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东海之滨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出发，还是从西北口岸踏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都需要自文化开放而产生的影响力作为前导。
丝绸之路从来就不只是一条金币之声叮叮的经贸之路。它之所以在中国与沿线地区之间诞生并绵延，既源自商品流通的需要，也源自悠远的文化交流。
千年兴衰，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基于共同语言、历史等文化现象而产生粘连效应，形成了整个丝绸之路的基石。商旅足迹所至的，正是这样一条文化过渡带。
然而，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度和接受程度仍有极大提升空间。这也是若干年来中外文化交流“进多出少”、出现“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现实一针见血：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并提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等一系列举措。
无论从东海之滨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出发，还是从西北口岸踏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都需要自文化开放而产生的影响力作为前导。而从今日中国来说，至少需要三个层面的努力。
首先是进一步塑造开放文化。文化开放，究其根本仍需要开放文化。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拥有厚积薄发的开放文化，才能驾驭时代风向；在开放中抢占先机，才能于发展中占有先机。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促动、坚持改革开放的强大文化氛围，其实也决定着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途。
其次，需要有空前的文化自信，才能破除壁垒，以坦荡心态兼容并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强势入侵，中华文化长期处于“守势”。然而，在中国政治、经济空前发达，投资生产贸易遍布全球的现实下，以深远底蕴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展现独有风采和魅力的时机已然成熟。
例如，虽然一直有人担忧互联网的无国界冲击，但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强大的互联网企业。在此基础上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已经开始了诸多实践。
第三，实现工业化后期至后工业化的“华丽转身”。
对于正在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来说，发展环境、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以及与之配套的全部体系，都是以工业化为基础。例如金融部门对于经济运行的支持，基本以有形资产、实体经济为基础，对文化产业无形资产的评估体系呼声已久却一直无法得到完善。这种情况，与政绩评价多以经济发展硬性指标为主颇为相似。尽快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才能为文化开放奠定基础。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无疑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寻找定位。过去30余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多是打开国门引进来。然而，改革的要义就是“在变革中求开放之不变，在不变之开放中求应对趋势潮流之变”，这乃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和逻辑。
文/山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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