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为什么会出现“N 连跳”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5月21日，21岁的富士康员工南钢从楼顶跳下身亡，这是富士康的第十连跳，人们震惊，富士康紧张。5月24日，富士康在员工宿舍加高了2米高的防护栏，封住顶楼大门。但遗憾的是25日凌晨，又一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身亡。死者是年仅19 岁的李海，入职刚42天，警员在他的宿舍找到遗书，表示因心理压力太大，感到现实与期望差距大，加上家庭因素等，对生活失去信心……

　　闻讯富士康发生员工“十一跳”，富士康负责人、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立即飞抵深圳，陪同近300名国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的工厂园区。期间他表示，对於富士康出现的系列自杀事件，很是痛惜，並在公开场合三鞠躬向大众致歉，还承诺说“有信心在短期内把状況稳住”。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天晚上又发生了“第12跳”，距“第11跳”仅隔一天。这个黑色的5月，6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了。

　　富士康集团属世界五百强，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之一。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企业得到快速发展，连续7年居大陆出口200强之首，2009 年在《财富》杂誌评出的全球企业500 强中居第109位。集团的营业额由1996 年的8亿元人民币，在2008年达到4207亿元，经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在2009年，仍然保持在了3944亿元。与此同时，企业的员工人数也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2009年的74.8 万人。2010年，更是达到了80万人的富士康的“连续跳”，跳得社会“心惊肉跳”。然而富士康员工对此卻並不意外，19 岁的员工潘凌风说，他们整天都在做机械化的工作，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而辛苦工作又没有公平回报。出自该厂员工之口的“机械化的工作，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公平回报”这些字眼，让人们不禁联想起卓别林演出的著名电影《摩登时代》。在以新动力和生产流水线等为标誌的西方工业革命风起云涌时，卓别林卻用《摩登时代》这部电影，对与这场革命相伴随的工作时间长、精神高度紧张、收入微薄、没有自由、没有希望、使劳动变得痛苦等违背人性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对后来美国产业工人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福利待遇等起到了启蒙作用。但不可思议的是，在我国目前的部分民企内，工人们仍然生活在新版的《摩登时代》，“机械化的工作，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公平回报”等这些字眼就是证明。不同的是，电影中的工人只是被高速运转的生产线搞疯了，而富士康的员工卻是接二连三地跳楼！

　　谁该为这些年轻的生命负责

　　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已成为目前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所在。而发生的原因也众说纷纭：军事化管理、长期的加班压力、缺乏人情味的氛围、年轻员工心理素质差……等等。

　　面对社会各界的抨击，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一再表示“富士康绝非‘血汗工厂’”，但对这种说法，部分富士康员工卻並不认同。“从2008年到现在，我几乎每个月都加班了100多个小时，一个月只能休息两天，並且还是服从安排调休。”一位富士康员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请假根本请不到，不加班都不行的。实在受不了就装病，去社康中心搞病历请病假来休息或处理私人事务。”

　　富士康的员工“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加班费要佔到整个工资的一半，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想休息一下太难了，他们甚至希望“可以有人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富士康员工每个月的加班都在120 个小时以上，平均每天加班都在4小时以上，其中最长的一个月足足加班140个小时。

　　知情人士称，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因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而工时长、待遇低、高压力，在富士康已经是常态。

　　富士康集团接连发生的跳楼事件引发外界质疑中国数百万工厂劳工的工作环境。据有关部门通过调查长三角、珠三角400多家加工企业、10多万名普通工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了，进而变成了机器。一连10个小时（甚至12 个小时）的工作，一天下来，人会发现自己就像一个木头人，那么其它呢？我们知道人有各种各样的七情六欲，这种七情六欲都被压抑下来了。

　　10个年轻鲜活的生命义无反顾地走了，但当这些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制造业企业残酷的生存法则、社会文化配套上的严重缺失。当下种种现实的矛盾，在富士康这家最典型的代工企业里，找到了理想的滋生环境，悄无声息地积聚了起来，直至在这些员工心中引发了一场核聚变。富士康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助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都有一份应尽的义务。

　　也许有人会说，同样的生产环境和待遇，上个世纪第一代打工者为啥少有跳楼？那是因为，那个时代大家生活普遍都不富裕，贫富差距没有现在这样大，进城打工群体家乡都极其贫穷，能在城里有个地方住、吃饱饭，打工干一个月还能拿回家一两百元钱就令他们很知足、很幸福、很快乐了。他们很少自杀，並不代表他们没有生活在“摩登时代”。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打工群体，从小就不缺吃穿，有些还是独生子女，在家庭里享受了较多的呵护和自由，这一代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饭碗，而是更加重视权利和尊严。现在，80后、90 后打工者，已经成为打工行列的新生代，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在富士康公司，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而一旦走出故乡、走进富士康这样的“摩登时代”，他们在一夜之间、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況下就成了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成了繁重生产任务、铁面监管和苛刻考核的承载者，震惊、失望、愤怒、绝望情绪油然而生，又因无法排遣，精神崩溃则无法避免！一个社会，如果其年轻人带着梦想离开家庭，却在異乡自杀，这个社会终究是病态的。

　　有学者认为，富士康悲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现阶段依靠外资、廉价劳动力和加工贸易出口这一经济模式的悲剧缩影。虽然这一经济模式有其合理性，也是中国通过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的终南捷径，但这种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对劳动力权利和保障的漠视，把劳动力物化为机器和企业追求效率的工具。在标准化和专业分工的作用下，劳动力只是从事重复劳动的“经济人”，而不是具有七情六欲的“社会人”。

　　如何面对“N连跳”

　　面对“N 连跳”谈必须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卻是重中之重，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但卻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令世界瞩目，现在是否应该“反哺”国民呢？根据学者刘植荣的研究，中国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佔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为159位，甚至低於32个非洲国家。他同时发现，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 的25%，世界平均水平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水平为50%；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 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而这一切的症结所在就是我国没有工资制度，没有制度来保护低收入者的工资，更没有法律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

　　对於公民个人生存的权利和生活的尊严，要靠制度和法律来保障。政府有责任让本国国民都能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至少让每一个国民都能维持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让全体国民生活得“有尊严”、工作得“有体面”。这不应是奢求和梦想，这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从富士康的高楼上跃下的年轻鲜活的生命中，我们看不到“尊严”和“体面”。在此，我们不想再去抨击富士康工厂是吞噬生命的黑洞，国内某些企业的员工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也从未中断过，这不是富士康一个企业的问题，也不是一家企业管理漏洞和企业文化的问题。资本都是贪婪的，只要有制度的漏洞可钻，他们就会绞尽脑汁去争取最大的利润。在一个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大多数企业管理者的认识层次都在非常的现实中，去高谈阔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和道德，无異於缘木求鱼。遏制资本的贪婪和保证国民的生存质量，要有制度保证和法律护航。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的九位社会学者发出共同呼籲，要“在个体心理层面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对於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正度缺失、地方政府对资本偏爱、底层普通劳动者绝望情绪增加、新生代员工耐挫力比较差等问题给予足够关注。人不是机器，其工作的过程和所得回报必须让人感到快乐和幸福，对前途有希望。否则，无论效率有多高，对资方的贡献有多大，都是违背人性的，不道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富士康悲剧以最惨烈的代价告诫人们，要想避免这类悲剧重演，让民企的一线工人们真正走出“摩登时代”，那就必须给予全国民企和国企同等的市场地位，令二者享有同样的劳动权利、福利待遇和法定假期，让他们像国企职工一样自豪、轻松和快乐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