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农田里面放卫星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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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1 16:38
每一个考察团来，第一站就是来田边摸摸麦穗，攥攥土。这里的土都不知道被挖了多少，装在罐罐里回去测量，后来熟土都快没了
它是一块麦田。51年前的那个晚上，却和一种尖端科技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1958年6月10日深夜，河南遂平县山卫星农业社韩楼生产队，靠近打麦场的两亩九分地在突击收割之后，安静地躺在夜色里。邻近的打麦场上却汽灯辉耀，人声鼎沸。
二十几个十八九岁的女社员齐刷刷穿着短袖衫、花裙子欢快地打场，全社老少口耳相传：“说是都从那边地里打的！”
金字塔型的大麦垛在高悬的汽油灯下闪着发烫的光，场中央铺着厚厚的等待复打的麦秸，整个场子连同附近未收割、已收割的田野，弥漫着浓郁的麦香。
人们在这样的气息里不免亢奋，当新华社记者方徨忍不住提问“二亩多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在场的人都恼了。“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一个女社员手执麦杈冲方徨喊。
连夜打场、脱粒、过秤，复打五遍，最后的结果是11178斤，合亩产3853斤。时任卫星农业社党委书记的陈丙寅下令去七八百斤秕壳，最后按亩产3530斤7两5钱上报。
被社员上了现场教育课的方徨，当天就发了消息。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题发表了她的稿件，标题是《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
此前四天，《人民日报》已在头版报道了卫星农业社的第一次“发射”：《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由苏联发射卫星而来的农业社名，给稿件标题带来了灵感。
接连两条消息启动了“农田里放卫星”的发射机制。13日，湖北省谷城县宣布亩产4353斤；20几天后，与遂平县毗邻的西平县宣称小麦亩产7320斤。此后全国各地，棉花、红薯、煤炭、钢铁“卫星”源源不断，用遂平作家刘康健的话是“一星得道，万星升天”。
“赖地”遇贵人
“就是这块地！”51年后，韩楼村副支书钟良和指着村口一块麦田对《望东方周刊》说。正是早春，麦苗碧绿茁壮，安静地领受着春风的梳理，无从想象当年的热烈。
一条土路之隔的打麦场，仍有高高的麦垛。当年，卫星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曾指着麦垛，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韩楼生产队长陈世俊：“这是一块地里产的？”陈世俊支吾一声。陈丙寅又问：“哪块地？”后者随手一指：“那块。”
一指之下，这块二亩九分的土地，命运彻底改变，曾经的“赖地”成了几十年全国争相观摩学习的“先进田”。
“以前这地是曹安家的，他是这庄的老户，是穷人。”今年78岁的韩楼村民陈广宪对本刊记者说，“他家没牲口，也没粪，撒了种子就拿锄头过一下，能长得好吗？种扁豆都不发芽。”
1950年土改，这块地还是归曹安不变。到1955年实行农业初级社，地归了集体。如今曹安家里的人走的走、死的死，已没有后人在当地。
“地后来给下放到这里的县委副书记李杰做试验田。他问管养员这地好不好，管养员说，‘好得很，这地只长萋萋芽（当地一种野草）不长麦。’”
“赖地”遇贵人，李书记找人深翻土地，又下肥田粉，种田的时候横着播一次，再竖着播一次，种成方格子田。“上肥多了，麦打得也多。不过也打不了那么些。”陈广宪说。
深翻地、厚施肥之后，“赖地”变好地，1958年，这块地成为小麦丰产试验田。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当时由“二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六个同志”培育。技术员陈根，后来更名陈广宪。
实际亩产200多斤
时逢大跃进赛高产，试验田一开始定了个亩产2000斤的目标。社员们想，不用新法子不行，于是不留背垄，种成方格田。要除草的时候没法下锄，只能用手拔。然后一车一车拉粪，上了不少肥料。麦子确实长得不错。
“这一年属于正常偏好的年景，按当时的情况，亩产应该有200多斤吧。”当时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来曾任遂平县长的陈良聚告诉本刊记者。
正待割麦的时候，上面的指示下来了。根据刘康健的著作《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曹玉娥的回忆，当时是社长钟清德选中了这块田。他召集几个生产队干部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
