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卢梭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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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2 11:21
这两种极端的角度直让人无所适从，故而，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希波利特·泰纳提出，卢梭实际上是有着两面的：一面是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卢梭，一面是疯狂而偏执的卢梭。
“在巴黎比鲁宾逊在他的岛上还要孤独”
卢梭出生在日内瓦的一个清教家庭，很年轻的时候就走出家乡，在法国四处游荡。他在青年时代经常耽于梦想，试图在法国的名利圈中谋得一席之地，然而始终不甚成功。一直到他37岁那年，没什么先兆，他的天才突然涌现出来。
这年的一个夏日，卢梭去探望狄德罗，路上顺手翻阅着一本期刊，偶然发现第戎学院的一条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利于伤风败俗还是移风易俗？》卢梭后来自称看到这一题目后，立刻“被一千条光线刺穿了”，大量思想向他涌来，他兴奋到极点，径直地倒在一棵树下，在精神错乱中度过了半个小时。他说“从那一刻起，我住进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人”。卢梭就是在这样一种态势之下，开始了此后令他名垂千古的写作历程。
卢梭神经质的性格也让他在与人相处中始终格格不入。他几乎与每一个身边的人都要激烈争吵，每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最后都与他不欢而散。1744年到1756年，卢梭在巴黎度过了12年时光，期间与伏尔泰以及诸位百科全书派启蒙学人有较多交往，然而最终不过使双方都明确了一种印象，即卢梭不是属于这个圈子的人。甚至一向以温和敦厚而著称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在1766年好心将走投无路的卢梭带回英国亲自照顾后，后者也很快就认定休谟是阴谋反对他的代理人之一，结果再次不欢而散。
卢梭每每因此而陷入绝境，以致他最后觉得自己“在巴黎比鲁宾逊在他的岛上还要孤独”。这种神经质式的对于自然、情感与纯粹的渴望，与他的强大的理性思考能力，在他的人生以及思想中，都牵扯出一种具有莫名魅力的矛盾张力，令每一个读到卢梭的人都或痛恨或拜服，却绝对无法无动于衷。
卢梭的思想中最为国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其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然而这两部著作内部以及之间也充满着矛盾与张力。以致卢梭著作的英译者沃恩有欠公允地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表现了毫无顾忌的个人主义，《社会契约论》则表现了同样毫无顾忌的集体主义。”
平民崇拜与英雄崇拜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发展了他在第戎科学院征文中的思想，一反启蒙时代人们普遍抱持的理性主义态度，成为启蒙运动中极为扎眼的一个异类，这也是他与百科全书派相处不来的原因之一。
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看来，理性是人类的基本规定性，由理性出发，人类会服从自然法，理性的自然法也就是道德和政府的标准，更进一步地，理性统治实现之日，必也是人类大同完备之时。然而，对卢梭而言，这所谓的理性正是禁锢人的囚笼，它遮蔽了人的磅礴而出的自发情感，将人包裹在种种现代社会虚伪的繁文缛节当中，使人忘却了自己的根本，更将社会置于一种极度不公的状态。在他看来，不是理性，而是人类对于同侪所怀有的善良情感，才能够成为黏合整个社会的胶剂。人们内心自发涌出的虔诚、信仰与道德直觉，是人格与社会的基础。卢梭的这一疾呼，极大地扭转了时代的精神，直接激发了此后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
卢梭的这一理论可以导引出两种极为矛盾的现实后果，并且在后世都成为了不那么美妙的现实。
卢梭设想“善良道德”在普通人民中保存得最为纯真，此一思想可能导向对于平民的过度推崇，从而有可能会导向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大众民主。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的雅各宾阶段，“无套裤汉”的地位被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革命者对卢梭理论所做的这种推论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由于卢梭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强调，极度地冲击着理性框架的僵硬，于是，思维举止极度特立独行、孑然不群，或是人格魅力超然、置世俗于不顾的出类拔萃的个人，也可能会成为大众偶像，从而形成高度的个人英雄主义崇拜。法国大革命中的拿破仑便是这样一个偶像。这两种极为矛盾的理论后果还有可能会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个人英雄对于普罗大众的一种操纵与利用，借大众之名来获取自己不受限制的权力。拿破仑实际上就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结合，希特勒更是将此种结合推展到极致。
“强迫人自由”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更是以一种自相矛盾的形式提出了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并以此作为该书的卷首语：“究竟是用什么不可思议的艺术找到了一种办法强使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
卢梭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大家都耳熟能详—— 通过人民的“普遍意志”来形成社会契约，构造出一个新的道德实体，这便是“国家”或“主权者”，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与权力交给它，这样，人们仿佛是在服从别人，但实际上仍然是在服从自己。主权者将处理具体事务的权力委托给政府，从而便将政府建立在了人民的同意的基础上，成为“人民的公仆”。这个理论中最为人诟病的，便是卢梭提出的“强迫人自由”的观念——如果一个人拒绝服从普遍意志，人们可以强迫他服从，这是在强迫他自由。
“强迫人自由”这一观念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卢梭思想中深刻的矛盾性。将个人的纯真心灵作为个人自由的真实基础，这是一种“毫无顾忌的个人主义”，然而这种个人主义最终却要在一个最为集体主义的“普遍意志”中获得自己，这里的矛盾张力甚至达到了一种骇人的程度。它为每一个人的个人价值找到了一个最坚实不可动摇的基础——人人皆有的淳朴心灵，而非常人所难具备的精纯理性。然而这个基础本身却又是建立在另一个最取消个人价值的基础——“普遍意志”——之上。
这也同样地会导引出两种极为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最坚实的个人主义伦理，这在康德哲学里获得了完善，并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另一种则是个人价值的完全湮灭，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并在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阶段现实化，无数颗人头落地，只为了一种飘缈的意识形态。
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曾经在卢梭死前的最后时日见过他，曾经许愿要把一生奉献给卢梭。罗伯斯庇尔在达到权力的顶峰时，在一场著名演说中对卢梭推崇备至，向他表示敬意，赞颂他“是这个革命的前驱，而革命又把他送进万神殿”。然而，我宁愿相信罗曼·罗兰的判断，“有一切理由使人相信，卢梭也像伏尔泰一样本来是不承认那场向他欢呼的革命的”。
卢梭性格与理论中的种种矛盾让人着迷。史诗般的法国大革命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同样让人着迷。历史上很少有一位理论家像卢梭一样，思想与历史有着如此紧密的勾连，这两种矛盾融在一起，使卢梭及其思想更是闪耀着一种摄人心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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