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株运抵中国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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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1 16:36
5月1日，墨西哥城，中国援助墨西哥抗击流感物资抵达
在有能力进行科研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已经看到成效，但下一步，还应该包括如何去援助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安排药物、疫苗和其他后续的监控措施
2009年5月9日晚，来自美国的三个甲型H1N1病毒毒株抵达了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这是美国科研人员从流感病人体内分离出的毒株。
4月下旬，不少报道还提到美国科研人员期待病毒毒株以进行下一步疫苗研究的迫切心情。4月29日，美国疾控中心的分子病毒和疫苗部门负责人Ruben Donis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他的团队已经测出了病毒的序列。而在短短两周内，5月6日，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又分离出了H1N1流感病毒毒株，并有富余赠与其他国家。这样的研究速度，与这次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重视和人力物力的全局调控不无关系。
不“毒”的毒株
或许人们会疑惑，既然在中国内地也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从病人体内分离毒株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病毒株的分离牵涉到病毒学实验室的资质问题，要避免病毒泄漏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分离毒株所需时间和目前紧迫形势之间的冲突。所以在WHO（世界卫生组织）的监控和统筹下，各国协作，分离、研究并分发野毒株以作研究以及分发固定毒株进行疫苗生产，是极为必要的。
这次美国疾控中心提供的毒株，来自美国及墨西哥的流感病人，这种直接从被感染的人体内分离出的毒力较强的毒株，被称作野毒株，通常只能用于基础研究如病毒的毒性分析以及测试抗体或疫苗的实际保护效果。而用以制造疫苗的固定毒株，则是毒性大大削弱的减毒毒株，一般可通过在实验动物体内连续传代获得。
获取毒株之后，便只待WHO统一进行固定毒株的制备并将“样板”分发给具有生产能力的国家大规模制备疫苗。这也就意味着，疫苗的初期制备工作其实已悄然开展。
5月14日，WHO将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需要暂停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转而全部投入制造H1N1流感疫苗。
继美国之后，加拿大和中国香港地区也主动提出向中国内地无偿提供病毒毒株。姑且不论对野毒株的研究是否有我们想象中那般不可或缺，毒株的交流毫无疑问表明了各个国家为了应对这场可能全球流行的流感所做出的努力和合作，也说明了中国疾控中心与有疫情的国家在疫情通报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和交流。
此次流感暴发后，全球应对非常迅速。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旗下全球最大的生物信息数据中心NCBI的首页，每日都在不断实时更新各国提交的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序列数据。利用这些数据，研究人员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分析出流感的起源、当前发展状况、进化，甚至藉此开发DNA疫苗。
更充分的准备
WHO于1952年起就建立了全球流感监控网络，每年针对季节性流感的情况给出两次建议，修正季节性流感疫苗。在WHO的流感相关网页上，你能够看到，全球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超过100个负责监控流感的中心，也列举了全球34个同WHO有合作关系的疫苗生产单位，其中中国的生产商有10个，数量居所有国家之首。
可以想见，一旦疫苗的批量生产启动，这些工厂都将是第一前线。在WHO的指导下，每年要生产4.25亿剂三价疫苗，用以储备应对季节性流感。这个巨大的数字，其实也仅够全球7%的人口使用。
季节性流感每年发生，感染约10%的人口，造成百万例死亡，而大流行性流感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人群对此毫无免疫力，无疑将引发更高的死亡率。面对这次潜在的大流感，需要制造多少疫苗？是否会对变异极快的病毒有效？疫苗又该如何分发？这对全球合作应对H1N1流感提出了挑战。
5月8日，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东盟10+3卫生部长特别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认为已经为大流行性流感作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所谓充分的准备，既包括WHO采取的积极措施：为各国相关部门和公众提供了全球病情、趋势、确诊及死亡人数和建议措施等最新信息；还有各国通过SARS得到的应对流行病的经验。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运作良好的全球协作：不断召开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小到地区内或大至国家间的交流会，全球性的资源和数据公开及交换，对于疑似病例的跨区跨国追踪等等。
这些，是人们在经历了一场梦魇般的SARS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流感终究不是SARS，面对流感，经验之外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只能抱着乐观的态度，却不能松懈。
合作，还是合作
