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失业——上海杨浦区青年未就业人口调查

　　为何如此多的青年会失业？在求职路上，他们需要得到怎样的帮助。

　　2015年春节后，24岁的盛炯再次踏上找工作的“新征程”。从职校毕业后的6年时间里，他已经做过至少7份工作。从工人、客服甚至保安，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也没超过10个月。

　　盛炯的遭遇只是上海青年失业人群的一个缩影。

　　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大龄失业人员就业矛盾趋缓，青年就业矛盾不断凸显，正日益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未就业人员呈现出的“新常态”。2015年，上海计划将“减少长期失业青年人数”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青年就业也将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工作焦点。

　　为何如此多的青年会失业？在求职路上，他们需要得到怎样的帮助？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杨浦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从2013年到2014年，连续两年共同开展了“杨浦区青年未就业人口发展跟踪调查状况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2013年，课题组以杨浦区18~35周岁的未就业青年的基础登记资料为基础进行了抽样调查；2014年又对其中的243名选择“正在求职、培训”的青年群体进行跟踪，并从新增未就业人员的基础登记资料中随机抽取135名青年失业人口补充入样本。然后课题组采取计算机辅助面访的形式进行了深度调研，共发放问卷378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94份。

　　这份独家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聚焦了杨浦区不同青年未就业群体的就业现状及原因分析，并就现有就业援助工作体系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学历是就业的重要砝码

　　此次受访群体的年龄区间为18-37岁，且主要集中在23~30岁。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集中在大专和三校（中专、职校、技校）生两类学历。其中大专生比例最高，为39.1%；三校生比例其次，占总数的32.7%。

　　调查结果显示，有约30%的受访者认为，学历原因是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另一个困难是缺乏工作经验。

　　“我们的报告中将受教育水平分成‘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及以上’三档。其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群体有劳动收入的概率最高，大专学历其次，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受访群体有劳动收入的比例最低。学历仍然是就业的重要砝码。”课题组副组长刘惠芬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上海市19~26岁组的户籍人口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44.5%，而受访群体中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仅为13.9%。

　　刘惠芬分析，自高校扩招以后，社会对高校文凭的认可度越来越低，大学文凭不再是“铁饭碗”。但另一方面，大量的高学历求职者进入人才市场，大学学历成了就业门槛，本科以下学历的求职者直接被拦在了学历门槛外，竞争机会被大大削减。

　　学历不是万能的，但是缺少基本的受教育基础却是万万不能的，“受访群体处于学历的边际效用最明显的阶段，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点便能在就业方面多一点优势。”

　　课题组建议，对于政府工作而言，加强对未就业青年在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补贴，鼓励他们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提高学历水平，增强自身能力，能够在根本上提高他们的就业砝码。

　　“困难户”也是“家庭沟通残缺户”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家庭环境、亲子关系、父母观念等家庭因素对青年人的就业影响不小。”刘惠芬介绍。

　　家庭社会阶层较低是此次受访对象的普遍特点。在被访青年父母的职业分布中，产业工人和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占比最高。

　　而相较于家庭环境的优劣，父母与子女间关系的好坏对子女的就业情况影响更大。

　　调研中，课题组选取了5个指标用于测量被访者的亲子关系。结果发现，有29.9%的被访者与父母关系疏远，显著高于社会青年群体的平均水平。

　　课题组发现，那些长期失业和反复就业的“困难户”往往也是“家庭沟通残缺户”。在他们访谈的3名“家庭和个人收入双低”的对象中，有两位来自单亲家庭，由父亲单独抚养。而父亲与孩子的沟通仅限于日常对话，缺乏深入的内心情感交流。

　　父母对子女的过度溺爱与保护会影响就业

　　父母对子女的过度溺爱与保护，也会造成子女的家庭依赖，从而影响其就业。

　　85后的未婚男性是家庭依赖型未就业青年主力军，他们占到了此次所有调查对象的14.6%。

　　复旦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张一舟曾参与过对这群年轻人的访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中一些年轻人甚至连回答问题都全由父母代劳。

　　张一舟向本刊记者介绍，这些人大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受父母和长辈的呵护，缺乏独立自主、吃苦耐劳的精神，对家庭依赖性很强，对求职就业的积极性也不高。“他们每月可以从家庭成员处得到50~5000元不等的资助，成为标准的‘啃老族’”。

　　让课题组意外的是，在实际调查中，大部分依赖家庭的未就业青年来自并不怎么富裕的家庭。调查显示，2013年家庭全年总收入低于10万元的占到了83%（注：2013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29547元，这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的家庭全年总收入平均在10万元左右）。

