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国智库：“最强大脑”如何影响世界

　　自威尔逊总统开辟了向智库咨询的传统以来，此后几乎历届美国总统都要借助智库的创新思想来打造美国未来蓝图。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美国智库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方方面面发挥了巨大舆论影响力。

　　十几年前，随着美剧《白宫前街（K Street）》在中国国内一部分学者精英群体中的流行，那条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与白宫之间，由西向东、横贯城市北部名叫“K街（K Street）”的街道被赋予了全新意义，那里成为包括智库、律所、咨询公司等在内，围绕政策进行研究、分析、宣传、游说等业务的机构的代称。

　　而随着美国政治大剧《纸牌屋》连续几年的热播，人们对剧中游说集团对于政治事务、政治人物的施加影响不仅印象深刻，同样也对“说客”们在政府与机构之间游刃有余表示惊叹。

　　与“K街”作为“游说街”齐名，斜贯华盛顿西北和东南的马萨诸塞大街（Massachusettes Ave）是名符其实的“智库街”。众多著名的智库坐落在这条街上，如布鲁金斯、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皮特森经济中心、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美国进步中心、遗产基金会，等等。

　　以上两条街道的存在，不仅是美国政治生态的一大特色，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全球格局的变化。

　　不可否认，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探求和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或法规、为政府提供政策方案、提供和储备高端人才、教育社会和公众等重要社会功能。

　　与时俱进的美国智库

　　自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年成为美国总统并开辟了向智库咨询的传统以来，之后几乎历届总统都要借助智库的创新思想来打造美国未来的蓝图。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美国智库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方方面面发挥了巨大舆论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正是通过美国智库所承担的具体角色和功能体现出来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在其新书《智力资本》中就对美国智库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上世纪初至四十年代，也就是在美国智库诞生阶段，它们大多是由富豪或慈善家等私人力量创立，拥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作为目前世界顶级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就于那个时代创立。这一时期建立的智库，其目标并不是直接影响政治决策，而是帮助公众理解政策，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据了解，为了确保作为一个独立政策研究机构的地位，例如1921年成立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坚持不与任何政府签订研究合同。此外，为了确保政策专家的知识自主性，布鲁金斯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禁止董事会任何成员干预学会的研究项目，并把提供公正的政策专家意见作为学会的最高优先权。

　　这种智库诞生时期的理想主义为美国智库之后的发展、演变确定了一定的规则与底线。所以无论是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还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至今仍是美国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

　　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面对日益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美国继续迫切需要政府制定出高质量且具有一定战略前瞻性的政策，这显然是依靠少数政治领导人难以实现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开展研究的智库迅速得到发展。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

　　接下来，面对越战、“水门事件”、日本与欧盟的崛起等更为复杂的国内外问题，美国政府需要借助智库的力量制定政策，同时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各种政治参与者也寻求能够反映其思想和利益的平台和渠道。这一系列因素促成了美国智库的极大繁荣和多元化发展，并促使美国智库数量激增以及智库市场形成，出现了竞争的局面。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全球各国之间的依存度日益加深，美国国家利益的外延也在不断延伸。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智库开始拓展全球市场，并且极为注重互联网媒体的影响力。

　　“这些智库研究各种国际、国内问题和美国的公共政策，通过各种形式不断给政府决策层提供各种信息和政策咨询方案，随着其功能和作用逐渐完善，其影响力也不断上升。”王莉丽对记者表示。

　　同时美国智库的全球化发展得到了国际捐助机构和个人的鼓励与资助。很多智库大多加强了国际交流，设有访问学者项目，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研究和影响网络。例如布鲁金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但在位于华盛顿的总部设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也设有研究机构。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是该学会100年历史中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心。

　　如今，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广泛，享有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大部分支出是研究项目中的研究人员、助手的工薪。据相关人士介绍，智库每年都会编制财务预算，公布其收入状况，使财务透明，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收支平衡。公司和个人对思想库的捐赠除了可以扣除应纳税额外，也享有智库相应的服务。

　　智库对政策影响到底有多大？

　　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虽然政府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实上，在政府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关于政策的议事日程和政策的具体方案构建就已经从智库开始了。

　　不仅如此，智库的政策建议功能还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具体实施方案上。1948年，布鲁金斯学会构建了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方案，成功地挽救了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2007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同年，美国进步中心提出了重建美国军事力量的报告，而奥巴马政府对报告内的建议，几乎是照单全收。

