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

　　互联网从诞生的最初时刻起，就一直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图景与修辞纠缠不休。随着ICT技术的使用、功能与影响日益增强，个人的与公共的生活悉被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无不囊括其中，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变得更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所剥夺，也被大企业所侵害。

　　与此同时，社会性与地域性的鸿沟不仅始终没有消除，而且似乎还诞生了新的形式：例如，网络素养成为一个社会发展健康的公民文化的瓶颈。公民很大程度上现在可以利用ICT技术对公共政策发言、为自己坚信的事业聚集力量、通过大规模协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展开互助。我们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公民称为“数字公民”。然而，成为数字公民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其必须具备广泛的技能、知识以及能够轻易地进入网络；二是有意愿在网上参与社会建设、政治进程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这样的要件很自然地会把很多地方的民众排除在外，比如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和不存在可行的上网方式的人。这在世界各地都绝非罕见：有许多人仍然不能阅读和写作；有些地方连电力都不能保证，上网不过是空想。这也表明，不断扩大数字公民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乃是各国政府的要务之一。

　　从国家与互联网的关系而言，全球国家业已分为两个阵营：那些坚持要对国民的信息入口实施更多控制的国家，倡导“国家主权模式”；而那些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国家，则倾向于政府角色应大幅弱化。对于民间社会而言，这样的冲突更令世界各地的公民相信，互联网正走向一个制订“大宪章”的时刻，必须要求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和公民的连接权利。正如英国的贵族们在1215年制订“大宪章”来约束不受欢迎的约翰国王的权力，今天，网民应组织起来遏制政府和企业的权力。

　　互联网的“宪章时刻”存在三个突出的主题：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不少国家以强调安全之名牺牲公民自由与隐私，此一安全与自由之争在网络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见。数字社会的复杂性质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与安全的概念。个体公民更加关心自己的数据为何人掌握，政府则看到电脑犯罪、黑客活动、恐怖袭击等占据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我们有可能同时在网上获得自由与安全吗？必须知道的是，一种互联网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对于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用户共享类似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他们什么都想要：用户并不认为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从中进行艰难的抉择。

　　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要求我们重新界定信任的边界，并在数字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用户现在可以方便、灵活地收发各种信息，这给网络法与网络规范造成了空前挑战。后者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总是落后于技术的发展。网络行为如何在规制与规范下得以发生和展开？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如何保证？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否能共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当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数字信任？这种线上的信任又是怎样同线下的责任感、透明度等等关联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网络接入权与网民素养是网络社会的基石所在，个人因此而赋权，知识藉此而撒播，从而确保不会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进的互联网列车。在这里，数字鸿沟不仅意味着网络接入权的泛化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还包括上网设备的成本、用户的技能、应用ICT技术的时间与机会以及用户使用的目的和影响等多个参数。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例如，年轻的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颠覆了传统精英的位置，致使整个社会弥漫“后喻”文化。然而数字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养以及新的伦理，特别是在年长者对年轻人引领的网络规范充满狐疑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数字时代的连接是否最终会导向赋权，以及赋权的对象为何。

　　总之，在互联网发展的最近10年，技术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不论是工具还是平台，也不论人们对这些工具和平台的使用和理解，都显示出一种明确无误的演进：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我们将面临一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正是为此，围绕互联网的公共讨论和学术话语正在发生一场从“强调可能性、新鲜感、适应性、开放度到把风险、冲突、弱点、常规化、稳定性和控制看作当务之急”的迁移。

　　我所说的这场冲突，构成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它并不仅仅关乎信息自由，而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法国已故“老虎总理”克莱孟梭讲过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给将军们。我想套用这句话作为结尾：互联网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给政府和企业。

　　文/胡泳