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G2台前幕后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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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2 10:04
如果你不知道G2（两国集团）是什么意思，那说明你不读书看报、不关心国家大事很久了。
这是当下美国最时髦也是最具争辩性的话题之一，谈论的是如何因应中国崛起、美国是否要和中国组成一个G2，共决国际事务。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去年夏天，伯格斯滕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力推美中应组成G2。此后，他还特地送了我他的新著《中国的崛起：挑战与机遇》，详细阐述了这一概念。
一石激起千层浪。G2概念横空出世后不久，金融危机全面恶化，坐拥近两万亿美元外汇的中国重要性日益凸显，中美关系也被推到一个新的关口。
国际秩序中的大变局
彼得森研究所是美国最知名的经济类智库，作为创始人的伯格斯滕在美国政治、经济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对于G2概念，他曾对我坦言：这是因为他洞察到了国际秩序正在经历大的变局。
其中，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中国如何崛起。
在他看来，当前有三大实体具有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资格，一为美国，一为欧盟，另一则是中国。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小于美欧，但发展速度要快得多。
如何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西方世界在未来几十年“最大挑战之一”，这比当年美国将日本融入国际体系更为艰难。
为什么只提中国，不提印度？要知道，在西方社会，印度通常是和中国相提并论的。而且，在最近10年中，印度发展也确实迅猛。
但伯格斯滕坦言，印度尚无法跟中国相提并论。“在类似探讨中，中国、印度通常会被对比，但印度的GDP不到中国的一半，中国每年的贸易增量超过印度的年度贸易总额。”
在一个全球性大国崛起过程中，如何因应这个大国的崛起，以及这个大国执行何种崛起战略，确实是一个关系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最近一百年的动荡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作为一个小国，不符合西方的利益；但中国作为一个怎样的大国，如何才有利于西方？这其实是美国政界、学界近来一直探讨的问题。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前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曾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应该被邀请参加（国际事务）规则起草程序??它应该被当作是一个规则制定者，而不仅仅是需执行规则者”。
在伯格斯滕看来，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加强和中国接触，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使之成为这个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挑战者，也成为近几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轴。
在佐利克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时，中美启动了战略对话，佐利克并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在保尔森入主美国财政部后，中美更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SED），中美数十个部长一年两会，颇为壮观。
每一步背后都不乏争议。当年stakeholder一说提出后，中国外交和传媒界围绕着这个“新词”的译法，曾有过颇多的杂音。最后，外交部定调，译名统一成“利益攸关方”。
后来我来华盛顿担任常驻记者时，和佐利克有过很多接触并向其探讨过对华政策，才发现，stakeholder是他的经常性用语，倒没有特别的高深。言下之意，就是利益共担，但双方行为必须有建设性。
随着保尔森的SED启动，“利益攸关方”的概念逐渐淡化。对于SED，保尔森可以说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他特别在财政部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中国和SED事务的副部长职位。当然，此举据说也曾在美国政府内引发不满，认为削弱了主管国际事务副部长的职权。
从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到最近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开启层级更高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关系确实在深化，美国也越来越正视中国。但在伯格斯滕等人看来，这还是不够的。
他曾打趣说，如果要想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不给予中国“全面的领导地位”，这会证明是根本行不通的。
他对我解释说，在目前所有国际关系中，美中关系最为重要，“两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债务国，它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盈余和贸易赤字国。假如两国希望对世界经济体系发挥影响力，它们就必须找到共同合作的途径，避免发生严重的分歧。”
一个理想的沟通途径，就是必须建立更紧密的G2，双方平等对话，最高领导人定期举行对话。美国接受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中国则需要履行更多责任。
双方必须平等交往，相互尊重。对于这一点，保尔森也深有体会，他说，SED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承认了中国的现实---（美国开始）正视这个国家，而不是像许多美国人靠想象来了解中国。”
或许是受了G2的启发，哈佛大学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ton）更进一步提出“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认为美中应像夫妻一样相处，并加强合作。
“公开使用G2概念是缺乏远见的”
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尽管他们也都知道，中国和美国关系非常紧密，尽管他们家里，可能到处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但他们眼中的中国却仍是模糊、神秘的，一如对于这个G2概念。
许多美国人，甚至一些美国学者和媒体，在谈到G2时，总是理解成这是一个正式的集团，就好像此前的G7（七国集团）、G8（八国集团）；最不济，也应该和G20一样，有大张旗鼓的各种机制。
因此，在尼尔·弗格森提出G2概念后，美国上下的批评声也络绎不绝。在最近的《华盛顿邮报》上，我就发现颇有意思的几个针对G2的批评，摘录如下：
“G2关系会变成领主和奴仆的关系，就像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前）我们臣服于英国国王乔治一样，我们会被迫臣服北京。”
“我们国家面临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而是中国的经济冲击。他们（中国人）通过支付奴隶般的工资，不注重环境，就像癌细胞一样侵入了美国的制造业，我倒是希望他们增强军力去拿下台湾，然后我们可撕毁（他们购买的）国库券。”
一些美国人的情绪化反应，或许也可理解：一个是执掌世界领导权半个多世纪的唯一超级大国，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还有相当多贫困人口的中国，两者平起平坐，很多美国人感到难以接受。
