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

　　积极宣传革命的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他看到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会引向对古代习惯的回复时，主张将这二者称作“反革命”

　　世界近代史上的三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其中最晚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对西方世界冲击却是最大的。说其冲击力度最大，有两方面意义：第一，它不像前两场革命仅局限于一地一国，而是有着极大的扩散性，冲击了整个欧洲；第二，这场革命所遵奉的理论原则与此前的多场革命截然不同，对传统世界而言是颠覆性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事物。因此，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史中构成了一种断裂性，而英美革命中的连续性要远大于断裂性。

　　恰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成正比，法国大革命所遵循的富于颠覆性的“革命理论”，在思想界也激发出强有力的“反革命”政治理论，这在英美革命中是未曾出现过的。本文就要说一说这“革命”与“反革命”究竟是何理念。

　　“革命”最初的含义是“复辟”

　　“革命”一词的英文是“revolution”，它起源于拉丁文中的“revolvere”，本意是指有规律的天体运动，由此推衍出一种循环往复的含义。当这一概念被投射到人类政治领域中时，其最初的隐喻不过是几种政府形式的往复循环。所以，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提出，在该词最初的用法中，英国克伦威尔推翻君主制不被称作“革命”，倒是1660年的王朝复辟被称为“革命”，而1688年复辟君主制被称为“光荣革命”，因为这里面有了一种循环往复，有着一种向古代的传统与习惯的回归，也即，“革命”最初的含义反倒是“复辟”！

　　更令今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我们所熟知的积极宣传革命的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他看到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会引向对古代习惯的回复时，主张将这二者称作“反革命”！可见革命一词中“循环往复”的含义曾是何等深入人心。

　　阿伦特还进一步提出，revolution意味着有规律的天体运动，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可抗拒性和必然性。到了启蒙时代，法语révolution一词开始强调这一维度，主张在人类历史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理性终将冲破传统的桎梏而将人类引领入一个全新的天地。于是，“革命”一词有了一种新的含义，“创新性、开端、暴力”等意蕴被纳入进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与一百多年前相比正好反了过来。

　　在汉语里，“革命”这个词的含义也有这样一种变迁的过程。

　　该词最初出现在《易经》“革”卦中，也是有着一种天命循环往复的意思存在。然而，到了近代，该词的意思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先生。1895年底，孙中山在日本神户见报纸刊有一则《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对同伴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革命”一词的“创新性、必然性”的维度便被引入汉语并延续至今。

　　闲话少说，我们转回到正题上，看看西方的革命与反革命吧。

　　英美革命：向古老的自由回复

　　如前所述，至少在启蒙运动以前，“革命”一词在西方都是一种回复的意思。那么，当时的人们究竟是想要“回复”到哪里去呢？这就又要从“封建社会”说起。

　　“封建”一词的原意是“封土建邦”，欧洲的封建社会主要是指中世纪时期，国王下面的诸侯分封割据、各自为政的一种状态。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般黑暗残酷，当时的确是有着等级制，社会流动性比较差。然而，很重要的是，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相应的权利范围，只要一个人尽了自己等级的义务，就可以安享其权利。即便是国君，他也有与其职位相应的义务要尽；即便是农夫，他也有与其身份相关联的权利可享。

　　这些权利为个人确保的不受侵犯的空间，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自由，维护这些自由的一个重要机构，是由贵族及平民代表组成的两级或三级议会。因为国王的各种行动依赖于税款的支撑，而议会握有批准征税的大权，这样便可达到控制国王的目的。同时，独立于国王之外的法院是另一个维护自由的重要机构。这便是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的最初来源。侵犯到此种自由的国王，很可能就会遇到反抗。

　　然而，随着近代国家的诞生，各国国王的中央集权逐渐建立起来，地方贵族的独立势力逐渐被压制，国王渐渐可以在传统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之外行事。欧洲人极为珍视的传统自由开始受到威胁。

　　英国在近代国家诞生的过程当中，国王逐渐将决策权力收拢于自己手中；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国王可以方便地向商人借贷而无需征税，于是便停开了议会；国王又建立了由自己控制的“星室法庭”，司法权的独立也受到了威胁。所有这些都威胁到传统的自由，英国人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终于，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军费在1640年被迫重开议会，议会便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对国王的反抗，目的是要恢复那种古老的自由。

　　然而，出乎议会意料的是，克伦威尔借助手中的兵权最终执掌了英国的大权。在他的统治下，中央集权的发展力度甚至超过以往任何一位国王，这与人们最初的期望完全相反，根本不是一种“回复”，对自由的威胁反而有增无减。所以，当时的英国人绝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

　　一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登基，翌年通过了《权利法案》，继1215年的《大宪章》之后，英国人所最为珍视的传统自由又一次获得了坚实的保障，他们满意地称此为一场“光荣革命”。向传统的回复终于圆满地完成了。

　　美国革命也是类似的情况。美国人之所以要闹独立，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北美殖民地推行的种种破坏传统自由的政策有重大关系，美国人革命的核心目的便是要回复到过去的自由。所以英美革命的历史连续性是比较明显的。

　　法国革命：颠覆性、断裂性

　　法国革命就大不一样了。

　　与英国的启蒙学者从传统中发掘有益因素不一样，法国的启蒙学者从传统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愚昧、迷信、束缚、贪婪，非理性的力量统治着人类的历史，这与他们所极力主张的人类的理性解放是背道而驰的。于是，法国启蒙学者们（并不是所有，只是其中的主流部分）鼓吹对传统的颠覆，主张通过理性的改革来推动人类历史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也是对人类的终极解放，实现真正的自由。

　　“革命”的意义，在这里不知不觉地就转换成了一种“创新性、必然性”的含义。思想的力量直接影响到了现实，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由于其基本理念的指引，在历史中形成了一种断裂性的力量。我们现在所通称的“革命”喷薄而出。

　　这种巨大的断裂性力量带来了强烈反弹，英国人埃德蒙·柏克迅即写就一本《法国革命论》，成为新意义下“反革命”政治思想的先声。他在书中对法国革命中不是指向回复、而是指向创新的理念，表示了巨大的忧虑，并预言，这样一种激烈的运动，绝不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自由，相反，一定会以夺走所有人自由的“强人政治”为终结。

　　十年后，拿破仑的上台验证了他的犀利眼光。

　　而说法语的撒丁王国贵族约瑟夫·德·迈斯特则成为欧洲大陆上“反革命”思想的旗手，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启蒙学者对理性未来的梦想，极力强调对于传统的复归，认为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正是传统留存下来的种种看似荒唐的制度，限制住了主权者的胡作非为，维护了人类的古老自由。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经过这么一番分析，我们再读历史的时候，也许首先会对自己说：革命还是反革命，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