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都”阜新:种菜养猪也是条活路

  从1987年开始酝酿到今天,22年间阜新的经济转型始终有一个首要目标:安置就业。这对于非资源型城市,也有着参考意义
  大棚里的机器轰轰作响,但这并不影响原新邱露天煤矿职工郭军在一旁酣睡。他的手上,干活用的帆布手套还没来得及摘下。
  郭军的妻子说,2002年他们从阜新市里搬到这个叫碱巴拉荒的村子种大棚后,就没有中断过这样辛苦的劳作。
  那年夏天,刚刚下岗的郭军和妻子、工友们一同到阜新市府大院要“说法”。
  “有个姓李的市领导当天就把我们领到碱巴拉荒,说这就是你们的明天和希望。”7年后,郭军的妻子向记者讲起那一幕时,还有些兴奋。
  那会儿,正是碱巴拉荒风光的时候。这个远离城市的小村庄成了阜新人的希望:无论市委书记还是普通工人,都寄望于它的模式能够拯救这座衰老的煤城。

  碱巴拉荒对于其他资源型城市的意义,甚至还吸引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但是,2003年,几乎全中国都知道了矿工们离开碱巴拉荒的消息。

  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当年和郭军一起来到碱巴拉荒的上百户工人,如今只剩下十几户。离去者空出了大棚,不过仍有人不断从城区里寻过来,在这些塑料薄膜建筑的温室里培育着自己的未来。

  “八大井”倒了

  郭军来到碱巴拉荒的时候,他的熟人里几乎没有不下岗的。

  那时,阜新“八大井”开始倒闭、破产。这八座煤矿的开采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之前,在矿上当工人曾经被看作“铁饭碗”。

  “八大井”的煤产量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减少,阜新矿务局自1994年拖欠职工工资,时间最长的达19个月。

  到2002年下半年四个大矿倒下后,阜新不到80万城市人口中,超过15万人下岗、失业,20万市民生活在低保线下。

  郭军的19年工龄被1.9万元“买断”,他随即跟着工友去市里上访。

  根据来自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字,这一年中国47个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城市中,已有20个属于资源萎缩或枯竭,其中资源接近枯竭的有14个。

  加上经营不善等原因,大型国有煤矿纷纷倒闭、破产。

  阜新的工人们就是在这时被带到碱巴拉荒的。“那时西边是农民大棚,东边这片都是刚盖好的大棚,塑料布都铺好了,上边盖着草帘子。”每个大棚边上还有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矿工们带着行李就可以住进来。

  村里当时正鼓励农民种香菇,工人们也跟着学种。由于技术员的帮助,第一年家家丰收。按照预计,这个产量能让大家挣上一两万元。

  但是整个区域集中种植一种作物,导致香菇产量剧增。曾承诺以每斤2元保底的收购公司把价格降到了几角钱。郭军说,这一年若是把政府贷款1万多元买的菌株算上,他家就是赔了这1万多。不少人还搭上了所有的“买断钱”。

  第二年工人们就匆匆离开了这个小村子。那以后,碱巴拉荒就好像被外界遗忘了。

  让矿工们有事做

  对于让工人们去农村,阜新政府的官员有着自己的解释。

  “阜新在清代是牧区,土地几乎没有被开垦过。人均5.6亩耕地,远高于全国水平。这里有丰富的农业资源。”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主任董彦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首先提出,阜新可以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煤矿资源枯竭的问题。随后,阜新被确定为中国第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2002年2月,李岚清在阜新调研时,明确提出转型的“重点是发展现代农业,要解决重点目标是就业再就业问题”。

  “当时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解决下岗、失业问题。”董彦超回忆说,那时没有别的奢望,就是要让矿工们有事做、有钱挣。至于后来发展到农产品加工,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2003年那次有些狼狈的撤退中,只有20多户工人留了下来,“大多是走不了的”。

  14号棚姓董的工人,原来在阜新氟化工厂上班,2002年揣着5000多元“买断钱”来到碱巴拉荒,结果都搭了进去。“到年底的时候几乎一分钱都没有了,还是老人给了过年钱。”董师傅不是没想过离开,但他没有自己的房子,“没工资收入了,不好意思吃老人的”。

  他和妻子到处借钱开始筹备第二年的菌株钱,“当初家里也反对过,好好的城里人到农村干啥呀。就是没别的出路了。”这一年他已经36岁,“扛大包都没人要。”

  郭军说,他们到这里就觉得喝水不是滋味,当地农民却说没问题。工人们后来把水拿去化验,发现氟超标,这才明白村里农民普遍牙黄的原因。

  但是一时没钱改善,留下的工人们,牙齿也慢慢变得不那么洁白了。

  从2002年到2004年,阜新矿工下岗最高潮的时候,政府在近郊建立了七八十个与碱巴拉荒类似的农业示范园区。人来人走,总有留下的。现在,这些园区安置了2万多名下岗失业职工。

  农产品加工解决2.5万人就业

  董彦超觉得,这些农业示范园就好像“星星之火”。现在阜新有万头以上的养猪场11个,5000至1万头的23个,几乎都是当年农业示范园发展而成的。

  最后留下的工人集中到了最适合阜新的农业产品类型:由于缺乏水资源,种植业受到了一定限制,养殖业发展了起来。

  开始政府设计了三种类型:职工自己出资建大棚,政府建设由职工租赁经营,职工到民营的农业企业中打工。时至今日,最后一种类型成为主流。

  “职工个人经营,资本小、承受能力弱,对市场的了解和应变能力不够。”董彦超总结说,现在农业示范园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主要办法,就是吸纳他们去规模化的农业企业种菜养猪。

