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钱借给不可信的人”
- 来源: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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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08 11:39
投资者报(记者)在纽约接待来自北京的MBA学生，并不是约翰·托格尼诺（以下简称托格尼诺）第一次和中国打交道。2003年春天北京暴发SARS的时候，北大国际MBA就曾邀请他和中国经济学家共同探讨危机应对策略。九年之后，在整个世界还在金融危机的深渊中挣扎时，甲型H1NI流感又再次席卷全球。
托格尼诺现任美国Pepper金融集团主席兼CEO，他曾服务于美林证券公司，任职至全球股票执行总监，也曾担任纳斯达克证券市场负责全球销售和成员事务部的执行副总裁。但多数中国投资者并不了解他。
5月12日，托格尼诺在纽约接受了《投资者报》独家专访，拥有49年华尔街背景并经历了多次危机的他告诉《投资者报》，处理危机最重要的恰恰不是危机本身。
处理危机，在托格尼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来发挥他的作用，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领导人的质量、动员的资源的质量非常重要，它比所谓的成本要重要得多。质量上升了，那么长期的成本将会下降。”
《投资者报》：你在49年的金融生涯中经历了很多次危机，在你看来，这些危机是否有某些共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哪些必然因素导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危机？
托格尼诺：尽管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金融工程的发展，我们看似有了越来越多的工具去“预测”风险，但现实中的市场永远存在那些数字、模型之外的因素。危机总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出现，当人人都疯狂的时候，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转都已经被极大限度地破坏了。
其次，每次危机出现之前，市场上总会出现那么几种明星的投资产品。以普通投资人所具备的知识和信息，几乎很难理解这些新型投资产品。在我看来，在6~9个月的时限内预测可以获得相对最好的效果，更长周期下的不确定性和更多因素就会干扰预测。
历来的多次危机总是在市场过度作为的时候爆发。所有的分析和模型都是理性的，但市场往往、并且总是在非理性地运行。每次危机来临时，市场上总是弥漫着投机过度的空气，但每次我们都无法逃脱危机。
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全球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互相渗透的，所以一个小的当地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会带来全球的影响，会导致市场的混乱。
《投资者报》：纳斯达克也许是全球最成功的创新市场，你认为哪些因素促成了它的成功？
托格尼诺：任何一个市场的成功都和它所处的宏观环境密不可分。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的个人投资者数量大大增加，这是市场繁荣的基础；同时，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分类更趋专业化，他们管理的资本规模扩大很快。客观而言，繁荣的市场、充裕的资金，以及市场本身的精细化发展是纳斯达克刚一创建就面临的良好机遇。
就交易市场本身而言，纳斯达克的自动报价交易形式极大提高了交易完成的速度，所有从事金融交易的人都知道这点有多么重要。
纳斯达克的定位是创新型的高科技公司，其良好的成长性、新技术赋予这些公司的强扩展性反而是资金最看重的要素。互联网、生物制药这些新兴的产业为纳斯达克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公司，而纳斯达克提供的融资和品牌平台使纳斯达克成为这些创新公司孵化器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
当这个市场上聚集了一批被证明优秀的公司之后，就会有全球更多公司也来到这个平台，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纳斯达克的活跃度，吸引更多资金关注投向这个市场——在市场最火爆的时候，每天都有10多家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
《投资者报》：在你看来，危机是如何改变金融体系的？
托格尼诺：危机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反应。关于这一系列的反应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和沉淀。最少要在18个月之后再来评估这一切，才可能有一个中立、客观的立足点。
过去6个月里发生的事情表明，在那些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真正凸显出来、代表一个时代的都是具有卓越素质的领导者。
五十倍的杠杆率现在被广为诟病，但在人人都过度作为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风险的人少之又少，为降低这个风险而主动去杠杆化的人更少；同样，金融监管机构几乎在很长时间里置身于我们的银行体系之外。你可以说金融机构建立在复杂模型上的金融工具是对监管的一个挑战。但作为监管者，维护市场的稳定是他们的基本职责——你不能指望银行自己监管自己。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在任何时候，首要任务是保护客户的利益，其次是股东的利益。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次危机中，你看到了一些在现在看起来没有丝毫理由，但当初就是执行了的高风险行为。
