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刘德华演《失孤》是一次赌博——专访导演彭三源

　　“他在演一个从前都不会接触到的角色，这对于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噱头。至少我还不能想象，如果没用华哥，这部片子会是什么样”。

　　电影《失孤》上映第六天，导演彭三源对《瞭望东方周刊》兴奋地报出一个数字：票房达到1.55亿元人民币。

　　在与《灰姑娘》、《飙风营救3》、《超能陆战队》、《木星上行》等一众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让这位初试身手的导演十分欣喜，“我们一直跟这些好莱坞大片火拼，而且赢了！”

　　虽曾创作过《半路夫妻》、《你是我兄弟》等口碑不错的电视剧，但对于彭三源来说，执导电影还是第一次。

　　不得不说，这部处女作步步险棋：拍严肃的现实主义题材，公路片类型，剧本还写得“很文艺”。

　　中国电影近几年市场走热，工业体系渐成，却常被批评缺乏“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和关注社会现实的情怀。有限的现实题材电影，往往给市场留下“不好看”的印象。

　　《失孤》俨然成为现实题材与商业市场对接的一个观察范本。彭三源则承认，“这部片子主要的号召力都在于刘德华是一个巨星。”

　　我的同情充满敬意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位导演，你是如何关注到打拐的？

　　彭三源：有人将2010年称作“微博打拐元年”，很多人热心转发。那年7月我看到电影原型郭刚堂的新闻，“父亲寻子13年，骑摩托车途经全国29省份”，这是我存起来的关于拐卖人口的第一则消息。

　　当时我在做电视剧，也会关注很多社会热点，找寻适合创作的素材。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电影中拍了很多路人甲乙丙丁，刻画了一些社交网络的力量，在网络的另一端帮助受难人群的原因，它赋予了影片温暖的底色。

　　现在影片中人物、情节和说台词的方式都是真实的。关注这一话题以后，我按图索骥，进一步搜集更多的信息，知道了一个志愿者网站“宝贝回家”。电影素材就来源于这个网站的志愿者提供的大量案例、我和孩子的相处以及大量走访。这是一个现实的题材，所以不太能在家里生编出来，不去采访的话，不会知道找小孩的家长会问什么问题。

　　举例说，片中老雷问曾帅，“你的小伙伴叫什么名字”，“你小时候爱吃什么”。好多被拐小孩其实不太记得爸爸妈妈的名字，但记得小伙伴或者哥哥姐姐的名字。问爱吃什么，如果说面食，可以判断是出生在长江以北，爱吃米饭则在长江以南。所有影片中的问题都不是白问的。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中你对这个群体的感受是什么？

　　彭三源：你会感觉到他们的悲苦、坚持和自尊。我去郭刚堂家听他讲自己的故事。从他的生活中，我感受到了的寒冷和绝望。比如说，正常人的家里会布置各种家具和饰物，他家里却什么也没有，包括餐桌、窗帘、写字台。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置办这些东西，他都没有意识到他没有置办。

　　但我没有在影片中过多地描述悲伤和哭泣。因为他在路上找孩子那么久，但是他干净、不落魄，活得很有尊严。当我接触过那个群体之后，我在表达同情的时候，充满尊重。有时候同情像施舍，我希望我的同情是充满敬意的。

　　刘德华说“你太拧了”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选择刘德华来出演主角？看起来让刘德华演一个中国底层的农民太不可思议了，他从来没演过这类角色。

　　彭三源：我在有想法和大纲的时候，就开始搜罗演员。那时天赐《桃姐》，我看了之后无比兴奋，发现了一个还没有开采的金矿，我看到了这个演员身上另外一种巨大的可能。

　　《桃姐》里虽然他是少爷，但我看到他身上有人间烟火的一面，发现了他变成农民的可能。另外，我相信他的到来会给影片带来巨大的效应，他的转身可能会引起震动。华谊曾质疑我能不能把刘德华变身成功，我说那就赌了。

　　对于刘德华来说，他以前都是偶像的形象，一个突然把他拉入人间的角色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因此说服他很简单。

　　我找到他的经纪人，把影片最开始的策划方案，加上一个很短的大纲发过去。收到那个方案之后，他就说感兴趣。而且那时他刚有小孩不久，不接任何片子，有完整的档期。

　　第一天拍戏时，他化好妆来。我看到他的手指抽抽巴巴、很粗糙。他用酒精烧过皮肤，酒精容易蒸发，皮肤会抽干。他的拇指指甲盖还用钝器挫过，是弯曲的。这是他的职业精神。可以说这次表演也是他作为演员的一次自我实现。

　　《瞭望东方周刊》：刘德华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吗？你们之间的想法有冲突吗？

　　彭三源：这个片子是文艺性的，要求他的表演是收住的。有时候从票房的角度，刘德华会建议拍一些别的东西，我们讨论，我说会对影片的调子有影响。过了半个月之后，他就不说了，他说“你太拧了”。

　　大的方向上我们俩的分歧不大。因为一开始就说让他演农民，肯定就是按照农民拍，而且他也做过很多功课。我给他很多录像，包括家长寻子的录像，他自己也是一个用功的人。

　　从创作上来说，我俩没法争执。他是那么大的明星，要是到了现场跟我争执，导演的威信就没了，这戏就没法拍。港台演员特别可敬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对行规特别清晰。他对导演的尊重是心里的，他们就是那个规矩。