钟清德认为，高产卫星亩产起码得3000斤。大家想不出什么办法，有人说，要放这么大卫星，除非把十亩地的麦子弄到一起。没想钟清德当即拍板，并吩咐大家：“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三天之内不得走亲串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他们连夜组织人割了附近几块田的麦，等群众第二天醒来，麦子已在等待套牛打场了。
“一大垛麦子，连夜从十几亩地里割了堆在一起，说是一块地的，谁看了也不信，可谁敢说啊。”陈广宪说，“队里找了十几个女娃打场，衣服都是一样的，是调了大队里所有缝纫机连夜做出来的。因为记者和拍电影新闻片的要来。”
公社书记陈丙寅亲自过磅，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县委副书记赵光、公社社长钟清德监磅。“过了几次，达不到产量标准，再复打，在麦垛里翻麦，麦秸都碾成麦糠了。打了五遍，最后到了亩产3853斤，才说够了。”陈广宪追忆。
“放卫星不是遂平带出来的，当时虚报在全国已经成了风气。”陈良聚说。
在遂平的“卫星”之前，《中国青年报》曾登载，贵州省金沙县禹漠区打坝乡民丰社，创造了单季稻亩产3025斤的纪录。《人民日报》也报道，甘肃省文县景象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2亩5分山地里，创造了亩产马铃薯17410斤的全国高产纪录。
这些纪录“吃亏”在没有使用“放卫星”这个名词。
“浮夸现象在1956年就开始出现，到1957年底已经有谎报产量的报道。”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右倾保守思想，阻碍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又提出‘农业四十条’，要求全国不同地区的粮食亩产在12年内分别增长到400斤、500斤和800斤。”罗平汉说，“上面有这样的期望，下面自然投其所好了。谁不想上《人民日报》呢？”
土都挖没了
“放了卫星之后，全国各地除了西藏、台湾，都派代表来参观了。”陈广宪说，人多的时候，村里的两口井都打干了，不得不去河里挑水。
这块长麦的地生长出了一些吊诡故事。“上海一个老专家来了，不相信放卫星产量，结果他自己那个参观团把他给打了；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来了，队长陈世芳在打麦场中间放个桌子，自己站在上面讲：我们明年准备打五千斤、打六千斤，消灭帝国主义！”
1958年秋，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也曾经来参观，陈良聚负责接待。“一来到这里，上头就来电话，说可以汇报情况，但重点是要向他说明农村很缺乏劳动力。”陈良聚笑着回忆道，“他不是宣扬计划生育嘛。”
陈丙寅在汇报中提到：“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就有3000多人。”
每一个考察团来，第一站就是来田边摸摸麦穗，攥攥土。“这里的土都不知道被挖了多少，装在罐罐里回去测量。后来熟土都快没了，队里不让人再挖。”陈广宪说。
他还记得，1959年7月，北京农业大学几名教授带领学生来实验学习，在这块麦田里播种200斤，施肥3万斤，定下亩产2万斤的目标，结果实际亩产仅203斤。“种得太密了，都用竹竿撑着，肥又太多，光长叶儿不结穗。”
参观团来了又走，回去是加码造卫星：大如席的烟叶、七尺半长的豆角、长成森林的芝麻地、一颗一斤多重的玉米??消息传回来，卫星社也不能不跟着加码。
“社里报红薯亩产过万，一个80斤，小的也要50斤，专门打了桌子抬着要去献礼。”陈广宪回忆，“大家过去看，就是拿大头针一个个别在一块儿，一堆红薯当成一个。”
地是块好地
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1958年，遂平县全县全年粮食征购任务为9000万斤，平均亩产定为500斤。到了1959年，由于冰雹、干旱等气候灾害，粮食歉收，征粮标准还按照丰年来，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
“甭管大豆甭管麦，有多少交多少，怎么交都不够。”陈广宪说。
遂平县所在的信阳地区，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饥荒最严重的地区，遂平县也不例外。根据遂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共遂平县历史大事记》记载：“1960年6月8日，因粮食不足，群众生活水平下降，营养严重缺乏，全县浮肿病22057人。因病死亡的6814人，有1271人死于浮肿。”
一直到1965年，遂平县还处于粮食减产、人缺口粮的艰难状态。
六七十年代以粮为纲，1977年，县委“农业学大寨会议”中，还制定全县目标单产564斤。直到1979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目标终于回落。“9月19日，县委要求批判极左路线在农村中的影响，实现小麦单产350斤。”
潮起潮落，倒不影响“卫星田”在社里的地位。“1982年分地之前，这里一直是实验田，因为土壤改良好了。”钟良和说。
“实验田嘛，一个庄的粪都往这儿上，厚得用手扒还扒不到土，这地能不好吗？”陈广宪笑着说，“后来分地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要这块地。”
钟良和介绍，这块地在1982年分给了三户人家，具体户主已无据可考，之后变动多次，直到1998年才完全固定下来，实行“农村土地30年不变”的政策。如今这二亩九分地分属于韩楼村梁里妮、李国、郭成三家。
