原地区商周文化自西向东的不断推进和东夷地方土著文化的不断退缩。而商周中原地区的王朝文化在山东地区的东进的发展态势问题和东夷土著文化的东退问题已经成为山东地区商周考古的一个重心问题。目前在商文化进入山东地区的时间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一般均认为是在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商文化开始进入到山东地区。但是对于商文化势力在山东地区的东界问题，同时也就是东夷土著文化的西界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的观点。栾丰实先生在提出“珍珠门文化的西界应在潍河和瀰河之间，如果说的具体一点，可以大体定在潍坊市的白浪河西侧一带”[5]；王青先生进一步提出鲁北文化区的“西周早中期的分布东界应在白浪河西侧一带”；[6]任相宏先生则认为“商夷文化的界限当在潍坊西部一带的瀰河流域”[7]；张国硕先生则提出“商人东征已经越过潍河，商文化已经向东扩展至胶莱平原”[8]，王恩田先生主张“商文化早期后段商人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了今瀰河流域”[9]邵望平先生则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商代后期，王朝势力再一次扩张，直到胶莱平原东部”的观点[10]。综观各家观点，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焦点都集中在潍瀰河流域一带，只是地域的划分上稍有些偏差而已。

　　从目前的资料看，淄川北沈马遗址是遗物中土著因素占有相当比例的遗存中，位置最靠西的一个，而其西北12公里的淄博周村南家和皇姑顶遗址则已经是较为单纯的商文化遗存了，目前桓台的史家、前埠、汤山等遗址从所获发掘资料来看，均属于商文化的范围，那么，北沈马的发现，在地理位置上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供了一个信息：即在商末甚至是西周初年，夷人文化在淄河西岸尚还保留有较强的势力，但也已经是其最西界的势力区域了，而北沈马遗址则可能就是夷人文化最西界的一个居点。

　　由北沈马遗址向西，向北，为南家、皇姑顶、前埠、唐山等遗址，均为典型的商文化遗存，目前还没有发现文化内涵类似北沈马遗址的遗存。而从北沈马遗址向东，文化内涵类似北沈马遗址的遗存则随着地理位置的向东逐渐延伸而逐渐增多，其文化因素中土著文化因素的成分也逐渐加重。一直到潍坊东部一带，其间发现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的遗存，而且这些遗存文化性质基本相同，均为多元文化因素的较为复杂的遗存。如青州赵铺、凤凰台，寿光涡宋台，昌乐邹家庄、潍坊姚官庄等，皆属此类。在这一范围内，目前尚未发现一处典型的商文化遗址，但同时，至今也没有发现典型的土著文化的遗址。

　　而到了潍河东部情况则又有不同，开始出现了比较单纯的夷人土著文化遗存，即潍坊会泉庄遗址。会泉庄遗址的发现在夷人文化范围的研究中提供了单纯的原居文化遗存分布的最西界的线索，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潍坊会泉庄东距潍河约5公里，在此位置，向东即为胶莱平原和胶东半岛，那里是单纯的夷人文化遗存即珍珠门文化。珍珠门文化主要分布在胶莱平原和胶东半岛地区，主要代表遗址有长岛王沟、店子、珍珠门、北城西、大口和大钦北等。其陶器多为红褐色或褐色，手制、素面，器形有鬲、甗、簋、圈足罐、鼎、矮圈足碗、平底罐等。时代可从商代中晚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早中期。从其陶器反映的特征来看，与岳石文化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应为岳石文化之后的原居文化。而前后两次对烟台西郊的芝水遗址的发掘，则在岳石文化层和珍珠门文化层之间发现了文化面貌具有过渡性质的堆积———芝水二期文化，使得这一推断得到具体的考古上的证明。烟台芝水遗址位于烟台市芝罘区西郊，西距夹河约2公里，北距入海口约5公里，这里的遗存共可以分为三期，从岳石文化晚期直到西周早中期。也是单纯的原居文化遗存。

　　而从会泉庄遗址向西，即为淄潍河流域，那里的遗存在文化性质上是混合式的，既有较为丰富的商文化因素，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夷人土著文化因素。质言之，北沈马遗址和会泉庄遗址之间的广阔的淄潍河流域，在商周时期可以说是中原王朝和东夷部族之间的争夺最剧烈的区域。在这一区域里，两种势力呈现了一种胶着和拉锯的状态，彼此之间都不能把对方完全征服和同化。在文化上也就相应的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商文化在鲁北地区西部以已经完全征服和掌控的大辛庄、桓台、前埠等遗址为据点，继续对向东深入对东夷文化的渗透和、蚕食和侵占；而东夷部族在中央王朝的进逼和武力的重压之下，向东节节败退，逐渐失去其活动的泰半范围即淄潍河流域，最终据守潍河东岸的胶东半岛沿海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夷人文化在淄潍河流域还始终没有完全退却和放弃，因而还保持了较强的势力。但商文化的影响无疑已经到达这一区域，并且随着时间的后延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总而言之，商代末年，商文化的东进的东界应该在潍河西岸一带，向东没有越过潍河。而单纯的商文化的范围的东界应淄河西岸一带。同时，单纯的夷人文化主要在潍河以东的胶莱平原和胶东半岛地区，但夷文化范围的西界则应在淄河西岸一带。两者之间的交叉地带即淄潍河流域则是两种文化交战、碰撞的地带，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缓冲地带。