危机过后意味着新的投资机会，监管决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首先要确保监管者理解那些产品，其次是市场必须透明以及严格有效的法律约束。
《投资者报》：华尔街曾历经多次危机，你认为有哪些从未改变？
托格尼诺：“变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件受欢迎的事，因为变化意味着机会，机会就是交易，但依旧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人永远不能完全被机器替代，机器和模型是依照程序运行的，而现实总会有小概率事件发生，这些小概率事件往往会带来扭转根本局面的变局。
卓越的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在整个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视野开阔、具备战略眼光的领导者往往能切中问题要害。“视野”和“战略”不仅依靠这些领导者个人的专业能力，更有他们长期对于市场的理解、对于客户利益的保护。
这个市场始终存在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不要把钱借给你不认识的人——对方是不是可以信赖，这是市场运行的“信用”基础。反之，无论是一个个体投资人、还是一个金融机构，你的每一笔交易也都是在为自己积累信用记录，因此，“正直”是最根本的守则之一。
《投资者报》：你怎么看待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作用？
托格尼诺：中国是国际贸易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中国A股过去是通过香港股票市场和国际市场间接作用，最近一两年内，人民币投资的A股市场也在和其他主要国际股票市场实现联动；中国央行的政策对于全球金融机构的决策影响越来越深入和频繁。所以，中国确实在这轮危机中遭受到了影响。
首先是在2009年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6.1%。相对于中国已经习惯了的8%、甚至更高，你可以认为这个数字是负增长。实际上，由于失业、出口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低于8%的这个增长率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挑战。
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发挥它的优势，实现了人类经济史上罕见的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美国是中国商品长期的大顾客。但我想现在是中国着手提高其产品质量的时候了。低迷的经济下，消费者原先旺盛的消费欲望会转向那些性价比更高的替代品。中国要利用这个时机塑造其产品是“质量的保证”这一形象。
同时，除了中国、美国，还有日本、欧盟，以及其他很多尚未被触及的区域，比如拉美和非洲。我们有理由期待五十年后非洲的腾飞。
……
托格尼诺现任美国Pepper金融集团主席兼CEO，他曾服务于美林证券公司，任职至全球股票执行总监，也曾担任纳斯达克证券市场负责全球销售和成员事务部的执行副总裁。但多数中国投资者并不了解他。
5月12日，托格尼诺在纽约接受了《投资者报》独家专访，拥有49年华尔街背景并经历了多次危机的他告诉《投资者报》，处理危机最重要的恰恰不是危机本身。
处理危机，在托格尼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来发挥他的作用，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领导人的质量、动员的资源的质量非常重要，它比所谓的成本要重要得多。质量上升了，那么长期的成本将会下降。”
《投资者报》：你在49年的金融生涯中经历了很多次危机，在你看来，这些危机是否有某些共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哪些必然因素导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危机？
托格尼诺：尽管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金融工程的发展，我们看似有了越来越多的工具去“预测”风险，但现实中的市场永远存在那些数字、模型之外的因素。危机总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出现，当人人都疯狂的时候，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转都已经被极大限度地破坏了。
其次，每次危机出现之前，市场上总会出现那么几种明星的投资产品。以普通投资人所具备的知识和信息，几乎很难理解这些新型投资产品。在我看来，在6~9个月的时限内预测可以获得相对最好的效果，更长周期下的不确定性和更多因素就会干扰预测。
历来的多次危机总是在市场过度作为的时候爆发。所有的分析和模型都是理性的，但市场往往、并且总是在非理性地运行。每次危机来临时，市场上总是弥漫着投机过度的空气，但每次我们都无法逃脱危机。
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全球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互相渗透的，所以一个小的当地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会带来全球的影响，会导致市场的混乱。
《投资者报》：纳斯达克也许是全球最成功的创新市场，你认为哪些因素促成了它的成功？
