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一个为历史真相而奔走的正义天使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值得纪念更值得反思。二战中，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二战的进程、结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西方教科书里的二战史都是欧洲战场的内容，很少谈到日本侵华，世界也只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了解纳粹是如何迫害犹太人的，却很少知道南京大屠杀，甚至在西方都没有一本出版物有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但历史不会就此掩埋，那段记忆也不会被抹掉。

　　随着《南京大屠杀》一书的问世，西方人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让他们震惊，这本书出乎意料的畅销，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了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理解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已故华裔作家张纯如。张纯如，已故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她是《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jing)一书作者，该书在1997年发表，首次以英文书籍形式向西方揭露了这段历史，自此引起西方国家对二战时日本在中国行为的关注，张纯如凭此书挤身美国畅销作家行列。

　　张纯如与南京大屠杀的渊源

　　张纯如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张铁军，后曾为台湾中华日报总主笔。其父当年是台大物理系“状元”，其专著《量子场论》在美国理论物理学术界颇有影响。张纯如的母亲一直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

　　张纯如之名“纯如”，出自《论语八佾第三》“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绎如也，以成。”意为纯正和谐。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受家庭的影响，在童年的时候，张纯如就经常听父母会提到遥远的１９３７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她曾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父母讲述的南京大屠杀就令我震惊。他们告诉我，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屠杀了数十万计的中国平民，甚至连小孩也不放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去图书馆试图了解更多细节，但却找不到一星半点儿与此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什么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问号存在了许多年，直到1994年我在图片展上看到相关的照片，那些照片之恐怖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事实上，在那之前，张纯如一度认为，父母在向她讲述那些陈年旧事的时候，或许夸大了1937年到1938年发生在南京的事。

　　那是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感到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此后张纯如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大屠杀》。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

　　纯如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起她写这本书的热情：“我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下写出《南京大屠杀》的。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整个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她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也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

　　执着于真相

　　为了撰写《南京大屠杀》，张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1995年7月张纯如来到南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分别约请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卫星先生和江苏省行政学院杨夏鸣先生协助张纯如调查搜集资料，“当时第一印象是没有想到这位‘美国作家’这么年轻，简直就是一名大学生。”杨夏鸣说。

　　孙宅巍和王卫星表示，当年见到她时，她只有27岁，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双大大的眼睛，身材高挑，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很健谈，能与我们用汉语作简单的交谈，基本不认识汉字。

　　张纯如在南京总共呆了25天左右。时间紧张，大家确定了分工：王卫星收集整理资料，杨夏鸣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采访工作结束后，再进行翻译。

　　让杨夏鸣动容的是，每到一地，张纯如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和周围的环境。“在燕子矶，她将镜头对准了山下的破旧房屋，然后又拉到远处林立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接着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遥远朦胧的长江对岸，仿佛是再现当年那些试图渡江的中国士兵的逃亡路径及遥不可及、难以到达的希望彼岸。”

　　7月26日，杨夏鸣又单独陪她去了鸡鸣寺、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和中华门城堡。在中华门的城门上，她拍摄了附近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也将镜头拉向闹市区的高楼大厦。这些后来都出现在她的书中。

　　在接下来的4天中，张纯如开始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例如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等。

　　当她采访回来后，就在房间里播放采访时拍摄的幸存者证言，然后由杨夏鸣将录像内容口译成英文，张纯如再输入到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忠实于原文，他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直到双方满意。”王卫星说，那段时间，张纯如患了感冒，体温超过38度，但她为了争取时间，休息了半天，就继续采访幸存者。

　　“张纯如非常严谨，来南京前，她在美国档案馆、图书馆、私人资料馆里收集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宾馆，她还要将中文资料与她的英文资料做比对，如果发现不一致，她便记录下来，第二天来问我。”王卫星说，有一次，在翻译完李秀英、夏淑琴的采访录像过后，张纯如高兴地说，她们的证词同约翰·马吉、麦卡伦等传教士50多年前在各自日记里描述的完全吻合，这说明他们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

　　对于张纯如的严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为了支持她调查，他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还给她提出了很多参考建议，朱成山开了一长串的采访名单，如去日本一桥大学走访古文研究会专家藤原影、吉田裕教授，去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去德国追踪当年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足迹等。“我一开始认为，这些地方一个女孩是不可能全部访到的。想不到，她真的一一去了那些地方，而且还找到了许多一手资料。”朱成山对此感慨万分。

　　首位发现拉贝日记的人

　　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在英语国家将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真相公布于众并引起广泛关注，其实，张纯如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贡献：是她，发现和促成了《拉贝日记》的面世。

　　1995年2月20日，张纯如给邵子平（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前任主席）寄来一封信，说她很快将来到纽约收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在这之前我已经从西海岸一个朋友那里知道，有个年轻的女孩有兴趣做这方面的研究，并想写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书。我们联合会的几位同仁年纪都大了，有新生力量加入当然是好事！我立即给她回复，欢迎她到来。”邵子平说。随后，张纯如在纽约的两三周时间内，一直住在邵子平的家里，邵子平还把自己的车借给她使用，每天开车去两个多小时车程之外的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询资料。

