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很兴奋

　　从人民币个人业务到非个人业务，从经常项目到贸易领域的资本项目，香港在通往“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漫长进程中，又狠狠地迈进了一步

　　谈起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人提得最多的是“纽伦港”，但在把自己和纽约、伦敦两大中心并提时，又常犹犹豫豫、欲言又止，报纸上的用词也是一会儿“保住”，一会儿“力争”，给人的感觉是“并无共识”。

　　共识度更高的一个说法是，香港是亚洲金融服务枢纽，同时也在其自身发展定位日益镶嵌至整个中国经济体的过程中，力图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样的背景下，当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到2020年，把上海建成与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时，香港的心情可谓“相当纠结”。

　　关乎香港未来竞争力

　　消息发布次日，香港各大媒体都以重点版面聚焦此事，核心观点无非三种：“香港有上海无法比拟的金融软环境，无需担心”；二是“香港将在制造业和贸易优势相继失去之后，再次失却金融优势”；三是“有竞争才有成长，沪港各有优势，可互补短长”。

　　其中第三种说法，也是特区政府的主流观点。在香港媒体持续的追问下，从特首曾荫权到财经官员曾俊华、陈家强，及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纷纷就此发言，回答时虽各有侧重，但中心思想非常明确。即“香港会在金融中心的建设上与上海各有分工，香港有自己的优势，不惧来自任何城市的竞争”。

　　事实上，身处香港社会，特区政府官员谈及香港未来竞争力，两件事几乎每次必讲：一是积极发展人民币业务，努力将“本港”打造成人民币离岸中心；二是加速与“珠三角”的经济融合。务实的香港人不太喜欢“背书”，可见这两件事在其眼中，是真真切切关乎香港未来竞争力的大事。

　　珠三角的经济融合无需多言，香港要营造自己在珠三角的“窗口”优势和发展高增值服务业，深广的经济腹地和实业支撑必不可缺；而对人民币业务的“念兹在兹”，则基于香港崛起的历史经验和对自身优势的准确定位。

　　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与其背靠祖国内地而尽享“自由港”转口贸易之利密不可分；90年代，这一优势随着内地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而逐渐失去，同时也促成了香港经济向金融服务业的成功转型；进入新世纪后，站在中国“坐三望二”的经济实力与有限的金融开放度之间，香港再次找到了自己金融“转口”的有利地形。

　　而此次全球金融海啸，恰使内地在深味“贸易大国、金融小国”带来的“外汇储备”两难困境后，开始积极寻求人民币的“走出去”路径。香港看到了这一点，也深知这对已在全球金融市场位列前茅、同时又面临巨大发展压力的自己，意味着什么。

　　如本文开始所言，金融是香港的优势，但其对真正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牢固地位却并无十分把握，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由于多个城市设立离岸市场，致使业务摊薄，香港的离岸业务萎缩、外汇交易量和银行数量都有所减少，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渐显“褪色”。

　　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开办人民币业务，意味着香港银行业将率先增加一种货币业务，而且是快速成长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货币业务，这不仅可使香港吸引众多银行机构，缩短与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差距，更可在未来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占得先机。

　　厉兵秣马已多时

　　在香港人眼中，在通往人民币全面业务的路途上，已做了相当多准备，可谓“优势明显”：相对于内地，香港具有“法制优势、国际化优势，以及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的信任优势”；而相对于境外其他地区，香港则是中国的“自家人”，而且有境外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人民币业务率先开放”优势——从2003年CEPA签署后，香港便开始从事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和银行卡四大业务，目前已累积相当丰富的人民币经验；从2007年起，内地金融机构又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而截止到今年2月，香港的人民币存款超过540亿元。

　　更重要的是，去年12月底，中央政府宣布将在“香港与广东”、“东盟与广西、云南的贸易中”，率先进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

　　消息发布后，香港很兴奋。从人民币个人业务到非个人业务，从经常项目到贸易领域的资本项目，香港在通往“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漫长进程中，又狠狠地迈进了一步。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持续施行，将导致人民币在海外的聚集和沉淀（因试点除香港外，还包括东盟与广西云南的边贸，试点成功后还将全面铺开），当量的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议题便会自然提上日程，而这，基本上是香港之于人民币业务的追求目标。

　　远期目标可期之外，眼前可见的好处非常明显。香港与内地贸易每年在2000亿美元左右，占其外贸的一半以上；而与广东的贸易又占其与内地贸易的一半，且以“本小利薄”的加工贸易为多。在美元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大背景下，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必将极大地降低汇兑成本，减轻港资企业经营风险。对于受金融海啸影响，今年GDP增幅可能低至－3%、失业率创数年新高的香港来说，这当然是更切近的实实在在的收获。

　　1月20日，香港与央行签订了20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也就是说，为启动即将开始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香港开始进行货币准备。

　　这样的货币互换行动已经在多个国家启动，包括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和阿根廷等，总额超过6500亿元。

　　一位在IMF的中国研究者说，中国与阿根廷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早晨，一位美国同事闯进他的办公室说，你们中国人太天才了。

　　“天才”在这里的含义是，货币互换既解决了人民币贸易结算的人民币融资渠道问题，又可减轻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过多的压力，同时还在规避风险的情况下，为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铺垫。

　　与人民币离岸中心仍有距离

　　应该说，目前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开放还受到两个限制，一是仅限于贸易项下；二是仍有地域限制，目前还仅限于“香港与广东，东盟与广西、云南”之间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央的金融监管提供了风险缓冲和政策调试的余地。

　　而随着试点成功，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将全面推开，这将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导致海外人民币的大量聚集和沉淀，对香港来说，这是其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潜在机遇；但对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体改任重道远、金融监管远远跟不上国际金融创新”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则同时意味着潜在的金融风险——这也是中国早在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上步入世界前列，而在金融领域始终被诟病为“开放度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人民币在海外的聚集和沉淀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加剧人民币海外投资市场的发育，海外投资者需要通过人民币投资工具，对市场上的人民币进行重新配置。

　　这种海外投资市场的出现，将打通资本进出中国的门槛：当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看好时，海外投资者会不断购入人民币资产，为避免人民币升值，央行必须不断在市场上卖出人民币，买进外币，从而导致外资间接流入中国；而当中国经济出现波动或不被看好时，则可能因人民币投资工具被大量抛售套现而对人民币产生贬值压力，央行为了稳定币值必须不断卖出储备货币，买进人民币，由此导致资本间接流向海外。

　　这样一个海外投资市场，将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稳定性提出很高的要求，而这种稳定的经济成长，必然源于稳定成熟的政经体制——这对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确乎是相当大的挑战。

　　香港资深金融业内人士叶翔指出，贸易的人民币跨境结算还易于操作、风险可控；而投资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则应特别谨慎。事实上，当人民币贸易跨境结算推广后，人民币投资市场的发展将不可阻挡。因而央行和监管者必须注意把握市场节奏，同时加快国内的经济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步伐。

　　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与真正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距离，将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中国自身的改革进程及体制完善程度；二是香港与内地金融体制的融合度，以及香港自身金融监管的完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