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基础看游行的非暴力性

　　“五·一”示威遊行，从民生诉求演变成警民冲突，是极少数人故意借遊行搞事，借民生问题制造警民冲突，或是对政府施政不满，无论如何政府对此应该下决心，解决明年“五·一”同样可能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努力做好民生工程，使市民理性的诉求能够实现，这是从根本上防止下次遊行中发生警民冲突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从培育今后良性的民———官互动方式的角度考虑，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提问，为什么遊行会发生暴力？谁应该为暴力冲突负责？如何避免今后再发生？

　　遊行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是公民行使表达权的体现。根据《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言论和表达自由是主要的公民权利之一，其含义是指公民在任何问题上均有以口头、书面、出版、广播或其它方法表达意见或看法的自由。通过遊行，使人们得以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表达出来，並造成一定的公开声势，从而产生比较广泛的政治影响。《世界人权宣言》第20 条宣告：“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

　　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由此可见，在宪政原则下，法律保护的是作为公民表达权体现的遊行行为，具有自由表达和非暴力的特征，其目的是公民与政府能够良性对话。因此，只有在行使表达权的意义上，遊行具有合法性基础，一旦部分遊行者与秩序维护者（警察）发生暴力抗争，则已经偏离遊行表达权所保护的范畴。也就是说，如果遊行者及秩序维持者（政府）其中之一，或者双方，未能在遊行中保持克制，而是蓄意借用遊行形式行使暴力，或者明知对方可能採取抗争态势而纵容遊行抗争的发生，均属於与保障自由表达之人权相违背，可能侵犯其它採取遊行方式表达诉求人的权益，因此，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

　　根据《集会和示威法》规定，集会、示威採取“预告制度”。发起人和实体在举行前五至十五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民署，民署须立即告知治安警。治安警察局长为维持公共交通秩序，可更改、调整活动发起人原定的遊行或列队路线。笔者认为，这次五一澳门警民冲突实不应发生，一方面，警方在不批准遊行路线申请时，警方已明知具有抗争的潜在可能，卻没有引导遊行申请者採取诉讼的法律对策来化解危机，在发生暴力冲突后，也只懂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使双方人性的恶无可限制地扩大。

　　另一方面，遊行人士凭着一股怒气往前，且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有野心的示威人士蓄意仗着人多势众，操纵大众情绪，与警方发生冲突。可以说，警方与这部分人均可能存在导致暴力冲突的过失，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因此，今后政府对遊行地点的批准，应该更加灵活，尽量尊重遊行申请人的选择，避免对抗态势。作为表达权自由的应有之义，政府对遊行申请应以自由为原则，限制为例外。由於遊行涉及社会公共秩序，大部分国家规定了遊行事前申请制度。但从维护公民表达权的意义上，对於遊行示威地点的选择，应在最大限度满足遊行申请人的要求，並据此来及早做好应急评估和准备，最大限度地减少发生对抗的可能。

　　正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於1941年所讲，“在我们力求安定的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表达自由）。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良心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从各国的惯例看，除了在监狱前和军事基地的示威遊行是被严格禁止外，大部分国家专门列举重要政务机关所在地作为可遊行范围，而在大街交通要道等地方的示威，由於可能侵犯重大的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故而的示威则要视情況而定。

　　从理想状态讲，任何假借遊行之名而制造暴力或纵容暴力的行为均不应至於遊行事件的范畴，警民双方均有义务努力化解暴力，维护遊行行为的非暴力抗争的表达权性质，使得遊行能够不被假借为滋生是非的。

　　最后指出，遊行是民主国家公民表达诉求的正常渠道，也是人类发展到现代民主国家的一项重大创造，能够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对话，具有理性、非对抗性和表达意见性的特征。应该说，能够遊行示威，正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幸福之所在。在世界上，並不是所有国家公民均具有这种行使表达权的形式，越是官民关係和谐的社会，公民的政治自由越大，公民也会更加理性地运用这些自由权利去表达诉求，与政府之间良性互动。因此，特区政府应努力做好民生工程，尤其在打击黑工、就业、住屋、医疗等民生诉求，以行动和智慧解决问题。政府及居民也应以平常心看待事件，预测可能发生的坏影响，尽量克制，避免导致冲突。

　　（作者为澳门思汇网络会长、澳门健康促进协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