1918年的大流感，有不少人几乎可以说是死于对流感这样未知事物的恐惧，死于战争时期错误的病情隐瞒。今天的共识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建设需要加强，公众信息传递必须透明。
讲述1918年大流感惨状的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的作者John M. Barry在4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提到，纵览1889、1918、1957、1968年的四场大流感，几乎都有证据表明，病毒在第一波温和来袭之后，一定会有第二波更凶猛的攻击。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新型流感的二次侵袭率为22%~33%，要大于季节性流感，第二波距第一波的时间间隔大约是6个月，但仅制备疫苗就至少需要4个月时间，要制造充足的疫苗量更是时间紧迫。
在5月11日发表于《自然》的文章中，刚发表最新流感数据研究工作的计算生物学家Neil Ferguson认为，目前的流感流行情况虽不及1918年大流感，但同1957年那场较为温和的流行颇为相似，而限于数据，仍无法得出更确切的判断。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的Scott P. Layne3月20日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中也指出，目前为止，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靶标非常有限，必须开发新层面的疫苗和药物，才能应对季节性流感和流感大流行。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乐观地认为甲型流感可能已被控制，并不会发展成全球流行的疾病。而今年2月初，哈佛医学院的Wayne Marasco等研究人员，恰恰回答了Layne的问题，宣布在血凝素上发现一个在流感亚型间（如H5N1禽流感病毒和1918年H1N1大流感病毒）非常保守的融合茎部区域，据此制备的抗体兴许可以作为抵抗季节性流感乃至瘟疫型大流感的共用抗体。《科学》杂志的新闻中也提及，英国及德国的病毒学家早已开始了对病毒样本的研究，期望能从病毒变异的研究中找到制备更有效疫苗的方法或是找出病毒的毒性持续时间。
形势似乎很乐观，甚至有不少舆论认为，夏天的到来会令流感偃旗息鼓，而这个时段恰是我们进行疫苗生产、新药开发的关键转折点。
但截至5月13日，在南半球也已有了近50例流感确诊病例，那些国家所要面对的，是即将到来的冬天。此外，尽管有不少国家有了良好的监控机制，但覆盖面仍有限，依然有不少发展中或者落后国家根本没有条件实行这样的监控。疾病一旦在那些地区暴发，后果不堪设想。
合作，还是合作。在有能力进行科研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已经看到成效，但下一步，还应该包括如何去援助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安排药物、疫苗和其他后续的监控措施。
WHO疫苗研究的主管Marie-Paule Kieny称，5月19日WHO将召开会议，讨论一旦疫苗有效该如何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疫苗的事宜。面对流感的未雨绸缪，这或许是现阶段人们最应该去做的事情了。
……
在有能力进行科研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已经看到成效，但下一步，还应该包括如何去援助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安排药物、疫苗和其他后续的监控措施
2009年5月9日晚，来自美国的三个甲型H1N1病毒毒株抵达了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这是美国科研人员从流感病人体内分离出的毒株。
4月下旬，不少报道还提到美国科研人员期待病毒毒株以进行下一步疫苗研究的迫切心情。4月29日，美国疾控中心的分子病毒和疫苗部门负责人Ruben Donis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他的团队已经测出了病毒的序列。而在短短两周内，5月6日，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又分离出了H1N1流感病毒毒株，并有富余赠与其他国家。这样的研究速度，与这次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重视和人力物力的全局调控不无关系。
不“毒”的毒株
或许人们会疑惑，既然在中国内地也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从病人体内分离毒株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病毒株的分离牵涉到病毒学实验室的资质问题，要避免病毒泄漏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分离毒株所需时间和目前紧迫形势之间的冲突。所以在WHO（世界卫生组织）的监控和统筹下，各国协作，分离、研究并分发野毒株以作研究以及分发固定毒株进行疫苗生产，是极为必要的。
这次美国疾控中心提供的毒株，来自美国及墨西哥的流感病人，这种直接从被感染的人体内分离出的毒力较强的毒株，被称作野毒株，通常只能用于基础研究如病毒的毒性分析以及测试抗体或疫苗的实际保护效果。而用以制造疫苗的固定毒株，则是毒性大大削弱的减毒毒株，一般可通过在实验动物体内连续传代获得。
获取毒株之后，便只待WHO统一进行固定毒株的制备并将“样板”分发给具有生产能力的国家大规模制备疫苗。这也就意味着，疫苗的初期制备工作其实已悄然开展。
5月14日，WHO将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需要暂停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转而全部投入制造H1N1流感疫苗。
继美国之后，加拿大和中国香港地区也主动提出向中国内地无偿提供病毒毒株。姑且不论对野毒株的研究是否有我们想象中那般不可或缺，毒株的交流毫无疑问表明了各个国家为了应对这场可能全球流行的流感所做出的努力和合作，也说明了中国疾控中心与有疫情的国家在疫情通报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和交流。
