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告别小二黑的墓碑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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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2 11:12
淡薄的夕阳之下，坟墓的石堆褪去了往日棱角，除了几个老人，没有人知道埋压其下的，是那个曾让一个时代着迷的男主人公
对于横岭村的“文化人”曹旺生来说，村里的牛圈是一处不能释怀的地点。
70年代出生在山西左权县这个偏僻山村的他，自从在课堂上学到了《小二黑结婚》，与平日在村里听到的“小二黑”故事联系起来，就觉得自己一定得做点什么。
课本上“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故事，与村里老人对其原型岳冬至和智英贤经历的讲述，前半段相同，结局却相反。
老人们讲述的结局是：“小二黑”岳冬至被发现死在这座牛圈里，脖子上套着绳索，膝盖跪着牛粪。
村里王天保家的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判决书，确证了这一点：岳冬至被石羊锁、王天保、石献瑛、石虎山四名村干部合伙打死，将尸体转移到牛圈伪造上吊现场。判决书的年份是1943年6月。
现年74岁的侯厂明回忆，那年4月，岳冬至死后几天，作家赵树理来到了村里。这个在当时8岁的侯厂明眼里“像是农民又挂着几支钢笔”的人，在石羊锁的屋里住了20多天，经常到牛圈转悠，到处访问大人小孩，拧下笔帽记着什么。
8年后，新中国的《婚姻法》颁布，到了1954年，左权县各乡镇开始全面实行结婚登记。
在配合婚姻法普及的文艺宣传中，根据《小二黑结婚》改编的话剧在左权县城上演，已经出狱多年当了村长的王天保去县上开会看到了演出，惊讶地发现，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遥远的悲剧
在2003年走访石羊锁和石献瑛之前，曹旺生了解的“小二黑”案件的大体经过是：
“小二黑”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当年20岁出头，高高大大。他和妇女主任智英贤恋爱上了。智英贤是跟着经商的父亲从河北武安县到这里来的，这个离大路十几里、僻处岭上的村子，大多数都是再早些时候逃难上来的外来户。
智英贤是村里出挑的女子。两人在玉茭地里约会的形迹引起了注意。被人抓住把柄的一件事是，岳冬至订了童养媳，智英贤则被父亲许给了一个肯出200元大洋聘礼的老家商人。当时的观念之下，二人的行为被视作不合伦常。
4月20日，在横岭上村布置反扫荡和春耕的会议上，村支书石羊锁和村长石献瑛话锋一转开始批评岳冬至，说他不安心工作，“调戏妇女”。岳冬至不服，当场顶起嘴来。
一个微妙的情节是，石羊锁和石献瑛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对大胆活泼的智英贤不无好感，而另外一位参会者、青年部长石虎山，则与智英贤也有感情纠葛。
判决书称，与会者开始合伙踢打岳冬至，首要打人者是石虎山。下手很重，法医验证，死者的睾丸被人踢得青紫。岳冬至死亡后，四人将他拖至牛圈，伪造了上吊身亡现场。
岳冬至的弟弟报案后，公安局派员调查，引发了在驻左权县的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的作家赵树理的兴趣。与案件判决同步，一篇叫《小二黑结婚》的小说诞生了，岳冬至变成了小二黑，智英贤成为小芹。
只是，现实中阻碍两人恋爱的人，被换成了和二诸葛、三仙姑勾结的金旺与兴旺，悲剧结局则变成了在区公所支持下的大团圆。