  在这个逐渐集中明确的过程中,很多本来就困难的矿工,付出了自己本不丰厚的资本。

  与郭军一同到碱巴拉荒的有100多个新邱矿工。他们第二年从这里撤出后,回到新邱开了养鸡场,其中就包括最早带大家来的新邱露天矿工会副主席。这个养鸡场不久因为资金问题陷入困境,但后来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为一家上海公司的基地。这就是董彦超所说的,发展农产品加工。

  碱巴拉荒也与丹东企业合建了一个总投资500万元的食用菌加工基地,用来解决本村和周边地区的食用菌销售问题。

  这些农产品加工企业,直接解决了2.5万人的就业。

  还在环境和市政上还账

  “我们这7年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就业观念,最大的成果也是让工人的就业观念有所改变。”董彦超说,2002年之后,随着其他大矿的破产,阜新又有大约10万人下岗失业。“我们每年安置超过5万人,但是现在仍有10万人没有工作。”

  阜新每年输出农民15万至20万人,下岗工人只有1万多。一方面是由于外出务工的岗位都不太适合工人,另外就是工人们“舍不得”出去。

  阜新资源枯竭的预警最早在1987年就提了出来。

  而在转型初期,当时的市委计划了大量接续产业项目,打算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城市。这些化工、纺织项目大多也以高就业为原则——是当时辽宁发展新项目的原则之一。

  以煤化工项目为例,计划投资超过40亿元,并先期投资3亿元开工建设了一个化工园区。然而由于建设周期太长,园区的主要项目还没投产就被淘汰。到21世纪初,阜新开始改变转型思路时,已经错过了“缓冲期”,下岗失业潮扑面而来。

  “高科技现代化产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力节约,这与我们安置就业的目标明显冲突。转型这么多年,这个矛盾始终无法避免。”董彦超告诉记者,包括阜新近年发展的新型能源业,都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虽然仍有上访,但多以历史遗留问题为主,“这说明最近这些年没有因下岗失业产生新的矛盾。”董彦超告诉记者。

  7年间阜新的财政收入由4亿多元增加到14亿多,平均每年国家和辽宁省还会拨大约10亿元资金,但大头都用来偿还“环境债”:填充空陷区、外迁居民、改造棚户区。棚户区改造后,银行贷款的年利息就接近1亿元。

  有一次去沈阳开会,记者问董彦超为什么阜新转型这么多年,有些数据反而跌到了全省最后,董彦超立时充满委屈:过去国家从阜新调运煤炭的调拨价是成本的一半,年底虽然用国家财政抹平亏损,但煤矿和地方政府都没有钱发展,连路都修不起。

  现在能源价格上涨又向市场开放,原来排在后边的城市因发现矿产冲了上来,“我们还在环境和市政上还账”。

  一年挣两万的大棚

  显然,由于大型煤矿的停工和限产,加之政府投入,阜新环境已经得到改善。在新邱露天矿附近居住的工人说,现在洗衣服的频率已经和在外地差不多了。

  农业的发展也是环境改善的原因之一。但在确定这个方向时,决策者受到了“从工业向农业退化”的质疑。到2003年,大量工人从阜新近郊的农村退回城市。

  不过,2004年起,留下的工人就见到了回报。“种的人一下少了,香菇的价格就上去了。”郭军说,他现在拥有两个大棚,其中一个专门作为生产基地不种植作物。记者到这里时,他雇了十多个农民将锯末和香菇菌混装到塑料袋里,准备蒸一下后栽种。他的大棚每年能赚大约2万元。

  董师傅则比较保守,他栽种的菌株数量只有郭军的一半。现在他已经还清了外债——第一年从政府拿菌株的钱除外,其实那些中途退出者都没有还上这笔钱。

  碱巴拉荒工人们的生活还很艰苦。郭军家的情况稍微好些:在房前用塑料布搭了一个外间屋,火炕上铺了地板革。而董师傅家唯一的桌子上虽然供着财神,却只有一台电视机。

  这些小房子不能和农民宽敞的大砖房相比,就连大棚的院子都不同:农民会用砖砌起围墙、装上铁门,工人们则多像董师傅家一样围了篱笆院。

  他对现状有些抱怨,但也承认,在碱巴拉荒种大棚,“也是条活路。”

  作为农业的再发展,阜新正希望上马皮革加工项目,用来解决肉食加工后的猪皮、牛皮。董彦超认为,整个城市以农村示范园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正在向纵深发展。

  当然,像其他转型城市一样,阜新也竭力在各类行业都取得突破,比如建设中国液压之都、发展铸造业。4月,阜新到香港招商,签订了46亿美元的多晶硅项目。只是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预测,今年起多晶硅产能将进入集中释放期,供应过剩逐步明显。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新项目就是工业遗产游,其核心是用1亿元将海洲露天煤矿改造为国家矿山公园。阜新市为此先后4次到沈阳汇报,并派专人驻京以加强与有关部委的联系。

  海洲露天煤矿就是一个巨大的人工峡谷,4公里长、2公里宽,相当于1120个标准足球场、18个天安门广场。矿坑深350米,拥有中国陆地最低点。从矿顶往下看,卡车还没有指甲盖大。

  7年了,阜新就从这样的深坑里一点点儿往出挣扎,“也许还要7年,甚至两个7年、三个7年。”董彦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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