　　三、鲁北地区商文化东渐的路线和时间问题

　　从目前的发掘资料来看，山东地区，除鲁东南商代的情况模糊不清外，其它地区的商文化都已经比较明确。最早出现商文化的地区是在鲁西一带。包括安邱的崮堆、茌平的南陈庄、济南的大辛庄、以及济宁的潘庙等类型，均发现有二里岗时期的商代遗存。其中，又以安丘崮堆和济南大辛庄的年代为早。目前为止，在山东地区还未发现早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遗存，这说明二里岗时期商文化开始进入到山东地区，但也主要是在山东西部一带。进入殷墟阶段以后，商文化在山东地区的推进基本上是采取了南北双线式的推进方式。即分别以已经建立和巩固的商文化中心，分南北两路向山东地区的腹地推进。北路，即鲁北地区，以大辛庄遗址为据点，沿泰沂山脉北麓向淄潍河流域推进。在北路的东进过程中，有几个点是至关重要的。从西向东一次为：济南大辛庄、桓台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和潍坊会泉庄。后几个遗址均在淄潍河流域，而且前文中已经有较为详尽的分析，这里主要对济南大辛庄遗址进行扼要的介绍。大辛庄位于济南市东郊大辛庄村东南，面积约25万平方米，包含了龙山到汉代的文化遗存。多次发掘表明，商文化遗存是这一遗址的主要内涵。清理遗迹主要有房址、窖穴、灰坑、水井和墓葬等；出土遗物有陶器、青铜器、玉器、原始青瓷器，以及石骨蚌器等。2003年春季大辛庄遗址还发现了引人注目的刻字甲骨，这也是第一次在殷墟之外的商代遗址中发现刻字甲骨。其陶器数量多、种类也比较丰富，以鬲、殷、簋、罐、豆、盆最为常见，其它还有觚、爵、鼎、斝、壶、盘、大口尊等。铜器以鼎、觚、爵为组合，另外还有戈、钺、镞等兵器。这里的上代遗存可以分为七期，约从二里岗上层早段遗址延续到殷墟四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早期遗存中伴有明显的土著文化系统的器物（发掘者称之为第二类遗存），以夹砂素面褐陶鬲、甗、鼎、罐、盆为主。但这类遗存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单位，而且到殷墟阶段以后决然不见，论者多以为者石沦为商人附庸的岳石人后裔的遗存。也就是说，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已经进入了山东西部地区，并在此地排斥和驱逐了原居文化而立稳了脚跟。桓台史家遗址位于桓台西北距孝妇河约1.5公里，遗址含有龙山、岳石和商文化遗存，性质较为复杂。发掘者将史家最早的商文化遗存的年代断定在殷墟文化一期，而且从一期开始，直到殷墟四期，原来该遗址内繁盛的岳石文化遗存突然不见，所以商人征伐这一带东夷人并且在这一带站稳脚跟的时间应在殷墟文化一期的前夕。也就是说在殷墟一期时，商文化越过孝妇河流域，推进到桓台史家一带。苏埠屯墓地位于青州市东北10公里，东距瀰河1.5公里。目前已经发掘了10座商代墓葬，就文化面貌而言，其青铜礼器、兵器的形制、花纹、铭文以及陶器的器类、器型纹饰与殷墟出土者几乎完全相同，l论者多把其年代定在殷墟三期左右。也就是说到殷墟三期左右，商人文化已经越过淄河流域，到达瀰河西岸的青州苏埠屯一带，但是还没有越过瀰河的明显证据。而由此位置沿瀰河向北的寿光古城陪葬坑，亦在紧靠瀰河西岸，时代晚于青州苏埠屯，大约处在商代末年，由此可以证明商代末期到达瀰河流域一带，并且在这一带立稳脚跟。由于商人对东方的野心是最后吞并整个山东地区，因此可以设想，商人在瀰河流域势力巩固下来之后，肯定会再向东继续用兵，继续商文化的推进，但是目前为止，这里还未发现典型的商文化遗存，因而不能妄断。会泉庄遗址位于潍坊市寒亭区朱里镇，东距潍河5公里左右。会泉庄遗址的遗存公分为三期，从殷墟三期直至西周初期，就文化面貌来看，为单纯的原居文化，这一遗址非常重要，其位置、性质、年代证明了商人东征并没有跨过潍河，夷商文化的交界也当在潍坊西部的瀰河一带。这样，商人在鲁北地区的东进的路线和时间就比较明确了。二里岗上层时期，进入山东西部地区，殷墟一期左近，到达孝妇河流域，殷墟三期时，到达淄河流域，而殷墟四期时进入潍河流域，但有商一代，直至商代灭亡，商人势力始终在潍河以西，向东没有越过潍河。

　　参考文献

　　[1]徐基：《商文化东渐初论》，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邵望平《考古学上所见西周王朝对海岱地区的经略》《燕京学报》2001年2期。

　　[2]栾丰实：商时期鲁北地区的夷人遗存》，《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

　　[3]刘莉、陈星灿：《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3期。

　　[4]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9期

　　[5]栾丰实：《商时期鲁北地区的夷人遗存》，《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

　　[6]王青：《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

　　[7]任相宏：《泰沂山脉北侧商文化遗存之管见》，《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8]张国硕：《商王发动一事件之考古学佐证》，《中国文物报》1998年4月

　　[9]王恩田：《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中原文物》2000年4期

　　[10]劭望平：《考古学上所见西周王朝对海岱地区的经略》，《燕京学报》（新十期）

　　尹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