四名村干部被带走，关在武乡县煤矿的一座矿井里，一年后因敌情紧张释放。至于“小芹”，现实中的下落是回到河北武安，随后远嫁东北。
出狱不久，在矿井中染病的石虎山身亡，活下来的三人变得沉默寡言。解放后《小二黑结婚》登上课本，话剧在当地上演，让心有余悸的他们把头埋得更低。
“这事爹一直不吭声，也没对我说他是冤枉的。”石献瑛于2005年最后一个去世，他的儿子、61岁的石庆元说。
谁杀死了“小二黑”
关于“小二黑”之死，村里延续着一种不同于判决书的传言，却无人证实。
2003年，外界已经有人来关注这个小二黑故事原型地的偏僻村庄。石羊锁终于对曹旺生吐露了他封闭60来年的秘密，被抓的四人是冤枉串供的，原因是受不了几个月被关在井下。至于说是石虎山动的手，是由于他只有17岁，不会判死罪。
石羊锁对曹旺生说，那天会议的结果不欢而散，但并未动手，第二天一早他才知道岳冬至死了。
石献瑛最终也对儿子石庆元透露，那天会后岳冬至离去，怎么死的他不清楚。
在曹旺生整理的采访材料中，吐露真情后的石羊锁“心很明亮，没有了往日的怕意”。这距他的去世只有15天。
杀死“小二黑”的真凶是谁？
村里人疑心是“小芹”智英贤的两个哥哥。
“岳冬至一死，小芹的二哥就走了。”侯厂明说，这是村里人怀疑的主要证据。小芹的二哥智魁员当了兵，解放后才回来。和曾经坐牢的三人一样，他们兄弟也从来不提起旧事，直到20多年前相继死去。他们的后人则在外流浪，不知下落。
连那张记载了官方结论的判决书，也被人从王天保女婿手中拿走，辗转流落到太原，王家只剩下了一个复印件。
曹旺生对记者说，得知真情后再次站到牛圈前，他仍旧感到困惑。面对那个现实中的悲剧，当年赵树理像他一样站在这里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童养媳”起伏
“土改以前，（村里）都是买卖婚姻。”侯厂明说，“富人买媳妇，送彩礼。穷人接不起媳妇，只好交换从小先养着。”
侯的妹妹就是童养媳，三四岁就到了河北一家人家。那边养活不了，又送回来，自己养活。因为是交换，长到16岁还是给了人家，当时已是解放之初。
贫穷对婚姻的统治力，现在的横岭村仍见遗留。记者接触的数位村中老人里，80岁的康双全终身无钱娶妻，兄弟也是光棍；岳冬至的侄儿岳栓福，今年63岁，因为“穷，没本事”，一直没成家；现年75岁的高友生，则是28岁才娶的媳妇。
在“小二黑”故事发生的年代，根据地虽然搞了减租减息，但真正的土改还要等到四五年后。而据村民的回忆和学者的研究，与此紧密相关的婚姻自由问题，也经历了几起几落。
“1942、1943年，开始说童养媳这事。”高友生说，“开始离婚的可多了，（婆娘）一个人想离就能离，谁也拦不住。”只要是童养媳或者包办、买卖婚姻，女方提出就可解除，这在当地引起了恐慌。后来政策收紧了，变成要两人同意才能离。
这与研究解放区婚姻史的学者结论相符。学者朱晓东分析，在革命的社会动员中，最初提倡的婚姻自由受到了农民阶层的反对，他们发现自己的家庭在解体。为此苏区和根据地的政策，都规定了更加保守的离婚条件。横岭村里的先进分子岳冬至和智英贤的恋爱，因此成了这种妥协的牺牲品。
妥协是暂时的。1947年土改之后，进行了更大程度的社会动员，婚姻自由就被真正提上日程。
“1948、1949年，取消买卖婚姻，童养媳就少了。”侯厂明说。政府大力取缔之下，包办和买卖婚姻转为暗流，一直到50年代《婚姻法》实施，“结婚登记，父母不得干涉包办，买卖婚姻就没了。”
幼年侯厂明印象中那个貌不惊人的农民书生，实际却见识非凡。他把现实中岳冬至牛圈抛尸的结局改成了自由结婚，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其影响力已脱离使曹旺生困惑的牛圈万里之遥。
对包办、买卖婚姻的打击是致命的
1954年下半年，按照山西全省统一部署，左权全县铺开结婚登记。左权县人民政府1955年1月2日的通知开篇说：“我县建立了婚姻登记站，半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