“这块地算是村里产量高的，亩产能有千把斤。”李国看着这片地，憨厚地笑着，“以前说3000多斤，那是吹牛的咧。”
“地是块好地。”他说。
……
它是一块麦田。51年前的那个晚上，却和一种尖端科技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1958年6月10日深夜，河南遂平县山卫星农业社韩楼生产队，靠近打麦场的两亩九分地在突击收割之后，安静地躺在夜色里。邻近的打麦场上却汽灯辉耀，人声鼎沸。
二十几个十八九岁的女社员齐刷刷穿着短袖衫、花裙子欢快地打场，全社老少口耳相传：“说是都从那边地里打的！”
金字塔型的大麦垛在高悬的汽油灯下闪着发烫的光，场中央铺着厚厚的等待复打的麦秸，整个场子连同附近未收割、已收割的田野，弥漫着浓郁的麦香。
人们在这样的气息里不免亢奋，当新华社记者方徨忍不住提问“二亩多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在场的人都恼了。“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一个女社员手执麦杈冲方徨喊。
连夜打场、脱粒、过秤，复打五遍，最后的结果是11178斤，合亩产3853斤。时任卫星农业社党委书记的陈丙寅下令去七八百斤秕壳，最后按亩产3530斤7两5钱上报。
被社员上了现场教育课的方徨，当天就发了消息。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题发表了她的稿件，标题是《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
此前四天，《人民日报》已在头版报道了卫星农业社的第一次“发射”：《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由苏联发射卫星而来的农业社名，给稿件标题带来了灵感。
接连两条消息启动了“农田里放卫星”的发射机制。13日，湖北省谷城县宣布亩产4353斤；20几天后，与遂平县毗邻的西平县宣称小麦亩产7320斤。此后全国各地，棉花、红薯、煤炭、钢铁“卫星”源源不断，用遂平作家刘康健的话是“一星得道，万星升天”。
“赖地”遇贵人
“就是这块地！”51年后，韩楼村副支书钟良和指着村口一块麦田对《望东方周刊》说。正是早春，麦苗碧绿茁壮，安静地领受着春风的梳理，无从想象当年的热烈。
一条土路之隔的打麦场，仍有高高的麦垛。当年，卫星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曾指着麦垛，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韩楼生产队长陈世俊：“这是一块地里产的？”陈世俊支吾一声。陈丙寅又问：“哪块地？”后者随手一指：“那块。”
一指之下，这块二亩九分的土地，命运彻底改变，曾经的“赖地”成了几十年全国争相观摩学习的“先进田”。
“以前这地是曹安家的，他是这庄的老户，是穷人。”今年78岁的韩楼村民陈广宪对本刊记者说，“他家没牲口，也没粪，撒了种子就拿锄头过一下，能长得好吗？种扁豆都不发芽。”
1950年土改，这块地还是归曹安不变。到1955年实行农业初级社，地归了集体。如今曹安家里的人走的走、死的死，已没有后人在当地。
“地后来给下放到这里的县委副书记李杰做试验田。他问管养员这地好不好，管养员说，‘好得很，这地只长萋萋芽（当地一种野草）不长麦。’”
“赖地”遇贵人，李书记找人深翻土地，又下肥田粉，种田的时候横着播一次，再竖着播一次，种成方格子田。“上肥多了，麦打得也多。不过也打不了那么些。”陈广宪说。
深翻地、厚施肥之后，“赖地”变好地，1958年，这块地成为小麦丰产试验田。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当时由“二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六个同志”培育。技术员陈根，后来更名陈广宪。
实际亩产200多斤
时逢大跃进赛高产，试验田一开始定了个亩产2000斤的目标。社员们想，不用新法子不行，于是不留背垄，种成方格田。要除草的时候没法下锄，只能用手拔。然后一车一车拉粪，上了不少肥料。麦子确实长得不错。
“这一年属于正常偏好的年景，按当时的情况，亩产应该有200多斤吧。”当时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来曾任遂平县长的陈良聚告诉本刊记者。
正待割麦的时候，上面的指示下来了。根据刘康健的著作《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曹玉娥的回忆，当时是社长钟清德选中了这块田。他召集几个生产队干部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
钟清德认为，高产卫星亩产起码得3000斤。大家想不出什么办法，有人说，要放这么大卫星，除非把十亩地的麦子弄到一起。没想钟清德当即拍板，并吩咐大家：“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三天之内不得走亲串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他们连夜组织人割了附近几块田的麦，等群众第二天醒来，麦子已在等待套牛打场了。
“一大垛麦子，连夜从十几亩地里割了堆在一起，说是一块地的，谁看了也不信，可谁敢说啊。”陈广宪说，“队里找了十几个女娃打场，衣服都是一样的，是调了大队里所有缝纫机连夜做出来的。因为记者和拍电影新闻片的要来。”
