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遊行冲突的省思
- 来源:澳门月刊
- 关键字:“五一” 遊行冲突 省思
- 发布时间:2010-07-09 14:51
每年的“五·一”示威遊行似乎已成惯例。
其实遊行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把积存在民间的积怨宣泄出来，並提醒政府关注民生，对稳定社会，促进和谐应是有益的。社会意见也一致认为，和平表达诉求可以，诉诸暴力不能接受。然而，任何群众性事件的影响都不是单一的，每个社会均存在矛盾，潜藏了不少未解决的问题，为政者宜广开沟通渠道，耐心倾听、直面问题，以实际工作效果响应民生诉求。
其实，为避免“五·一”爆发冲突，政府每年必在“五·一”前宣佈一堆利民措施。今年4月25 日，行政长官崔世安还特别强调，特区政府将坚定不移地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权益，加强严打黑工，希望社会严格遵守《聘用外地雇员法》及相关法规。把照顾本地失业工人定为最优先的工作，並将透过培训、促进就业及提供紧急经济援助等措施，帮助失业工人。
为何今年冲突加剧更胜往年呢？
由2000 年首次在“五·一”前后爆发冲突算起，历次事件其实都离不开劳动节的主角———劳动者，他们一般也不会得到其它界别、阶层市民的热烈支持，主因是建筑业受到非法劳工、外地劳工的影响最大，而澳门市民大多从事服务业，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然而到了今年，情況似乎又有所变化。最近热议的话题，除了黑工，就是高楼价。就业、房屋、交通是当下澳门市民的“三大恨”，交通方面，交通局频频出招，市民眼花撩乱之下，尚能使一下掩眼法，就业、房屋问题政府长年置之不理，发展至今，矛盾日益尖锐，当中尤以房屋问题影响至深。
被房屋问题剌得最痛的，其实还不是最基层的一群，反而是有一定知识水平，有一定收入的“中间阶层”。这其实不难理解，收入最低的那一群，无论在甚么时候都不可能买楼，而“中间阶层”在某一段长时间之中，他们都是可以购得住宅自住，但今日随着楼价不断上升，他们原本有的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就这样，买楼，一件在他们父辈的年代，可能一对初中学历的夫妇办得到的事，今日，要两个大学毕业生一起供楼都很吃力，而这个问题的症结，大家都很清楚：政府土地、房屋政策失败，导致发展商有机会把楼价抬高到一个不合理的水平。因此年青一代要上街抗议，亦是事出有因。
高楼价问题的影响面，远远要比劳工问题要大的多，是个足以动摇管治根基的大问题，不然中央和香港政府不会在最近不断提出压抑楼市的措施。因此，无论这是否执政者所愿，让楼市降温已成当务之急。由於土地政策存在有很大的所谓官商勾结空间，导致政府如今处於被动局面，在增加房屋供应量方面举步为艰，最有决定性的在於万九公屋能在甚么时候完成？2012这个时间点已为多方所质疑，近日又推出两项辅助措施，如细单位、工厦活化等等。限发展商建细单位的措施受到坊间不少的批评，若然楼价依然维持在高位，从价格/ 面积的比例，即尺价来看，大单位与细单位，没有差别，只是交易金额不同而已，对楼市没有显著降温效果，其作用主要是在於降低拥有住房的“门坎”价格，让市民更易买到楼，过程中发展商赚的没有变少，不过是将建筑的空间切得更细，更多的单位让更多人买，就有更多买家去分担而已。从让更多人拥有房产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在这个时间点上还是会有一定的效用，但发展一个住宅项目，少则三年，多则四、五年，如果未来几年的楼价依旧急涨，那待项目建成之日，可能绝大多数市民连细单位都买不起，则措施亦将归於失败，因此，政府还是需要有实际能冷卻楼市的办法才行。
事件源起深层问题政府有责
大多数遊行者均打出“保就业”、“严打黑工”、“削外劳”、“增经屋”等民生诉求。这与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及日常经常强调，以至已有所行动的“保就业”、“保民生”、“绝不接受黑工存在”、“外劳比例制”、“万九公屋”等的工作方略和施政纲领是完全吻合的，足见官民目标一致，但梦想不同。政府的决策倾向性显而易见，使其失信於民，令官民以及社会不同阶层对立分化的情绪日益高涨；行政效能低劣，官僚质素平庸，各种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措施不是变质走样，不了了之，就是完全落空。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课程副教授陈卓华分析，近半年浮现了黑工、结构性失业、楼价高企、中央储蓄制度临时名单风波等众多社会问题，加上万九公屋未见端倪，引发社会不满，怨气在“压力煲”内越积越多，须寻找宣泄之途。
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源於社会制度，现在立法会、行政会应有更多阶层参与，若制度不改变，政策、资源分配倾斜的情况不会改变。位於中层负责执行的官员盲点也多，官本位仍然存在，最后受苦的便是弱势社群。“五·一”、“十·一”便成了民怨暴发的缺口。前两年政府以“现金分享”消除民怨，但“派钱”有抗药性，效力会越来越低。
今年遊行有八零后及前线医生走上街头，有意见认为这是深层次问题表面化、激烈化的表现。陈卓华认为，澳门人少，关係盘根错节，普遍居民无论在私人、公众事务上都不想有大冲突，但“五·一”有群众效应，容易集合相近背景人士表达不满，发泄压力，只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世界各地都可以接受，也是健康的现象。现阶段未见特区政府有引入更多民主制度的构思，但政治是互动及妥协的，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处理利益矛盾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政府必须在具体执行上下工夫，在公屋、就业等问题上，必须有清晰、透明、合理、公平的处理办法。更高层次的解决方法是加快社会制度民主化，增加立法会、行政会议中不同阶层的代表数目，尤其是基层，让民众声音透过辩论等和平、民主、文明的方式进行良性的政治角力，解决社会矛盾、利益冲突，比用水炮、石头的政治角力要好。特别是保安司治安警察不要为政府帮倒忙，为什么不提早几天与遊行单位协商讲清楚不能途径新马路的原因？为什么要矛盾扩大到警民发生冲突？作为政府的治安警察本身就应该担负起保卫市民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责任，而不应该做出激化矛盾、引发冲突的事件。
今年“五·一”遊行正好为新政府敲响警号，凡事必须小心处理，不要激起民愤引发更多不愉快事件发生。希望政府在制度结构上，与更多不同阶层人士有对话互信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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