政府主导的登记结婚代替媒妁之言，对包办、买卖婚姻的打击是致命的。侯厂明和高友生都是新制度的受益者---前者在1957年结婚，总共花90元钱；后者在1962年结婚，“自由恋爱，一分钱没花，就买了一点衣裳。”
与登记结婚并行的，是对残存的买卖和包办婚姻的打击。左权县所在的榆次专区，1955年~1957年妇联工作规划提出：“在山庄、小村彻底肃清买卖及变相买卖婚姻和童养媳。”各乡的妇女工作报告都提到，要检查本地婚姻法贯彻情况，“教育各基层被压迫妇女向封建家庭斗争。”
从历史资料来看，1954年实施婚姻登记之时，左权当地的买卖婚姻和童养媳现象仍然严重。榆次妇联1955年的报告总结说，“全区1954年申请结婚35574对，未批准登记2562对，其中因包办强迫本人不同意313对，不够婚龄842对，其他变相买卖等1497对。”甚至一些主持登记的乡文书也参与买卖婚姻，“把十岁左右的姑娘介绍到邻乡当了童养媳。”
而新旧冲突依然剧烈。榆次妇联1955年在《两年来贯彻婚姻法情况的总结》中指出，“自杀、被杀情况时有发生”，“大部分妇女因离婚后另找对象或带孩子、分财产被前夫杀害，男方畏罪自杀”，这和“小二黑”的遭遇似出一辙。
政府动用司法对于顶风包办婚姻者进行镇压，如太谷县审判干涉包办婚姻的杨汝铭，“在犯罪地点召开群众大会，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由妇联及法院院长做了婚姻法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档案资料里，政府明显地把婚姻自由与合作化、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与左权相邻的长治专区在《贯彻婚姻法模范代表回忆情况综合报告》中指出：“广大妇女参加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生产运动与社会活动，在婚姻与家庭关系上起了深刻变化”，“路安县张淑兰结婚后，与男人订计划，首先发动家里入合作社，第二天便开家庭会议，讲农业社10大优越性”。在《小二黑结婚》里，小二黑和小芹的结婚，改变了村里落后的工作局面。
50年后的今天，左权结婚收彩礼出现回潮之忧，金额动辄过万。“长期遗留的民风，越是困难户，越讲究收彩礼，互相攀比，谁站出来打破这个都比较难。”左权县民政局长赵世清说，他们对《婚姻法》的宣传，是发一些宣传材料和办一些墙报。
夕阳下的墓碑
缺水，使1942年建制的横岭村步履艰难。
扶贫搬迁带来了转机，两年前，横岭上村和地处公路旁的大南庄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在每人2500元的国家补贴鼓励下，村里人正在下迁。在与大南庄村相对的地头，已经起好了一片供横岭上村人集体入住的平房，只是大多数还没有安装门窗。
实际上，现在的横岭村里已经只剩下老人。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认识对象和结婚，成家后也不愿意住在老村，小二黑的往事，和家乡一起离他们远去。
26岁的杨耀武结婚两年，他到过太原和内蒙古打工，媳妇是在外面认识自由结婚的，婚后小两口搬到了公路旁的下庄住，只是偶尔回来看看住在老村的奶奶。“这地方其实不赖，自然条件好得很，”他有些惋惜，“加上有小二黑的故事，要是搞个绿色度假村肯定好，只是没人投资。”
这也正是现任村干部曹云生和岳瑞明等人的想法，外面来人对于小二黑往事的几次采访，触发了他们的灵感。只是投资者的身影还显得飘渺。
也许到了那天，“小二黑”岳冬至和他的“情敌”石虎山的坟墓不至如今天般寂寞。由于是凶死，岳冬至的坟墓被深埋在村庄下方的杂树林里，当时山路崎岖，需要多人抬埋，共食用小米63斤，炒面45斤，由四名当事者共同负担。石虎山的坟墓则在不远的另一处杂树林里，相望可见。
