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上理清、规范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係

  • 来源:澳门月刊
  • 关键字:制度 政府 市场 社会
  • 发布时间:2010-07-09 14:49
  华洋共处分治,是历史上澳门社会演变和政治发展的根本特征。一个相对於佔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社会碌碌无为的外来政权,以及一个以中国传统宗法礼仪主导进行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民间社会,主要是通过若干重要本地社团和华人领袖建立起某种纽带性联繫,从而在基本没有大众政治参与的情況下产生了有效的内部沟通和管理机制,大大缓解了外来政权与当地市民阶层的对立以及政治社会的冲突,长期维持着弹丸之地的稳定和祥和,即便两者偶有抗争,也是透过此一机制得以解决,很快恢复政治、社会的正常运转。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此一特征,一方面造成了政府权威性和自主性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促成了社团的超常态发展及其与政府功能的大面积交叉重叠。澳门回归祖国后,主权和治权的有机合一,特别是行政主导体制的逐步确立,政府与社团职能重新定位与分工,迫使它们厘清之间的功能边界,否则,政治社会的系统运转就会失去往日的平衡。这不仅仅成为学界需要认真深入思考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事实上也是近年来各种社会问题集中凸现、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和社会运动方兴未艾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幸的是,此一思路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认同,並且有越来越多既具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面世,潘冠瑾同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自治、代表与参政:澳门社团体制模式的变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一

  作为民主生活的内核,大众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政治学恒久的研究课题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所追寻和探求的理想所在。殖民统治时期,澳门的政治生态表现为中央集权下的总督主导制以及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低度化。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导致当地社团作为政府和社会的中介性纽带全方位介入和渗透政治、经济及文化诸领域,成为澳门政治运作中极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进一步促成了本澳独一无二的“社团治理社会”的管治模式,澳门的社团体制也因此成为探究民众在无政党地区参与政治生活模式的一个理想案例。

  回归十年间,澳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社团体制中社团之间、社团与社会、社团和政府的关系亦随之嬗变。社团自身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发生变迁,这些变迁对澳门政治系统的平衡及稳定运作产生了什么不同的影响,政治生活的各参与者怎样因应变化而重新定位,以达致澳门政治系统的良好运作,都需要根据新形势的发展进行深度的审视。在此现实背景下,《自治、代表与参政:澳门社团体制模式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一书分阶段对澳门社团体制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不仅探究该体制得以成功实践的各种条件,也讨论了引发体制变迁的各项因素,並在此基础上通过国际比较进一步展望这一体制的各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

  《变迁》以澳门社团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社团与政府的关係样式、该样式与社团体制变迁的关联性及其得以实现的机制。书中採用市民社会与政府的“两分法”,提出社团与政府关係的变化会带来社团体制的变迁。该书以“政府与社团之间相对的强势与弱势”和“社团与政府的距离之远近”两个维度测量“社团与政府的关係”,並根据“社团进行社会管理的程度”、“社团与民众的联繫程度”、“社团政治参与的程度”三个维度将“社团体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社团的“社会自治”(包括社会管理和服务)、“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三类功能则作为测量“社团体制”三个维度的现实实践摹本。依澳门的具体场景,作者将澳门社团发展划分为1976-1984 年、1984-1999年以及1999 年至今三个时期,並将不同时期中社团与政府的关係概括为“分离”、“嵌入”和“融合”三种样式,提出二者关係样式的变迁又分别形塑出“强社团主义”、“类”法团主义和“强”法团主义三种不同模式的社团体制,为我们思考和分析澳门当今政治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路径选择。

  以史鉴今,在概括和分析澳门社团体制的三阶段变迁后,《变迁》一书针对近几年澳门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通过纵向比照三阶段社团功能,指出“功能外溢”(functional sprill-over)和“功能内卷”(functional involution)成为不同阶段社团与政府关係样式下不同的社团体制类型得以生成的两种关键机制。一方面,社团运作源起於其“社会自治”功能,但澳门独特的政治社会场景,又使社团逐步发展出“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两种功能,且这两种功能是以社团的自治功能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虽然澳门社团的功能类型在各个阶段陆续拓展,但随着回归后澳门地区政治社会生态的巨大变迁,社团原初的社会自治功能有所弱化,代表功能也随之变異,参政功能渐趋形式化。由於无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实现自身多功能並行的较好平衡,不仅不利於社团自身延续的维繫,更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社团体制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平衡的作用。近年来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与此不无关係。