托格尼诺：任何一个市场的成功都和它所处的宏观环境密不可分。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的个人投资者数量大大增加，这是市场繁荣的基础；同时，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分类更趋专业化，他们管理的资本规模扩大很快。客观而言，繁荣的市场、充裕的资金，以及市场本身的精细化发展是纳斯达克刚一创建就面临的良好机遇。
就交易市场本身而言，纳斯达克的自动报价交易形式极大提高了交易完成的速度，所有从事金融交易的人都知道这点有多么重要。
纳斯达克的定位是创新型的高科技公司，其良好的成长性、新技术赋予这些公司的强扩展性反而是资金最看重的要素。互联网、生物制药这些新兴的产业为纳斯达克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公司，而纳斯达克提供的融资和品牌平台使纳斯达克成为这些创新公司孵化器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
当这个市场上聚集了一批被证明优秀的公司之后，就会有全球更多公司也来到这个平台，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纳斯达克的活跃度，吸引更多资金关注投向这个市场——在市场最火爆的时候，每天都有10多家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
《投资者报》：在你看来，危机是如何改变金融体系的？
托格尼诺：危机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反应。关于这一系列的反应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和沉淀。最少要在18个月之后再来评估这一切，才可能有一个中立、客观的立足点。
过去6个月里发生的事情表明，在那些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真正凸显出来、代表一个时代的都是具有卓越素质的领导者。
五十倍的杠杆率现在被广为诟病，但在人人都过度作为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风险的人少之又少，为降低这个风险而主动去杠杆化的人更少；同样，金融监管机构几乎在很长时间里置身于我们的银行体系之外。你可以说金融机构建立在复杂模型上的金融工具是对监管的一个挑战。但作为监管者，维护市场的稳定是他们的基本职责——你不能指望银行自己监管自己。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在任何时候，首要任务是保护客户的利益，其次是股东的利益。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次危机中，你看到了一些在现在看起来没有丝毫理由，但当初就是执行了的高风险行为。
危机过后意味着新的投资机会，监管决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首先要确保监管者理解那些产品，其次是市场必须透明以及严格有效的法律约束。
《投资者报》：华尔街曾历经多次危机，你认为有哪些从未改变？
托格尼诺：“变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件受欢迎的事，因为变化意味着机会，机会就是交易，但依旧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人永远不能完全被机器替代，机器和模型是依照程序运行的，而现实总会有小概率事件发生，这些小概率事件往往会带来扭转根本局面的变局。
卓越的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在整个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视野开阔、具备战略眼光的领导者往往能切中问题要害。“视野”和“战略”不仅依靠这些领导者个人的专业能力，更有他们长期对于市场的理解、对于客户利益的保护。
这个市场始终存在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不要把钱借给你不认识的人——对方是不是可以信赖，这是市场运行的“信用”基础。反之，无论是一个个体投资人、还是一个金融机构，你的每一笔交易也都是在为自己积累信用记录，因此，“正直”是最根本的守则之一。
《投资者报》：你怎么看待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作用？
托格尼诺：中国是国际贸易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中国A股过去是通过香港股票市场和国际市场间接作用，最近一两年内，人民币投资的A股市场也在和其他主要国际股票市场实现联动；中国央行的政策对于全球金融机构的决策影响越来越深入和频繁。所以，中国确实在这轮危机中遭受到了影响。
首先是在2009年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6.1%。相对于中国已经习惯了的8%、甚至更高，你可以认为这个数字是负增长。实际上，由于失业、出口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低于8%的这个增长率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挑战。
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发挥它的优势，实现了人类经济史上罕见的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美国是中国商品长期的大顾客。但我想现在是中国着手提高其产品质量的时候了。低迷的经济下，消费者原先旺盛的消费欲望会转向那些性价比更高的替代品。中国要利用这个时机塑造其产品是“质量的保证”这一形象。
同时，除了中国、美国，还有日本、欧盟，以及其他很多尚未被触及的区域，比如拉美和非洲。我们有理由期待五十年后非洲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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