淡薄的夕阳之下，坟墓的石堆褪去了往日棱角，除了几个老人，没有人知道埋压其下的，是那个曾让一个时代着迷的男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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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横岭村的“文化人”曹旺生来说，村里的牛圈是一处不能释怀的地点。
70年代出生在山西左权县这个偏僻山村的他，自从在课堂上学到了《小二黑结婚》，与平日在村里听到的“小二黑”故事联系起来，就觉得自己一定得做点什么。
课本上“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故事，与村里老人对其原型岳冬至和智英贤经历的讲述，前半段相同，结局却相反。
老人们讲述的结局是：“小二黑”岳冬至被发现死在这座牛圈里，脖子上套着绳索，膝盖跪着牛粪。
村里王天保家的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判决书，确证了这一点：岳冬至被石羊锁、王天保、石献瑛、石虎山四名村干部合伙打死，将尸体转移到牛圈伪造上吊现场。判决书的年份是1943年6月。
现年74岁的侯厂明回忆，那年4月，岳冬至死后几天，作家赵树理来到了村里。这个在当时8岁的侯厂明眼里“像是农民又挂着几支钢笔”的人，在石羊锁的屋里住了20多天，经常到牛圈转悠，到处访问大人小孩，拧下笔帽记着什么。
8年后，新中国的《婚姻法》颁布，到了1954年，左权县各乡镇开始全面实行结婚登记。
在配合婚姻法普及的文艺宣传中，根据《小二黑结婚》改编的话剧在左权县城上演，已经出狱多年当了村长的王天保去县上开会看到了演出，惊讶地发现，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遥远的悲剧
在2003年走访石羊锁和石献瑛之前，曹旺生了解的“小二黑”案件的大体经过是：
“小二黑”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当年20岁出头，高高大大。他和妇女主任智英贤恋爱上了。智英贤是跟着经商的父亲从河北武安县到这里来的，这个离大路十几里、僻处岭上的村子，大多数都是再早些时候逃难上来的外来户。
智英贤是村里出挑的女子。两人在玉茭地里约会的形迹引起了注意。被人抓住把柄的一件事是，岳冬至订了童养媳，智英贤则被父亲许给了一个肯出200元大洋聘礼的老家商人。当时的观念之下，二人的行为被视作不合伦常。
4月20日，在横岭上村布置反扫荡和春耕的会议上，村支书石羊锁和村长石献瑛话锋一转开始批评岳冬至，说他不安心工作，“调戏妇女”。岳冬至不服，当场顶起嘴来。
一个微妙的情节是，石羊锁和石献瑛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对大胆活泼的智英贤不无好感，而另外一位参会者、青年部长石虎山，则与智英贤也有感情纠葛。
判决书称，与会者开始合伙踢打岳冬至，首要打人者是石虎山。下手很重，法医验证，死者的睾丸被人踢得青紫。岳冬至死亡后，四人将他拖至牛圈，伪造了上吊身亡现场。
岳冬至的弟弟报案后，公安局派员调查，引发了在驻左权县的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的作家赵树理的兴趣。与案件判决同步，一篇叫《小二黑结婚》的小说诞生了，岳冬至变成了小二黑，智英贤成为小芹。
只是，现实中阻碍两人恋爱的人，被换成了和二诸葛、三仙姑勾结的金旺与兴旺，悲剧结局则变成了在区公所支持下的大团圆。
四名村干部被带走，关在武乡县煤矿的一座矿井里，一年后因敌情紧张释放。至于“小芹”，现实中的下落是回到河北武安，随后远嫁东北。
出狱不久，在矿井中染病的石虎山身亡，活下来的三人变得沉默寡言。解放后《小二黑结婚》登上课本，话剧在当地上演，让心有余悸的他们把头埋得更低。