公社书记陈丙寅亲自过磅，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县委副书记赵光、公社社长钟清德监磅。“过了几次，达不到产量标准，再复打，在麦垛里翻麦，麦秸都碾成麦糠了。打了五遍，最后到了亩产3853斤，才说够了。”陈广宪追忆。
“放卫星不是遂平带出来的，当时虚报在全国已经成了风气。”陈良聚说。
在遂平的“卫星”之前，《中国青年报》曾登载，贵州省金沙县禹漠区打坝乡民丰社，创造了单季稻亩产3025斤的纪录。《人民日报》也报道，甘肃省文县景象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2亩5分山地里，创造了亩产马铃薯17410斤的全国高产纪录。
这些纪录“吃亏”在没有使用“放卫星”这个名词。
“浮夸现象在1956年就开始出现，到1957年底已经有谎报产量的报道。”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右倾保守思想，阻碍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又提出‘农业四十条’，要求全国不同地区的粮食亩产在12年内分别增长到400斤、500斤和800斤。”罗平汉说，“上面有这样的期望，下面自然投其所好了。谁不想上《人民日报》呢？”
土都挖没了
“放了卫星之后，全国各地除了西藏、台湾，都派代表来参观了。”陈广宪说，人多的时候，村里的两口井都打干了，不得不去河里挑水。
这块长麦的地生长出了一些吊诡故事。“上海一个老专家来了，不相信放卫星产量，结果他自己那个参观团把他给打了；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来了，队长陈世芳在打麦场中间放个桌子，自己站在上面讲：我们明年准备打五千斤、打六千斤，消灭帝国主义！”
1958年秋，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也曾经来参观，陈良聚负责接待。“一来到这里，上头就来电话，说可以汇报情况，但重点是要向他说明农村很缺乏劳动力。”陈良聚笑着回忆道，“他不是宣扬计划生育嘛。”
陈丙寅在汇报中提到：“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就有3000多人。”
每一个考察团来，第一站就是来田边摸摸麦穗，攥攥土。“这里的土都不知道被挖了多少，装在罐罐里回去测量。后来熟土都快没了，队里不让人再挖。”陈广宪说。
他还记得，1959年7月，北京农业大学几名教授带领学生来实验学习，在这块麦田里播种200斤，施肥3万斤，定下亩产2万斤的目标，结果实际亩产仅203斤。“种得太密了，都用竹竿撑着，肥又太多，光长叶儿不结穗。”
参观团来了又走，回去是加码造卫星：大如席的烟叶、七尺半长的豆角、长成森林的芝麻地、一颗一斤多重的玉米??消息传回来，卫星社也不能不跟着加码。
“社里报红薯亩产过万，一个80斤，小的也要50斤，专门打了桌子抬着要去献礼。”陈广宪回忆，“大家过去看，就是拿大头针一个个别在一块儿，一堆红薯当成一个。”
地是块好地
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1958年，遂平县全县全年粮食征购任务为9000万斤，平均亩产定为500斤。到了1959年，由于冰雹、干旱等气候灾害，粮食歉收，征粮标准还按照丰年来，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
“甭管大豆甭管麦，有多少交多少，怎么交都不够。”陈广宪说。
遂平县所在的信阳地区，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饥荒最严重的地区，遂平县也不例外。根据遂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共遂平县历史大事记》记载：“1960年6月8日，因粮食不足，群众生活水平下降，营养严重缺乏，全县浮肿病22057人。因病死亡的6814人，有1271人死于浮肿。”
一直到1965年，遂平县还处于粮食减产、人缺口粮的艰难状态。
六七十年代以粮为纲，1977年，县委“农业学大寨会议”中，还制定全县目标单产564斤。直到1979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目标终于回落。“9月19日，县委要求批判极左路线在农村中的影响，实现小麦单产350斤。”
潮起潮落，倒不影响“卫星田”在社里的地位。“1982年分地之前，这里一直是实验田，因为土壤改良好了。”钟良和说。
“实验田嘛，一个庄的粪都往这儿上，厚得用手扒还扒不到土，这地能不好吗？”陈广宪笑着说，“后来分地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要这块地。”
钟良和介绍，这块地在1982年分给了三户人家，具体户主已无据可考，之后变动多次，直到1998年才完全固定下来，实行“农村土地30年不变”的政策。如今这二亩九分地分属于韩楼村梁里妮、李国、郭成三家。
“这块地算是村里产量高的，亩产能有千把斤。”李国看着这片地，憨厚地笑着，“以前说3000多斤，那是吹牛的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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