　　每天拍摄很紧张，我怕拍不完，刘德华会变魔术，逗我一下，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拍摄时才发现，在户外拍巨星有多难，因为有大量的粉丝拥堵。但我们是公路片，必须在户外拍。我特别想把刘德华放在人山人海里，但是拍不成。其实这是可以通过后期合成来完成的，很多大片也这么做，但我觉得那样达不到影片的质感。后来我们全片都是实拍的，我是很轴的人，我要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

　　《失孤》还是偏文艺电影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的角度看，《失孤》到底是一部文艺片还是商业片？

　　彭三源：影片创作的时候，基本调子确实是偏文艺的，不是偏商业的。我们的镜头相对旁观和冷静，渲染的东西几乎没有。包括曾帅和父母认亲那一幕，反复渲染的只是曾帅故乡的丧失，竹林和铁索桥的消失。这里反复渲染的是哲理，揭示出我们都走在不断丧失的旅途中。但没有渲染老雷。

　　当曾帅和父母哭的时候，本可以给老雷中景、近景，再来一个特写，表现他的眼泪和悲伤。这是镜头基本的三级跳，所谓的煽情也就是这么回事儿，镜头不断堆积。但是我们回避了。我们不是完全没有笑点和泪点，但还是想以相对冷静的风格为主色调。

　　《瞭望东方周刊》：从《失孤》看，现实题材电影有什么比较好的商业策略？

　　彭三源：首先取决于这个现实题材主题的覆盖面有多广，以及这个话题的公共认知度有多大。看起来我的片子偏人文气息，所有的商业考量都在演员上，但这部片子和市场有一个微妙的连接点：当一个有着浓重生活气息的作品走进大众的视野，很容易引起共鸣。

　　我们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进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焦虑，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儿温情的、抚慰人心的东西。近几年的青春片引发的是怀旧风，这是大众的共鸣。好像这两年没有很多关于亲情的片子，《失孤》和《亲爱的》虽然都是“打拐”，但是角度不同，《失孤》偏重亲情。因此《失孤》也算是补了市场的一个空白。我看到很多人说看了之后都给家人打电话。

　　当然，这部片子主要的号召力都在于刘德华是一个巨星，而且他在演一个从前都不会接触到的角色，这对于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噱头。至少我还不能想象，如果没用华哥，这部片子会是什么样。作为新导演，我还没有自信到不用大明星去拍。

　　把残酷故事拍出诗意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通过这样的作品能够对改变现实有推动作用吗？

　　彭三源：我觉得能，但这是没法用数据考量的，应该说是润物细无声。如果这样的片子多一些的话，社会会变，包括审美也会变，受众群体也会变。

　　2014年的所有影评研究数据都显示，观影年龄大幅下降，大约在20岁。这让所有电影人焦虑，会让他们只为这些年轻观众拍电影。我觉得不是不可以，但那一定只是一类，不可能放弃大的观众群，然后投其所好锁定这一点点年轻人。

　　换句话说，不能是他想吃什么，你就喂什么。我有适合你的东西，但是多给你一点儿，让你的口味更宽一些，别那么挑食。到现在为止，据我所知，《失孤》这个片子的人群覆盖之广，打破了2014年所有的数据。如果仅仅覆盖20多岁人群的话，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成绩。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同一题材，之前陈可辛拍了《亲爱的》，《失孤》给人不一样的感受。比如采用了公路片的模式，画面中有大片大片的绿，似乎冲淡了寻子的焦灼。另外故事中刘德华和井柏然的互动常有小幽默，是否削弱了故事本身的悲剧性？

　　彭三源：郭刚堂骑摩托寻子注定这个故事是公路片，这也是天然的架构。在公路片中，无论是做什么，路边的风景都是影片的一部分。我在和摄影李屏宾老师谈的时候，提到陈英雄的电影《夏天的滋味》和《青木瓜之味》。这两部电影里饱满的绿色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由于我们拍的时候是在春天，我希望拍到最好的绿色，同时能传达希望的感觉。

　　我并不认为它稀释或冲淡了寻子的焦灼，反而是给了影片一点缓冲。我觉得任何悲剧，都不排斥诗意的表达，否则就不会有文学史上的长篇叙事诗。我在影片中不单单表达打拐这一主题本身，而表达诗意哲学，这是真正让我兴奋之处。

　　这个故事的兴奋点跟《亲爱的》不一样。我很喜欢日本的《入殓师》，表达了日本这个民族在生死上的诗意，他们能把死亡都拍出诗意，我们的失去和寻找为什么不能拍出诗意呢？《入殓师》予亡者尊重、诗意的态度是可敬的，我也想拍我们的民族，当悲剧发生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也是有尊严的。

　　我觉得，再悲剧的人，如果能坚强地活下去，能够笑对苦难，这个境界比哭来得更高级。仅仅表达悲剧的话，不如直接去拍纪录片好了。我想表达对人生的悲悯，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中寻找某事某物，都有终极疑问，但在你走到生命的尽头之前都没有答案。最有意义的是老雷在路上的追寻。这场追寻虽然影片中没有呈现结果，但是他在完成自己的个体生命。

　　这个苦行本身就是一场自我救赎，就是他度过每一个难捱日子的方式。这个影片比原型更高的是，他在路上伸手帮助了他人，从自我救赎转变到对他人的救赎。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覃柳笛 特约撰稿乔子倩|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