“这事爹一直不吭声，也没对我说他是冤枉的。”石献瑛于2005年最后一个去世，他的儿子、61岁的石庆元说。
谁杀死了“小二黑”
关于“小二黑”之死，村里延续着一种不同于判决书的传言，却无人证实。
2003年，外界已经有人来关注这个小二黑故事原型地的偏僻村庄。石羊锁终于对曹旺生吐露了他封闭60来年的秘密，被抓的四人是冤枉串供的，原因是受不了几个月被关在井下。至于说是石虎山动的手，是由于他只有17岁，不会判死罪。
石羊锁对曹旺生说，那天会议的结果不欢而散，但并未动手，第二天一早他才知道岳冬至死了。
石献瑛最终也对儿子石庆元透露，那天会后岳冬至离去，怎么死的他不清楚。
在曹旺生整理的采访材料中，吐露真情后的石羊锁“心很明亮，没有了往日的怕意”。这距他的去世只有15天。
杀死“小二黑”的真凶是谁？
村里人疑心是“小芹”智英贤的两个哥哥。
“岳冬至一死，小芹的二哥就走了。”侯厂明说，这是村里人怀疑的主要证据。小芹的二哥智魁员当了兵，解放后才回来。和曾经坐牢的三人一样，他们兄弟也从来不提起旧事，直到20多年前相继死去。他们的后人则在外流浪，不知下落。
连那张记载了官方结论的判决书，也被人从王天保女婿手中拿走，辗转流落到太原，王家只剩下了一个复印件。
曹旺生对记者说，得知真情后再次站到牛圈前，他仍旧感到困惑。面对那个现实中的悲剧，当年赵树理像他一样站在这里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童养媳”起伏
“土改以前，（村里）都是买卖婚姻。”侯厂明说，“富人买媳妇，送彩礼。穷人接不起媳妇，只好交换从小先养着。”
侯的妹妹就是童养媳，三四岁就到了河北一家人家。那边养活不了，又送回来，自己养活。因为是交换，长到16岁还是给了人家，当时已是解放之初。
贫穷对婚姻的统治力，现在的横岭村仍见遗留。记者接触的数位村中老人里，80岁的康双全终身无钱娶妻，兄弟也是光棍；岳冬至的侄儿岳栓福，今年63岁，因为“穷，没本事”，一直没成家；现年75岁的高友生，则是28岁才娶的媳妇。
在“小二黑”故事发生的年代，根据地虽然搞了减租减息，但真正的土改还要等到四五年后。而据村民的回忆和学者的研究，与此紧密相关的婚姻自由问题，也经历了几起几落。
“1942、1943年，开始说童养媳这事。”高友生说，“开始离婚的可多了，（婆娘）一个人想离就能离，谁也拦不住。”只要是童养媳或者包办、买卖婚姻，女方提出就可解除，这在当地引起了恐慌。后来政策收紧了，变成要两人同意才能离。
这与研究解放区婚姻史的学者结论相符。学者朱晓东分析，在革命的社会动员中，最初提倡的婚姻自由受到了农民阶层的反对，他们发现自己的家庭在解体。为此苏区和根据地的政策，都规定了更加保守的离婚条件。横岭村里的先进分子岳冬至和智英贤的恋爱，因此成了这种妥协的牺牲品。
妥协是暂时的。1947年土改之后，进行了更大程度的社会动员，婚姻自由就被真正提上日程。
“1948、1949年，取消买卖婚姻，童养媳就少了。”侯厂明说。政府大力取缔之下，包办和买卖婚姻转为暗流，一直到50年代《婚姻法》实施，“结婚登记，父母不得干涉包办，买卖婚姻就没了。”
幼年侯厂明印象中那个貌不惊人的农民书生，实际却见识非凡。他把现实中岳冬至牛圈抛尸的结局改成了自由结婚，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其影响力已脱离使曹旺生困惑的牛圈万里之遥。
对包办、买卖婚姻的打击是致命的
1954年下半年，按照山西全省统一部署，左权全县铺开结婚登记。左权县人民政府1955年1月2日的通知开篇说：“我县建立了婚姻登记站，半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
政府主导的登记结婚代替媒妁之言，对包办、买卖婚姻的打击是致命的。侯厂明和高友生都是新制度的受益者---前者在1957年结婚，总共花90元钱；后者在1962年结婚，“自由恋爱，一分钱没花，就买了一点衣裳。”
