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第一人”王海的20年

　　从两副假耳机到30万“打假起步价”，这20年里，王海本人和中国的打假维权境况都遭遇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争议和尴尬？

　　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

　　这是王海首次以打假人的身份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这20年，王海本人和中国非黑即白的打假维权境况都遭遇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争议和尴尬，真实的王海和职业打假人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

　　“王老板”巨款买假货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

　　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占到整个业务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团队共有30多人，去年业绩不错，王海说，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

　　王海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购买假货一共消费1444笔，消费额为2025199.85元。“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

　　他赚钱的方式是索赔，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全部。他曾对媒体公开，“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

　　“今年打算再买1000万的假货。”去年《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

　　但“打虎”行动并不是每次都成功。据记者不完全统计，1996年至2011年，仅媒体公布的信息，王海就有11起案子败诉。其中面对的不乏中国移动、可口可乐、广州宝洁等企业。

　　电商的发展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最近几年王海逐渐让公司加强电商平台的打假比重。去年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中，三分之一来自电商。

　　吴广福认识王海17年，原是记者的他，见证了王海的年轻气盛。那时聊天，王海嘴里总蹦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些字眼。

　　现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儿，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谈。聚会时，喝二三两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

　　退出舞台中央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

　　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当年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几十年来都罕见。”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武高汉记得。

　　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当时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

　　“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

　　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有时候点到为止。”

　　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

　　7年前，王海自筹经费，去清华、北大等高校开展消费者权益法的讲座，让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学院学生根本不关注他的讲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赚钱。”

　　自己的关注度降低，王海觉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态化了，也就不是新闻了，公众会有审美疲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的。”

　　“打假起步价”30万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

　　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王海，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在王海看来，人类社会是靠交易来生活的。同样，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新消法》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但王海的商业化运作有时候可索赔万倍。

　　王海说，（造假）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十块钱，掌握证据后，也可以索赔十万元，“打假中要想得到更多钱，得拿出事实、数据、案例，让对方认为这种交易是划算的。”

　　前提是充分的信息和证据。“当然，这是行业自律，只要它有正当性。”王海说。

　　但正当性不代表正义，王海说，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他觉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

　　对于不赚钱的活儿，王海提不起兴趣，“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没必要接。”拿到高额赔偿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损的企业可能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我不赚钱，哪来的钱去打假？与我们这些职业打假人相比，假货和欺诈对消费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说。

　　死亡事件后的风险管理

　　他说自己从未被打过。他说有自己的一套风险管理系统。

　　一个死亡事件，让王海经常把规避风险几个字提在口头上。

　　2003年12月13日下午，打假人黄立荣坐在车里，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对紫禁城国医馆监视拍照，被对方发现，有几个人冲过来抄起钢管、扫把和木板，暴打黄立荣。

　　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黄立荣被白布包裹，由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佳美轿车载着，弃于北京医院附近的街头。

　　王海回忆，那之前，黄立荣去他公司应聘，但没被录用。恰巧在公司，一个客户找王海调查一家医疗企业，王海没有接手，“黄立荣在旁边听到了，他悄悄追出去，接了这个案子。”

　　“如果因为打假失去了生命，那事业也就没有价值。”王海说，当时公司有200多名调查员，那件事之后，他把人员精减到30多人，把调查员分成几个组，每组5到8人。

　　调查员中有很多是律师。招聘时，帅的丑的都不要，就要长得平庸的。长得太有特点了咋能做卧底，大众脸才能“扮猪吃老虎”。外表憨厚老实、内心聪明机敏是首选。

　　他还制定检查清单和执行任务的风险防范清单，要求调查员保持通讯畅通，“如果卧底时被识破，要学会怎么避险。”

　　他对自己也保护有加。墨镜，就是跟了他20年的“护身符”。央视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对面》时，让他摘掉，他不摘。“这是风险管理。”

　　编辑/陈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