　　这些家庭中，父母的工资收入不高，甚至已经下岗或退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即便如此，父母仍然不愿让子女干辛苦的工作，宁愿他们在家无所事事，自己则辛苦维持子女的开支。

　　“所以，青年的就业问题不仅仅是青年自身的问题，也是家长的心态，以及亲子之间沟通交流的问题。”刘惠芬说。

　　“不体面”工作遭冷遇

　　小徐中专毕业后曾去面试了一份为英孚教育发传单的工作，因怕遇见熟人会尴尬而放弃了。后来，她又在吉野家餐厅打工兼职了一年多，最终却也以辞职收场。“我觉得正式做这个工作说出去不体面，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就算工资不低，我也不愿做了。”小徐在受访时说。

　　职业歧视，是造成青年人未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调查，在就业困难群体中，一半的人愿意成为“营销人员”，四成愿意做“社区服务人员”，另外，各有三成的受访者愿意做“零售行业服务人员”和“制作生产类操作人员”，而“餐饮服务人员”因其工作不“体面”，且较为辛苦遭到冷遇，仅有12%的受访者愿意从事这类职业。

　　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待遇”和“工作稳定”最影响自己的就业意愿，其重要性远高于工作的“发展前景”和“职业兴趣”。随着被访群体年龄的升高，“收入待遇”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而“工作稳定”的影响程度则逐步升高。

　　在关于就业单位和就业环境的选择意向的调查中，无危险、有社保的工作更受青睐。对于“工作环境有一定危险”和“工作单位没有提供社会保险”选择“放弃”的比例高达66.4%和53.5%。而面对小规模私营企业和没有做过需要学习的岗位，选择“接受”的比例最高。

　　在工资的要求上，对于2500元以下的工资，选择“放弃”的比例高达45.5%。

　　课题组认为，低学历、低技能水平与高就业期望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部分未就业青年对就业岗位、工资待遇等有不切实际的预期，想要从事工资收入高、技能要求高的职业，但本身的学历与技能不达标。除了对工资的要求，还希望工作不辛苦、离家近等，缺乏对自身和就业市场的客观认识，“‘眼低手高’是这一类型的就业困难群体的关键词。”

　　课题组组长，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特别向《瞭望东方周刊》指出，“眼高手低”的现象在大学毕业生中同样存在，这也是造成高学历人群失业的重要原因，“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两个分割的市场。一个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一个是高端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市场之间是没有互通的渠道的。”

　　网络就业的现象初步显现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是否就意味着失业和没有收入？结果并不尽然，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很多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

　　“我们现在的就业安排还是比较僵硬的，就业概念基本就是八小时工作制，半日制或者按照小时计算的工作方式总体来说都还没有发展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一些想要就业，但是没有那么多完整时间来就业的这一部分人群。”彭希哲分析。

　　实际上，在此次所有受访者中，有劳动或投资性收入的占了59.2%。其中学历越高的受访者，有劳动或投资性收入的比例也相对较高。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为53.6%，大专学历的为62.6%，本科学历的为68.3%。另外，有过就业经历的人员也更有可能有劳动或投资性收入。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杨浦区的年轻人中，网络就业的现象已经初步显现，有一批青年热衷于网络就业和网络创业（如在淘宝上开网店，做网游代练等）。

　　但本刊记者采访的几位课题组的专家也坦言，目前的就业援助工作中，对于不断出现的新兴就业形式缺乏相应的引导措施，也难以提供合适的政策和服务便利。

　　就业公共服务哪家强

　　“十二五”以来，杨浦区的就业扶持工作重点发生了转向，工作资源逐步从大龄失业人员向青年未就业人口倾斜，先后提供了多项公共服务，比如“青年见习补助、职业技能培训、12333公共招聘网、青年职前教育、就业沙龙、职业指导、心理指导、招聘会或面试会、扬帆家长学校和青年扬帆就业湾（就业训练工厂）”等。

　　课题组对这些服务的执行情况作了评估。结果发现，执行情况最好的是执行时间已久，政策较为成熟完善的招聘会（面试会）和12333公共招聘网。

　　但是，课题组也注意到，招聘会（面试会）和12333公共招聘网虽覆盖面较广、但针对性较弱。在受众中评价较高的反而是近年来新增的一些专业化、个性化、专题化、小型化的公共服务，如就业工厂、就业沙龙、心理指导和家长学校等。

　　据刘惠芬介绍，未来上海社区就业工作的主体将重新回归到居委会。

　　2014年，在参与上海市委1号课题时，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提出，居委会要明确就业服务职能，安排专人负责社区就业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上海报道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