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桑斯坦不仅是白宫最强大的部门--白宫信息与监查事务办公室的主管，还是畅销书《助推》的合著者之一。卡斯认为，减少政府规制的颁布、坚持进行智能化的政府监管、取缔失效的管理制度、提升现有制度管理的成效，这是简化的关键所在。不过，现实中许多政府有心简化但又往往欲求而不得，究其原因，无非是简化突破无门，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只能凭借少数人的运筹帷幄。
显然，对于这样进退两难的简化现象卡斯早有预料，所以他才会主张：简化不能“只拘泥于政府管多管少，而应跳出非此即彼的讨论，明确最佳的政府监管手段”。为此，他特别以储蓄、健康保险、学校餐饮、工资报表及其它明细、节能减排、儿童肥胖、高速公路安全、公立学校的营养餐等多个实证案例，从行为经济角度进行了具体分析，逐一剖析简化的策略与所取得的效果。
确立简化必要性是第一步，具体简化还需讲究策略。卡斯认为，简化除了确保规章制度的简洁直白易懂外，特别要注意倾听民意，因为“民众对于规定实施的成本、收益、可行性、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和无心插柳的结果，以及规定本身的繁简程度是否合适，都有比较中肯的信息和意见”。许多时候，简化的智慧蕴藏于民间。
提起简化，我们很可能立马联想到简政放权。相比之下，我们常说的简政放权，虽然也包含了卡斯所指的简化政府规定的这同一内涵，但往往还涉及权力的博弈。更多时候，这种权力博弈在简化工作中占据相当权重，甚至重中之重。如果权力博弈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简化工作初衷再好，均可能半途而废。现实中，即便是一项许多人认为可以简化的政策，因为所谓的历史原因，各方利益盘根错节，有令不行、阴奉阳违的现象并不鲜见。一些简化政策最终能否有效贯彻落实，往往只能寄望于更高权力介入。这种垂直权力的强势介入虽可以助推简化工作，但又侧面表明权力因此会进一步集中，这显然与简化中所包含的权力分流初衷背道而驰。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我们的一些简政放权工作，从机制层面看确实有所减少，制度也实现了消肿，但原有机制口子上的原班人马常常又会以转岗等方式实现体制内消化。按照普遍常识，臃肿现象常常会滋生踢皮球甚至工作进一步琐碎化等不良习气，这也是政府运转低效的温床。
卡斯从行为经济学层面提供了简化的有益镜鉴，不过倒又觉得，具体到我们的实际情况，简化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一政策规定的“减肥”，还有必要从体制特别是人事角度同步推进，实现工作与人力的“双减”。问题是，这些“优化”出来的工作人员，到底将向何处去呢？这虽然不是卡斯简化举措中所考虑的内容，但是我们体制特色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
文｜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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