与登记结婚并行的，是对残存的买卖和包办婚姻的打击。左权县所在的榆次专区，1955年~1957年妇联工作规划提出：“在山庄、小村彻底肃清买卖及变相买卖婚姻和童养媳。”各乡的妇女工作报告都提到，要检查本地婚姻法贯彻情况，“教育各基层被压迫妇女向封建家庭斗争。”
从历史资料来看，1954年实施婚姻登记之时，左权当地的买卖婚姻和童养媳现象仍然严重。榆次妇联1955年的报告总结说，“全区1954年申请结婚35574对，未批准登记2562对，其中因包办强迫本人不同意313对，不够婚龄842对，其他变相买卖等1497对。”甚至一些主持登记的乡文书也参与买卖婚姻，“把十岁左右的姑娘介绍到邻乡当了童养媳。”
而新旧冲突依然剧烈。榆次妇联1955年在《两年来贯彻婚姻法情况的总结》中指出，“自杀、被杀情况时有发生”，“大部分妇女因离婚后另找对象或带孩子、分财产被前夫杀害，男方畏罪自杀”，这和“小二黑”的遭遇似出一辙。
政府动用司法对于顶风包办婚姻者进行镇压，如太谷县审判干涉包办婚姻的杨汝铭，“在犯罪地点召开群众大会，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由妇联及法院院长做了婚姻法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档案资料里，政府明显地把婚姻自由与合作化、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与左权相邻的长治专区在《贯彻婚姻法模范代表回忆情况综合报告》中指出：“广大妇女参加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生产运动与社会活动，在婚姻与家庭关系上起了深刻变化”，“路安县张淑兰结婚后，与男人订计划，首先发动家里入合作社，第二天便开家庭会议，讲农业社10大优越性”。在《小二黑结婚》里，小二黑和小芹的结婚，改变了村里落后的工作局面。
50年后的今天，左权结婚收彩礼出现回潮之忧，金额动辄过万。“长期遗留的民风，越是困难户，越讲究收彩礼，互相攀比，谁站出来打破这个都比较难。”左权县民政局长赵世清说，他们对《婚姻法》的宣传，是发一些宣传材料和办一些墙报。
夕阳下的墓碑
缺水，使1942年建制的横岭村步履艰难。
扶贫搬迁带来了转机，两年前，横岭上村和地处公路旁的大南庄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在每人2500元的国家补贴鼓励下，村里人正在下迁。在与大南庄村相对的地头，已经起好了一片供横岭上村人集体入住的平房，只是大多数还没有安装门窗。
实际上，现在的横岭村里已经只剩下老人。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认识对象和结婚，成家后也不愿意住在老村，小二黑的往事，和家乡一起离他们远去。
26岁的杨耀武结婚两年，他到过太原和内蒙古打工，媳妇是在外面认识自由结婚的，婚后小两口搬到了公路旁的下庄住，只是偶尔回来看看住在老村的奶奶。“这地方其实不赖，自然条件好得很，”他有些惋惜，“加上有小二黑的故事，要是搞个绿色度假村肯定好，只是没人投资。”
这也正是现任村干部曹云生和岳瑞明等人的想法，外面来人对于小二黑往事的几次采访，触发了他们的灵感。只是投资者的身影还显得飘渺。
也许到了那天，“小二黑”岳冬至和他的“情敌”石虎山的坟墓不至如今天般寂寞。由于是凶死，岳冬至的坟墓被深埋在村庄下方的杂树林里，当时山路崎岖，需要多人抬埋，共食用小米63斤，炒面45斤，由四名当事者共同负担。石虎山的坟墓则在不远的另一处杂树林里，相望可见。
淡薄的夕阳之下，坟墓的石堆褪去了往日棱角，除了几个老人，没有人知道埋压其下的，是那个曾让一个时代着迷的男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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