  与此同时,在澳门社团体制的起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澳门社团也从纯社会组织演变为半政治组织。当前澳门社团这种横跨“政府”和“社会”的多功能角色及其不确定走向,直接关係到特区的长治久安,更加成为社会各界颇为关注的另一焦点。因此,《变迁》一书专门从政治决策、政治錄用、政治社会化、政治整合四个方面评估了澳门社团进行政治参与的效果,进而指出社团因制度嫁接和场域交错在政治参与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社团在社会政治系统中的奇特作用,不仅令澳门社会政治生态独具一格,亦使得澳门与众不同。长期以来,社团是澳门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基石;特区成立10 年,成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也与此特殊性密切相关。在新发展时期中,如何正确认识这一特色並传承创新、保持和扩大其正面、积极的影响,无疑是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关注的主题。《变迁》一书最后通过国际比较总结分析了澳门社团体制的变动,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澳门的社团体制只是形似於西方的法团主义,其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实际运作的差異造成了二者的关键性差别,令其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法团主义。这一观察,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澳门社团如此发达卻没有孕育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根本原因。在对照澳门社团和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后,作者认为澳门社团这类市民社会组织在特定条件下可实现与政党的互替,並借助社团发展的政治谱系指出澳门社团可通过一个“二次法团化”的过程维持自身较好的延续。换言之,社会自治的传统与当今行政主导的建构并非不可调和,与政治民主化更可兼容,在此过程中,首先要加强政府的制度化和政府能力;同时也要加强社会自身的整合协调能力。其中,当务之急是实现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分化以及政府自身职能的完善和自主性的建构。

  尽管作者的前述国际比较未必恰当,但得出的结论卻极具参考价值。

  二

  社团作为澳门社会的一个标誌性特征,社团研究对於澳门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係学院在此著力尤甚,数位师生长期追踪研究,而潘冠瑾同学便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攻读硕士、博士课程均以澳门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一直紧贴澳门社会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脉搏。当然,多年来出版和未刊的种种学术成果,也为《变迁》一书的写作提供了拓展深化的宏观脉络和厚实基础。

  难能可贵的是,《变迁》一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一方面,运用系统和动态的视角去观察社团群体的变化及其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互动;另一方面,全面收集前期相关研究中的各种成果,並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实现对材料的重新组合和分析。此外,因为《变迁》一书的原型是政治学论文,研究视角也与以往主要用史学方法展开的研究有所差異,並不是“就社团研究社团”,而是将其置於澳门现代化的进程中和背景下、从体制层面研究社团及其变迁,认为社团体制变迁中所反映出的问题是澳门整体社会变革的部分体现。

  因此,作者没有局限於社团具体运作的个案或社团群体发展的历程,试图从社团自身层面拓展到体制层面,在社会宏观层次上以体制的角度来审视和解释不同历史阶段澳门社团群体发展中的组织和功能变迁,並分析了这一体制变迁之於澳门社会的影响及意义。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走不同的道路。虽然路径不同,遇到的问题也相異,但相互间都有可以借鉴之处。澳门是华洋杂处混居、东西文化交汇之地,其社区治理经验更具典型意义,也正因为这样,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然而,鉴於澳门的地域规模及其影响力有限,澳门地区的特色和经验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推广,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局限。近20 年来,许多澳门研究者意图冲破次一局限,在考察澳门时尝试进行国际比较,以拓展澳门研究成果的普适性。但是,由於大部分研究主要偏重於经验层面的论述而较少从学理上去系统爬梳和解说,成效还不够明显,澳门研究的成果仍缺乏深度而广阔的对话平台。

  这不仅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深化发展及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也不利於澳门地方性知识体系及其解释体系的建构进程。

  值得欣慰的是,《变迁》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国际比较的视野阐释了澳门社团不同於西方法团主义的本质特征,并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论说方式,既着力於对澳门社团体制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进行描述,又强调从特定的理论视角解释澳门社团体制的政治社会运作,不仅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性知识,更提出了许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当然,由於作者没有在澳门长期生活的阅历,其观察、描述、分析不免与现实有所出入,甚至出现比较大的偏差,希望读者、特别是本地读者明察和匡正。

  回归十年,澳门得以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是与其政治传统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澳门社会政治的非二元对立的运作模式和兼容並包、一团和气的人文氛围,不仅创造了绝无仅有的社团景观,也出乎意料地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提供了极为合适的根植土壤和良好的生长环境。但是,随着特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能分工肯定会越来越细微,其边界也越来越清晰。如何从制度上理清、规范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回归其应有的职能且能够各司其职,已经成为澳门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澳门第二次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变迁》一书进一步唤起了我们对深度挖掘澳门传统资源、拓宽澳门研究视野的重视,为我们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思考当今种种社会现象、问题和矛盾提供了一个重要读本。我们衷心希望,作者能够就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我们更加期望,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相关研究中,为澳门政治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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