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伯格斯滕也对我强调，G2是非正式的，“对两国政府来说，公开使用G2概念是缺乏远见的”。因为直接的一个后果，除了公众的反弹外，欧盟、日本以及其他的美国盟国，会对美国降低与他们的关系感到紧张。
美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认为，美中要组成的必须是一种全面的非正式G2伙伴关系，其关系应该“平行于”美日、美欧关系，美中领导人应定期举行“非正式会晤”，不仅仅就两国关系，而且应就世界事务，举行深入的探讨。换言之，可以有多个G2，美日是G2，美欧是G2；美中也是G2，但却是实质性的。
已转任世行行长的佐利克更是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今年3月联合发文，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依赖于G2。他们指出，中美相互依存，美国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进口国，而中国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外国投资者，当中国调整结构应对危机之时，也正在重塑世界的经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G2，G20也会大失所望。
佐利克是中美关系历史中的资深政治家，林毅夫则来自中国，两人联合发文，自然更引起外界对G2的关注度。一时间，在任何一场有关对华政策的研讨会或听证会上，不提到G2，媒体会感到万分失望，学者好像也会显得浅薄和脱离实际。
印度外交官抱怨华盛顿患上“中国狂热症”
但G2概念的迅速升温，还是让不少人感到了不安和紧张。
胡锦涛和奥巴马在G20伦敦金融峰会前会晤， 并宣布启动新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被一些西方媒体解读为“G2抢走了G20的风光”。峰会上，一张合影中胡锦涛主席背后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这也被西方媒体解读为象征着某种“世界的新秩序”。
在我不久前参加的一次内部研讨中，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者之一、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前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就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础就是在亚洲的平衡，如果美中组成G2，无疑将引发美日、美韩以及美印关系的调整，因此这将是“危险的举动”。
在他看来，G2符合的是中国的战略，中国就希望通过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
作为一个例证，印度资深外交官M.K. Bhadrakumar就抱怨说，现在华盛顿患上了“中国狂热症”，结果就是“美印关系正进入低潮阶段”。
或许，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年2月首次出访亚洲之时，特地将中国行程安排在日本、印尼和韩国之后。
或许，对于华盛顿而言，与G8、G20等不同，G2是相当特殊的，属于一个可做但不可说破的关系。
下一步是什么
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中美如真能迈向G2，美国至少要突破三个难关：第一，能否接受另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第二，能否和一个亚洲国家而不是欧洲盟友亲密合作；第三，能否和一个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合作。
伯格斯滕就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任何一个美国决策者都必然面临强大的内部阻力。
尽管许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对G2这个概念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这毕竟体现了外界对中国实力的尊重。但他们也指出，中国仍在“顽固地抵触”充当世界领袖。
道理或许很浅显：G2是西方开出的筹码，中国虽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但却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意味着中国必须在金钱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事实上，“中国必须承担责任”，正成为当前西方对华施压的重要手段。
韦德宁就宣称，中国要想成为美国的伙伴，就必须承担“全球责任”。具体到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中国必须加大援助力度，同时开放中国西部走廊，让美军运送在阿富汗作战的军事物资。
把是否组成G2，理解成是“要面子还是要里子”，也未必没有道理。更何况，美国智库和政府一直有着微妙的关系，政府的一些重要政策就是通过智库研究成果来进行试探。伯格斯滕的G2理论，其后许多学者的摇旗呐喊，未必没有美国官方试探中国立场的因素。
尽管对G2，美国官方讳莫如深，但并不妨碍中美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频密，美国也正愈来愈注意倾听中国的声音。
比如，在温家宝总理对在美投资安全表示担忧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迅速做出反应，表示美国投资是安全的，中国等其他投资者不必担心。
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以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替代美元后，奥巴马也迅速作出回应说，美元的基本面仍是强健的，没有确立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必要性。财长盖特纳也表示，美元仍是基础储备货币，其地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在新储备货币等问题上的分歧，正凸显出中美的利益冲突。伯格斯滕就强调，美国应该倾听中国的这种声音，而且，这也是美中建立G2，发挥全球经济领导作用的一个“理想契机”。
在他看来，既然中国主张提升IMF的SDR（特别提款权）的地位，美国就可和中国达成协议，因势利导推进IMF的改革，并说服欧洲降低其在IMF中过高的代表性。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尽管G2在短期内可能还只是一个理论，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未必就一直是空中楼阁。这需要美中两国都作出未雨绸缪的规划。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改变现状总会带来种种不适应或者麻烦，但不改变现状，未必符合自身利益，而且最终往往被现状改变，美国如此，中国也如此。
从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再到不久前宣布启动的新战略与经济对话。在许多学者看来，正是美中朝向构建微妙的G2关系的一个平台。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对我说，从最新的“胡奥会”看，让人感到高兴的一点是，美中领导人都认识到自身正对彼此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复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下一步是什么？按照伯格斯滕的建议，美中最高领导人可以每年或者每半年举行一次高峰会。我的朋友、美国尼克松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唐安竹（Drew Thompson）则对我分析说，现在，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已“势在必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加强磋商、协调以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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