此次流感暴发后，全球应对非常迅速。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旗下全球最大的生物信息数据中心NCBI的首页，每日都在不断实时更新各国提交的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序列数据。利用这些数据，研究人员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分析出流感的起源、当前发展状况、进化，甚至藉此开发DNA疫苗。
更充分的准备
WHO于1952年起就建立了全球流感监控网络，每年针对季节性流感的情况给出两次建议，修正季节性流感疫苗。在WHO的流感相关网页上，你能够看到，全球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超过100个负责监控流感的中心，也列举了全球34个同WHO有合作关系的疫苗生产单位，其中中国的生产商有10个，数量居所有国家之首。
可以想见，一旦疫苗的批量生产启动，这些工厂都将是第一前线。在WHO的指导下，每年要生产4.25亿剂三价疫苗，用以储备应对季节性流感。这个巨大的数字，其实也仅够全球7%的人口使用。
季节性流感每年发生，感染约10%的人口，造成百万例死亡，而大流行性流感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人群对此毫无免疫力，无疑将引发更高的死亡率。面对这次潜在的大流感，需要制造多少疫苗？是否会对变异极快的病毒有效？疫苗又该如何分发？这对全球合作应对H1N1流感提出了挑战。
5月8日，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东盟10+3卫生部长特别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认为已经为大流行性流感作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所谓充分的准备，既包括WHO采取的积极措施：为各国相关部门和公众提供了全球病情、趋势、确诊及死亡人数和建议措施等最新信息；还有各国通过SARS得到的应对流行病的经验。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运作良好的全球协作：不断召开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小到地区内或大至国家间的交流会，全球性的资源和数据公开及交换，对于疑似病例的跨区跨国追踪等等。
这些，是人们在经历了一场梦魇般的SARS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流感终究不是SARS，面对流感，经验之外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只能抱着乐观的态度，却不能松懈。
合作，还是合作
1918年的大流感，有不少人几乎可以说是死于对流感这样未知事物的恐惧，死于战争时期错误的病情隐瞒。今天的共识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建设需要加强，公众信息传递必须透明。
讲述1918年大流感惨状的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的作者John M. Barry在4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提到，纵览1889、1918、1957、1968年的四场大流感，几乎都有证据表明，病毒在第一波温和来袭之后，一定会有第二波更凶猛的攻击。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新型流感的二次侵袭率为22%~33%，要大于季节性流感，第二波距第一波的时间间隔大约是6个月，但仅制备疫苗就至少需要4个月时间，要制造充足的疫苗量更是时间紧迫。
在5月11日发表于《自然》的文章中，刚发表最新流感数据研究工作的计算生物学家Neil Ferguson认为，目前的流感流行情况虽不及1918年大流感，但同1957年那场较为温和的流行颇为相似，而限于数据，仍无法得出更确切的判断。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的Scott P. Layne3月20日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中也指出，目前为止，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靶标非常有限，必须开发新层面的疫苗和药物，才能应对季节性流感和流感大流行。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乐观地认为甲型流感可能已被控制，并不会发展成全球流行的疾病。而今年2月初，哈佛医学院的Wayne Marasco等研究人员，恰恰回答了Layne的问题，宣布在血凝素上发现一个在流感亚型间（如H5N1禽流感病毒和1918年H1N1大流感病毒）非常保守的融合茎部区域，据此制备的抗体兴许可以作为抵抗季节性流感乃至瘟疫型大流感的共用抗体。《科学》杂志的新闻中也提及，英国及德国的病毒学家早已开始了对病毒样本的研究，期望能从病毒变异的研究中找到制备更有效疫苗的方法或是找出病毒的毒性持续时间。
形势似乎很乐观，甚至有不少舆论认为，夏天的到来会令流感偃旗息鼓，而这个时段恰是我们进行疫苗生产、新药开发的关键转折点。
但截至5月13日，在南半球也已有了近50例流感确诊病例，那些国家所要面对的，是即将到来的冬天。此外，尽管有不少国家有了良好的监控机制，但覆盖面仍有限，依然有不少发展中或者落后国家根本没有条件实行这样的监控。疾病一旦在那些地区暴发，后果不堪设想。
合作，还是合作。在有能力进行科研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已经看到成效，但下一步，还应该包括如何去援助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安排药物、疫苗和其他后续的监控措施。
WHO疫苗研究的主管Marie-Paule Kieny称，5月19日WHO将召开会议，讨论一旦疫苗有效该如何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疫苗的事宜。面对流感的未雨绸缪，这或许是现阶段人们最应该去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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