　　在日常的相处中，讨论南京大屠杀问题是他们的重要话题，张纯如也不时地将自己在史料征集中的收获告诉邵子平。从上世纪80年代起，邵子平和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同仁们就开始展开了相关史料收集工作。或许是因为曾经留学德国的缘故，邵子平对德国方面的史料尤为关注。

　　在一次交流中，邵子平向张纯如提起了拉贝，“我对她说，这个人很值得研究，你也可以试试找找看。”张纯如是个非常认真、严谨的人，她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史料中仔细查找，果然也发现了有关约翰．拉贝的记载，但遗憾的是不够全面、系统。凭着自己的敏感，她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于是想方设法展开了寻找拉贝的工作。

　　“她很执着，也很有办法。”邵子平说，张纯如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去很多封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其中一封信得到了德国方面的回应，并由此终于联系上了生活在柏林的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女士。

　　“当她告诉我说找到了拉贝后，我特别惊喜，并问她找到了哪些资料。张纯如说莱因哈特给她寄来了一些资料，但自己不懂德文，不太好判断它们的价值。”随后，张纯如将这些资料寄给了懂德文的邵子平。

　　在寄来的信件中，有一份资料是拉贝本人写的有关回国后被特务机关扣押的经历，信里有一句话，“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请看我的日记……”“原来他还有一本日记啊！”这个发现让邵子平激动不已，赶紧打电话问张纯如，但张纯如表示莱因哈特并没有把这本日记寄给她，“我继续跟她联系找找看！”

　　从这时候开始，张纯如和邵子平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追寻拉贝在信中所说的这本日记。

　　邵子平利用懂德文的优势，与莱因哈特展开电话交流。对方表示拉贝的确留下了一本日记，“对于日记的内容，她起初不愿意多谈。我好不容易才请她多透露了一些情况，获悉整本日记共有2000多页，收藏在德国南部她的舅舅、拉贝的儿子家中。而日记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她只回答说自己也就看过一小部分，就不敢再往下看了……”

　　“后来，我再次请求她，能否看一下日记的起始日期。”

　　对此莱因哈特没有拒绝：“从1937年9月开始，一直记到1938年4月。”

　　“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时期吗！”

　　邵子平更加明白了这本日记的分量，也更加坚定了要找到这本日记的信心。

　　不过，拉贝家人对公布日记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个顾虑是拉贝当时的纳粹身份，尽管在那个年代这情有可原；第二是因为二战期间德国与日本是盟国，存在道义上的关系；第三是他的后人们显然也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一旦公布，必然是个轰动性的‘炸弹’，他们对后果也难以准确预料。”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邵子平和张纯如却没有放弃，邵子平还“发动”在德国的一些颇有“身份”的朋友，亲自登门请求莱因哈特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将日记公开。莱因哈特后来同意将日记的一部分拷贝送给邵子平先做一些研究。拿到拷贝的邵子平立刻将它们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两位分别研究民国史与日本史的学者手中，请他们评估这些日记的价值。“当这些学者看到这些日记后，无一不感到惊讶：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记载，它的重要性和角度非常特别，鼓励我们继续把它找出来！”

　　为了这个目标，邵子平继续努力通过种种方法去做莱因哈特的思想工作。渐渐地，莱因哈特被打动了，特别是当她听说如今日本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时，她再也坐不住了，随即动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劝说他将日记公布于众。

　　历史，可以原谅，但怎可忘记？

　　张纯如曾这样阐述《南京大屠杀》的写作意图：“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大屠杀》。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张纯如用自己无可挑剔的努力和勇气，直面了人类历史上那一段惨绝人寰的记忆，她告诉世人：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漫长而凄惨的，而没有哪几次劫难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哈佛历史系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

　　对张纯如来说，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推翻了她对人性本善的信仰。她说最可怕的是，这些实施暴行的人，原本都是普通人。人类作恶的潜能让她恐惧。这种潜能，在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被激发出来，就会造成空前的惨剧。张纯如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防止这类罪行再次发生。“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乔治·桑塔亚(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张纯如就像一个勇敢的战士般要求自己为受到不正义待遇的人们仗义执言。她虽走了，但她的努力和精神唤起了更多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

　　2004年圣诞节，美国在线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无意中在一张旧的《纽约时报》上看到了张纯如自杀身亡的讣告。他将这份报纸扔进了废纸篓后总觉得张纯如的眼睛在盯着他，最终他还是把那份报纸拣起来。回到家后，他立即购买了《南京大屠杀》一书，并阅读了《拉贝日记》。他被这段自己从来不曾听说的悲惨历史惊呆了，于是自己投资200万美元制作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纪录片。该片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名单》。放映时，不少观众当场流泪，有人还因难忍悲痛而中途退场。

　　记住这段历史，不是记住仇恨，历史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多自以为有多文明，要让我们毫不犹豫地互相残杀是轻而易举的，这样的疯狂该如何结束？唯有直面历史，进行反思，才不会重蹈覆辙。

　　文/李雪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