　　美国智库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通道作用。“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

　　目前，由于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紧迫性议题以及若干国际事务必须借助跨国组织才能解决。智库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设计安全防务层面，美国政府对于智库的建议需求更为突出。有研究数据表明，目前，在全球排名前50位的安全与防务智库中，90%以上都被美国和欧洲国家所占据。尤其是在美国，专门或主要从事防务与安全问题研究的智库数量众多，而且涵盖了政府内部、民间、大学等多个层面，对美国的全球防务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和平研究室、国防科技委员会、防务分析研究所、亚太安全中心都是老牌的军事智囊。除了兰德公司外，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预算研究评估中心为代表的民间防务智库机构更是在全球享有盛誉。在美军体系内还有海军分析中心、国防信息研究中心等专门为军队建设提供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

　　西方的防务智库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决策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被称为“大脑集中营”和“超级军事学院”的美国兰德公司最早是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倡导下建立的。众所周知的是在朝鲜战争前期，兰德公司曾向美国政府做出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战略预判，并期望以200万美金的价钱将研究报告转给军方，而麦克阿瑟将军却不置可否。当1953年麦克阿瑟从朝鲜半岛归来时，他懊恼地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价格。”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美国老牌的民间智库。“9·11”事件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第一时间向布什政府提出了“以阿富汗为中心，发动反恐战争”的建议，并具体提出了7点意见，事实证明，布什政府任内的一系列反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战略规划高度吻合。

　　在阿富汗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智库“企业家学会”向布什政府提出了“对伊拉克开战”的建议，这项建议被美国政府采纳，转为了战略实施。尽管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但直到现在，这项“建议”还对美国及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格局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许多智库都非常重视打造“拳头产品”和树立“智库品牌”，以此将智库研究成果对外输出，这其中既包括一些特色研究项目，也包括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刊物。

　　国际智库大多定期出版自己的刊物，有些智库甚至将学术期刊提升到与所在机构同等重要的地位，努力打造学术精品和“思想载体”，不断强化智库的品牌形象。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季刊，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双月刊则影响最大、地位最高。

　　此外，许多高级智库会通过组织峰会、论坛、研讨会等形式，就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组织政府官员、商业界人士、媒体进行交流，从而增加公共传播效果，提高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而身为高级智库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每天都会接受几个采访，不断向外界进行舆论输出。

　　“最强大脑”们何去何从？

　　2014年2月3日，在卸任美联储主席仅仅两天后，伯南克旋即加盟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参与经济研究项目，成为又一个走过“旋转门”的美国政府高官。

　　“旋转门”现在已经成为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名词”，一般是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政府官员、在智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们，变换身份、穿梭交叉为集团服务现象的形象概括。

　　许多美国名人都经由“旋转门”而在智库领袖和政坛领导角色中来回变动。这种机制带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智库的舆论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当然大量实力雄厚的智库，也正是高端人才储备的平台。201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华盛顿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型研究机构。美国以1823个智库之多傲视全球其他国家。

　　美国智库机构与政府部门的“旋转门”机制，保证了全国对国际事务最资深的学术专家和行政官员，加入到智库人才队伍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很多卸任的官员选择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基辛格就是典型之一，他在对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和外交关系协会效力多年后出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还有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大棋局》及《大抉择》的作者布热津斯基，就是从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卡特政府内阁的。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被克林顿任命为常务副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企业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林赛出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

　　智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官员。他们在任期已满后，多数会选择回到智库组织，继续进行研究并实施政策影响力。他们的实践经历，将会对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起到很大帮助。

　　“美国智库之所以乐于聘用前政府官员，一则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和见识；二则也有利于智库在政策领域的公信力；三则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再次‘旋转’的环境和平台。”王莉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前中情局局长凯西在政府工作的前后都就职于自己组建的曼哈顿研究所；提出了国力方程的著名学者克莱因曾是中情局副局长。切尼原是哈里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斯原是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沃尔福威茨来自霍普金斯大学、博尔顿来自企业研究所。

　　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赖智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例如卡特总统曾吸纳了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在他的政府任职。里根总统大量使用了较为保守的智库如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人才库来实施其政策议程。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组建政府内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三十多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进步中心等也都有大量学者进入奥巴马政府。

　　就像伯南克一样，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智库的学者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例如在布什政府担任财长的鲍尔森离开政府之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原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进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荣誉研究员；原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东亚主任丹尼斯·怀德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

　　文｜《小康》记者 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